見文學•見香港‧見眾生

「文字傷舞」，兩種媒介似是南轅北轍，但作者卻從中看出不同藝術媒介有其共生性與放射性。文學的價值正正在於它的可塑性，可以在其它媒介中找到共生的可能。

《獨眼讀看──劇場、舞影、文學跨世紀》書影

（相片及文章均由作者授權轉載）       

                                  文/區仲桃

「見自己，知天地，愛眾生」──吳美筠在《獨眼讀看──劇場、舞影、文學跨世紀》的序中借用王家衛電影《一代宗師》裏的對白，道出了自己近三十年來藝術評論文章風格的轉化過程。也許我們可以進一步演繹這句對白，嘗試用來概括這部評論集的內容──它是對文學（自己），對文學和其它媒體（天地），對文學與社會大眾（眾生）等種種的一種審視。

書中<感冒誌>劇照，拍攝：張志偉 & Keith Sin@Hiro Graphics

文學到底是什麼？對於這個老掉牙的問題，吳美筠並沒有用尋常的方式來解答。狹義來說，四十五篇藝術評論文章中，直接寫文學作品的只有評羅少文的詩〈獨行的太陽成絶響〉、董啟章的小說〈扭曲人與港產物我與文學的相生鏈〉及楊絳的散文〈楊絳：把散文變成夢里長夢〉這幾篇。作者用更多的篇幅探討文學與其他媒體的關係，特別是當文學轉化成其它媒介時所面對的各種問題。其中包括文學與劇場、舞蹈及電影中問的媒體轉換。把觀眾熟悉的文學作品例如《雷雨》、《離騷》等改篇成為舞蹈時，吳美筠認為很容易讓觀眾失望。加上「文字傷舞」，兩種媒介似是南轅北轍，但作者卻從中看出不同藝術媒介有其共生性與放射性。文學的價值正正在於它的可塑性，可以在其它媒介中找到共生的可能。吳美筠在評論劇場版《感冒誌》時點出：劇場版「捕獲和傳遞的不是語言表面的內容，而是關心難於把握、不可解的部分。」這裏指的神秘和不可解的部分，作者在評論《帝女花》、《美的葬禮》時寫得更明白透切，那是指抒情及詩意。吳美筠借高行健在電影《美的葬禮》裏的話說明：「在商品拜物教和政治無孔不人的時代，竭力尋找喪失了的美和詩意。」在唐滌生的《帝女花》中，吳美筠進一步讀出劇中亂世駙馬的情意──「面對無邊的政治重壓，也不輕言放棄」，她認為這份情正是「香港土產經典戲曲劃時代的文學性」。

動藝改編<離騷>的舞蹈演出(圖片來源：舞團網站)

吳美筠也藉著書評表達了她對文學與社會大眾的看法。其中借《詩性正義──文學想像與公共生活》思考雨傘運動，她提出了目前社會運動的公眾話語缺乏公正性，各種討論基於不同群體的利益，各為其主。她認同努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提出的「公眾話語的公正性，必須通過文學所呈現的暢想（fancy）和敘事想像（narrative imagination)，而這兩項恰恰是民主社會必然需要的組成部分。」最後，我們也許可以同樣以王家衛電影的對白，為吳美筠的評論集的成果作一個小結，它讓讀者們見文學，見香港，見眾生。

《 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書影

作者簡介：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香港教育大學助理教授。曾任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包括現當代中國文學、比較文學及文化研究，及現代主義文學理論等。

〈評論作為一種創作形式〉

新詩評論本來就是一種「創作形式」，既不晚於、亦不低於詩作而可自足存在。不管之前如何被扭曲或錯位，今日我們應該大聲疾呼：新詩評論必須回歸其「創作形式」本位，努力製造更多內涵豐富、可讀性高、知感交融的評論寫作

 

文/楊宗翰

在我個人的文學養成經驗裡，創作與評論二者間從來就沒有優先順序——愛讀詩，自然嗜讀詩論；關心文學，同樣不可能放過文論。這其實無關乎感性及理性的角力，而是我一向主張詩評 （或文學評論）本來就是一種「創作形式」，既不晚於、亦不低於詩（或其他文體）而自足存在。我深信詩評不是詩創作的附屬品，文論與創作間亦斷無孰尊孰卑的問題。

話雖如此，評論這種「創作形式」在台灣恆常難脫「錯位」之憾，竟被視為創作的對立面、 作家的驗屍官。精彩評論的誕生，彷彿真得踏過作家作品的溫熱屍體，把身心靈大卸八塊、分區解剖？對嘔心瀝血的創作者來說，評論就是在敲榔頭與送花籃中二擇一，儼然是全宇宙最嚴格挑剔的帝王讀者！說到底，對評論尊之過甚抑或鄙之過低，都忽略了它畢竟還是（只是！）一種 「創作形式」的事實。評論不是創作的敵人，更不是創作的僕人或主人。此本屬卑之無甚高論，在台灣的文學圈卻顯得突兀而怪異。就像有些作家永遠渴望評論者憐愛垂青，盼著有朝一日能魚躍龍門（殊不知這是自貶為後宮一員，苦候皇上挑選臨幸，共度春宵）；或像部分作家視評論者如土芥，評論者也只好視作家如寇讎——令人不禁想要大聲譴責，究竟是誰建立起這類毫無依據之謬論，陷評論於不義／不利？

楊牧《一首詩的完成》書影

創作與評論的兩相對立或尊卑之別，亦可見於台灣的新詩界：詩人寫詩，詩評家撰評。詩作見於詩刊，評論登在學報。兩者間若還有交集，只剩下於學院教書的龐大詩人隊伍。他們擁有博士學位，普遍被稱為「學院詩人」，報紙、詩刊、學報都是其發表園地。但他們每一位都很清楚，把詩評論文放在未獲SCI（科學論文引用索引）或SSCI（社會科學論文引用索引）之指標期刊上，是跟自己的未來與時間過不去。學涯如仕途，謀職不易，環境險惡，升等困難。沒於規定期限內當到正教授之前，「學院詩人」還是乖乖遵守學院規矩，詩的規矩……只能忍痛留待日後再說。

我雖任職於出版界，但也在大學兼課近十年，看多了自然頗有體會。詩的創作與評論，今日同樣面臨「發表園地猶在，閱讀需求遽減」的困境。台灣現在的詩刊與學報，多數都有獲得文化部、國藝會、地方文化局或學校單位的補助，「經費」不是問題，問題在「讀者」不見了——「窮得只剩下錢」，這才真正是最壞的時代。以雜誌形式存在的詩刊，還有機會少量鋪上部分實體書店或網路書店；學報則幾乎完全變成贈送模式，主事者還常苦於無處可送，很怕堆久了變成「四庫全書」。台灣的詩刊，老牌那幾份大多印量一千，再超過則屬鳳毛麟角；台灣的文學相關科系學報，印三、五百本都是深具勇氣，少數則已改為只編不印、按需印刷（Printed On Demand）或僅出電子書，以免紙本庫存堆滿了不算寬敞的辦公區或小倉。目標讀者流失、傳播效益遞減上，值此困境還去爭辯創作／評論間的對立或尊卑，豈不可笑？

但我一向不是悲觀或宿命論者。立定方向，積極行動，總能改變（哪怕只是百分之一的）趨勢或局面。誠如前述，我認為新詩評論本來就是一種「創作形式」，既不晚於、亦不低於詩作而可自足存在。不管之前如何被扭曲或錯位，今日我們應該大聲疾呼：新詩評論必須回歸其「創作形式」本位，努力製造更多內涵豐富、可讀性高、知感交融的評論寫作，讓自己成為台灣新詩界與文化圈的注目焦點。為什麼要說是「回歸」呢？因為這類評論創作古已有之，譬如涵蓋了「話」、「說」、「談」、「記」、「論」、「錄」、「評」等各類表達方式的詩文評。中國古代文人用這些風貌多樣的詩文評來評介作家作品，漫談文學原理，敘述作者事蹟。它們或許採隻字片語，或許屬長篇巨製，其依據則來自隨筆札記、他人評語、詩文編選評釋、詩賦傳記墓銘，藉此來探索文學問題及評騭作家作品。豐富多樣、面貌不一的詩文評寫作，是中國古典文學的亮點；台灣的新詩評論，為什麼不能借重其魅力和長處？

此處所言之「新詩評論」，是「詩評」與「詩論」的統稱。在台灣「評」與「論」兩者常被混用，其實有必要界定說明。「評」應指批評 (criticism，特別是practical criticism)，著重於評價與分析；「論」則屬理論（theory）層面之研究探討。兩者固然關係密切，卻不宜輕易等同。劉勰《文心雕龍•論說》中出現過「評」、「論」二字：「評者，平理」，即裁判評價；「論者，倫也」，指闡發道理。在《文心》中分列的「評」與「論」，到了范曄〈獄中與諸甥姪書〉與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更直接連結為「評論」一詞；「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學為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裁，知可施行，然後出手」。歷代詩文評作品中有以「評論」為名者，如許增輯《白石道人詩詞評論》一卷。清末王國維亦著有《紅樓夢評論》，為運用西方美學思想來分析中國文學的開創之作。由上可知，「評論」一詞乃源於悠久中文傳統。

[清]張竹坡批評 皋鹤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一百回 清康熙年影松軒刊本殘卷
圖片來源：網上資料

用「新詩評論」而不用「新詩批評」，也是因為「批評」一詞很晚才在中文語境中出現。中國古籍裡幾乎未見「批評」一詞，連清康熙年間張竹坡評本《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裡「批評」兩字也是後人刊刻上的。就語義而論，所謂「批評」乃批注評釋的簡稱，未若「評論」兩字之涵蓋性與全面性。

會呼籲新詩評論回歸「創作形式」本位，製造出內涵豐富、可讀性高、知感交融的評論寫作，我心中自然已有所屬。在繁複多樣的各式評論中，我認為足以參考者並非坊間常見《XX詩美學》或《OO詩研究》之流，卻是以散文集或演講集樣貌出現的楊牧《一首詩的完成》 (1989)與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1988）。楊牧兼具現代詩人及比較文學學者身份，《一首詩的完成》原題「給青年詩人的信」，共有十八篇， 採書信體來談論詩的定義、方法、形式和內容，探索意象、色彩、聲音之要求，思辨傳統和經典、生存環境及社會參與問題。此書既可作為文學精神之引導、批評方法之演示，亦是認識楊牧文學心靈的一把鑰匙。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 「創作形式」，這本書信體散文集當然應該列入台灣新詩評論寫作的可能參照。

卡爾維諾著作《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書影

在卡爾維諾眾多著作中，《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相當不同。第一，此書為他接受諾頓演講（the Charles Eliot Norton Lectures）邀請，赴美前以義大利文寫成的演講稿。第二，由於作者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九日死於中風，此書終究沒有完成，演講也從未真正進行。《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載明他認為好的文學作品所必要的六個條件：輕(Lightness)、快(Quickness)、精 (Exactitude)、顯 (Visibility)、繁 (Multiplicity) 而且各個條件都不能忽略其他相對條件(按：第六個條件「稠(Consistency)」未及完成)。他旁徵博引希臘神話、薄伽丘、塞萬提斯、昆德拉、卡夫卡等人作品來詮釋，並強調語言的精確明晰，描述文學如何逸出常軌……。身為一代小說名家的卡爾維諾，在這本書中談的不僅是小說， 也可以作為各類文體創作者的參考座標。依個人經驗，每當我對文學系學生講授大一課程時，《一首詩的完成》與《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幾乎都會在參考書目之列。理由無他：這兩本著作早已超越書信集或演講稿格局，其用心直指文學之「魂」、評論之「道」。

倘若新詩評論要向「創作形式」回歸，《XX詩美學》或《OO詩研究》顯然不會是最佳選擇——它們畢竟是學院style，註釋與格式規矩，升等或積分可期；可惜就敗在感染力薄弱，影響力堪虞，出不了學院圍牆。台灣新詩界需要的，是真正能讓新詩評論作為一種「創作」而出現的書寫。如果我們不能期待檯面上的評論名家，就只能激進地等待尚未現身的新書寫者了。

[原刊《創世紀詩雜誌》175期，2013年6月。經作者同意後轉載，特此銘謝。]

楊宗翰，台灣作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專任助理教授。著有評論集《異語：現代詩與文學史論》（釀出版，2017）、《台灣新詩評論：歷史與轉型》（新銳文創，2012）、《台灣現代詩史：批判的閱讀》（巨流，2002）、《台灣文學的當代視野》（文津，2002）。主編《交會的風雷：兩岸四地當代詩學論集》(允晨文化，2018)、《淡江詩派的誕生》（允晨文化，2017）、《血仍未凝：尹玲文學論集》（釀出版，2016）、《逾越：台灣跨界詩歌選》（福州海風，2012）、《跨國界詩想：世華新詩評析》（唐山，2003）、《台灣現代詩史：批判的閱讀》（巨流，2002）、《文學經典與台灣文學》（富春，2002），並策劃與主編「林燿德佚文選」、「菲律賓華文風」、「馬華文學獎大系」、「馬森文集」、「台灣七年級文學金典」等系列出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