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家變成同一個人」

那天近黃昏，盧偉力博士終於帶曾詠聰與我參觀他的書倉。藏書、文件、剪報、影帶多如海水淹浸各個安靜的書架，在他向我們概說分類時，所有靜物才成了活物。書架間的穿行，也像走進人的半生歷程──對了，我找曾詠聰到來進行訪問，不都是從話語中走進這位近年屢獲文學大獎的年輕詩人，從前走過的人生嗎？

話語存留於手機錄音檔案，供我寫稿之用，倒也有部份在我耳邊餘音未散，尤其是「大家變成同一個人」──曾詠聰在大學時期與同學組成「煩惱詩社」，可說是承接浸會大學的詩社傳統，定期聚會談詩，當中會把各人的詩糊名討論。詩社更進一步向校方申請資助出版詩刊，社員之間因編務而頻繁見面，交換詩作閱讀，互予批評及意見，修改之後便一起投往文學獎，成為曾詠聰對於詩的深刻記憶：「那段時間大家互相影響得深，你發現了好詩，我發現了好詩，經常有所分享。」然而他旋即冷靜道出，後來情況演變至大家寫的詩愈來愈相似，相信是由於頻密的分享與認同下，對詩的審美拉近得難分彼此。「甚至不用糊名也看得出是誰寫，寫什麼。」對於整個詩社來說，這顯然是一個問題，在沒有衝突的平和氣氛下，各人遂不再像從前，即使再參與文學獎也是各自行事，加上相繼進入職場，昔日專注寫詩論詩的日子自然淡出，不過大家依然保持經常聯絡的友誼。

2019年末，曾詠聰出版的首本詩集《戒和同修》，書名的命名，來自佛家提倡的生活態度「六和敬」。

由讀詩到學寫詩皆主要自行摸索的我，知道香港有不少大小不一的文學團體，但那些連結還是傾向疏離，畢竟各有生活，能投入的時間及心力有限。所以曾詠聰的詩社經歷，一群人為了創作聚首，終於也因創作而各奔前路，頗有象徵意義──詩人最重要的是個性。但在個性背後，曾詠聰的創作又並非只道自我，反而經常不離與他者的關係，乃至視彼此為一整體，像他在2019年末出版的首本詩集《戒和同修》。首先令人留意的是書名，來自佛家提倡的生活態度「六和敬」，卻選了似乎有違創作自由，著眼於守規的「戒」。「戒字並不指向我的創作，而是說在這裡有很多寫作人，遵循各自的寫作規律與模式。」他再次强調自己寫詩的起源在於團體：「像共同修行。」

以這種有如「我中有你」的目光讀此詩集，我們可以找出個人成長，旁及與他者相處的主軸命題。既然成長是詩集關鍵，讓我們先回溯曾詠聰的早年生活去。「自小因父母外出上班，我得照顧年紀比我小很多的弟弟。」他憶述時也在自我剖析，為何寫關於家庭的詩作裡，會呈現既疏離又親密的關係，大概來源於父母夜歸，每天相處時間短促所致。此外父母還會不時把他和弟弟交託他的外公外婆照顧，「詩集內有詩提及外公外婆患腦退化，此事令我有很深的感觸。」

他又笑言那時頑皮不安份，至初中階段難忍課堂枯燥苦悶，模仿金庸小說寫出自己的作品，竟引來同學們的傳閱，不知不覺像寫著連載小說。「可能我不擅繪畫，就改用文字去表達。」他對我說出之際，我以為他說的是我──沉浸於漫畫的我，起初也因相同的理由才寫作起來呢──心神一震之間，幸好沒有遺漏他說下去，升讀預科遇上文學老師的啟蒙，開始認識各種寫作手法和審美準則，定下創作文學的志向。繼而在進入偏重古典的大學中文系後，也選修人文學系方面的創作課程，得胡燕青、麥樹堅、唐睿等的指導，廣泛閱讀世界各地的文學作品。更為完成習作，訪問了詩人兼同系學兄呂永佳。「由他的詩集《而我們行走》讀起，很成熟的詩，不時都會重看，影響我很大。」觀察生活的角度、街道上投射的意象，在在皆影響著曾詠聰的詩歌創作。於是為《戒和同修》作序的，就是呂永佳。

序言裡指出「整本詩集洋溢著濃厚的生活氣息，而這種氣息非常地道、非常香港。」讓我補充，這種氣息可從個體又放置於一道隱約的脈絡裡看，先行者如鍾國强，繼有如麥樹堅、可洛、呂永佳，曾詠聰後發而來，在以詩處理生活題材，作了無形中也屬「我中有你」的承傳。

二

回家、白化症的太陽與恰如其分

「詩集本身就是最後一首詩。」曾詠聰得詩人關天林的提醒，故此在詩集的分輯和編排上都有不少心思──分為五輯，各以相應分輯內的某首詩中抽取一句來命名，「回憶和家庭對我至為重要，相關主題的詩便置於起首的輯一，例如〈回家〉。」按此想法，他陸續藉自己的詩，把構成其人生的重要元素，拼合成冊。「記得最後一首是寫我外公的，象徵最重要的循環還是家庭。只是其中有我應對人間的不同問題。」

詩集中深受讚譽的〈回家〉和〈最後，我來到了灣仔西〉，前詩以從新居回老家的細節，寫今昔之間的情感距離，時空對照的厚度和嘆喟，後詩以跟友輩及帶領後輩的先後兩段旅程交相剪接，則有異曲同工之妙，手法突出，俱為冠軍之作。「我有為參加文學獎寫詩的。」曾詠聰坦言：「但通常都落選的。」他自知寫親身經歷、內心體會才會得心應手，正如上述兩首詩都不是對應文學獎而作，後者更是投稿刊物遭拒轉而參賽，可謂冥冥中的意思。「參與文學獎是想讓別人認識我還在寫，而且至少有人、有評審會認真讀我的詩。」

這份寫作的孤獨中，他從生命裡截取真實的部份書寫，在他看來〈最〉的來回敘述，跨度大於〈回〉，但構思〈最〉的時間反而較少。「那時我帶領童軍露營後，一回來便寫。以往很想和朋友去的灣仔西，突然誤打誤撞到達了，事情像上帝做的一首詩。」順著天意，時空交錯無須刻意營造，讓詩意水到渠成。至於〈回〉倒有下工夫營造一種平行時空的感覺，逐步展開──「搬家至新居獨住，定期回父母家中吃飯，在老家照鏡子，記起以往匆忙回家的日子，現在卻沒有共住的機會了。」如是雙重時空穿插疊置，彷彿過去他寫小說的心思猶在，向昔日的自己借用敘事手法放進詩中，「希望讓讀者感覺詩的抒情也可以這樣活潑的形式表達。」

無獨有偶，另一首教我難忘的詩〈與亞氏保加症學生談死亡〉也得獎，不過詩風既非側重敘事，亦與曾詠聰一貫擅長的抒情語調有所差別，倒著力於意象的提煉與思緒的跳躍，一新讀者如我的耳目。「因為所寫的對像是有亞氏保加症，我希望能寫進他的思維模式。」他視這首詩為自我挑戰，試想像亞氏保加症學生的想法，去回應其提出的疑問，但過程中為免與讀者太有距離，而採取近似對答作為主線，配以從學生的思維投放於身邊景物當中，故有「白化症的太陽」、「木椅倒置書桌之上」等奇特意象。「我想盡力平衡他的思維和我們的思維。」

由這首詩擴展來看，師生之間的思維無疑是詩集裡繼成長之外，另一重要主題。或許應該說，任職教師的曾詠聰在與學生的相處中，何嘗不是共同成長的歷練修行呢？詩集裡有一輯關於學生和教學生活的詩，可是我們由詩作接收到的總不是傳統「春風化雨」式的景像，總涉及不安、創傷，甚至離逝。「首先有些詩，是不經意透露了當事人的私隱。」他說這些詩當然不會發表，可能只會給當事人看，作為一種回應。有些詩則在寫成後反覆修改調校，除了藝術上的原因，也在拿捏著披露事實和詩歌語言之間的詳略尺度。「我想，感受是可以保留，盡量保留。」如今編入詩集的詩作，已經他多番衡量。

綜觀整本詩集，每首詩均附寫成的日期，便於讓人追溯。據此一算，寫作年份由最早的2014年到成書的2019年，當中出自2015年及2016年的詩作各有13首，明顯比其他年份多。「那是畢業後投身社會的彷徨期，我的創作因而最多。」由學生成為教師，身份與環境的轉變，兼逢外婆的去世，一下子像成長的轉角處，詩人順理成章以投入創作去承受生命中的浪潮。而與此恰恰相反，出版前的最後兩首詩〈鬥魚〉、〈恰如其分〉一改抒情為主的語調，單靠簡潔筆觸來平白敘事。「出版詩集才讓我回顧，寫來寫去好像板斧不多。我想嘗試，即使只用敘事也可讓大家明白我的感受。」曾詠聰特別說起前輩詩人淮遠的詩，表面平白卻意味深遠。他希望今後自己在抒情的一面以外，也可多開一條詩的新路。

三

「不同時代也可回應這個時代」

各自背起盧博士慷慨送贈的多本著作，曾詠聰與我離開借用作訪問場地的恬靜書倉。重回繁囂的街道，穿行在壓迫的樓廈之間，像鑽進我們讀過或將來要讀的書頁。我們聊了些近況，便在烤焦影子的夕陽下各有去向──最後我問他，詩在這個時代的意義。「不同時代的詩也可回應這個時代，簡單來說像杜甫詩那樣。從詩中讀別人的心聲、故事，如何面對困境，明白我們還可以有什麼選項。至於寫詩，是給後來的人有機會回看今天，我們如何作出選擇。」

作者簡介：周漢輝，信耶穌，寫詩與散文，教授寫作班，主講文學講座。2018年應邀代表香港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參與國際寫作計劃，著有詩集《光隱於塵》獲2020文藝復興純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