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的體驗》與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並不一定等於虛無和悲觀消極,人類就算去到絕路,上帝已死,也不代表人不能擔負起生之責。存在主義作為人文主義認為人可以是自己的主宰,不需要依賴神。我們有共通的人性,可以團結一致地開創未來。沙特認為存在主義者從不承認人有邪惡的本性,不接受命定,絕不是悲觀的,這跟人文主義是相通的。

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也見這人文精神。但我不認為《個人的體驗》只是大江健三郎硬套存在主義,其中很多部份都見到他對戰後日本的思考。

文/曾瑞明

文學與哲學之間有沒有清楚界線?事實是我們可以用文學講哲學,也可以用哲學講文學。希哲柏拉圖(Plato)的哲學著作,就以對話的方式呈現。對話當然是一種文學創作,作者要想像別人會對論證(argument)作什麼反應和有什麼情緒。另一方面,哲學的探究,比如對語言、倫理道德和我們對世界的感知,也是文學作品的題材。但要說文學與哲學的結合,最顯眼的例子始終是存在主義。存在主義的大將,包括沙特(Satre)、卡繆(Camus)等,很多都是文學高手,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者級數。他們認為不一定要直接寫哲學論文來討論哲學觀念,原因除了他們有文學天賦,亦因為他們認為文學和哲學並沒有清楚的界線。更深層次的理由是,在他們眼中,我們的生命就是處於哲學和文學中,我們既有理論,也有叙事,既有理性,也有感情。既有結構,也有選擇。更重要的,是若文學能治療我們,哲學也該如是。哲學不是純理智的遊戲。

存在主義的大將卡繆(Camus)。

 

存在主義,也是對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回應。阿多諾(Adorno)曾說過,在奧許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戰後餘生的人看戰爭和各種殺人機器的殘酷,的確難以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他們要重新建立一個再沒有上帝的世界。怎樣重建?訴諸於人,訴諸於人的選擇。

 

個人的體驗的存在主義痕跡

 

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1964年出版的《個人的體驗》也可見存在主義的影子。書中的主角,鳥,在頭部異常的兒子出生後,面對一連串的人生抉擇。我們若用存在主義的觀點解讀,會比較容易進入小說。

 

感官經驗︰存在主義者並不認為理性是我們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感覺、感受都是我們存在的依據。《個人的體驗》有大量的性描寫,讀的時候並不令人感到愉悅。但卻是這種不安全感挑戰了我們那種清潔、有序的理性了解方式。我們也許能看出世界另一面。更重要的,是每個人感受到的世界都是個人的。本書的書名也可據此了解。

 

個人︰存在主義者著重個人。在小說裏,我們幾乎感到所有問題都好像只衝著主角而來。他跟太太好像並不會以家庭的單位面對問題。這符合存在主義者的律令︰每個人都要面對自己的事。現實世界未必這樣,但小說卻能將存在主義這種思維突出起來——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活。

 

被投擲︰主角跟其他存在者一樣,我們被投擲到世界裏,我們並沒有任何置喙的餘地。像處身於廣島原爆後的人,並沒有選擇過什麼。他們只是處於這種狀態,主角也是迫不得已要面對畸形兒誕生了的情景。畸形兒誔生了,也不是他的選擇。

 

焦慮︰人雖然有自由,但面對選擇時,就好像在懸崖前,會隨時粉身碎骨。我們不能預計未來,沒有十拿九穩的事情。當要運用自由時,就要面對責任。主角鳥沉迷酒精,一直都處於迴避責任的狀態,跟人沒有穩妥的關係,也不見得投入做什麼事,就是想逃避這種焦慮。

 

真實︰我們跟著主角的視角,定必感到世界是滿目瘡痍,並沒有什麼意義或規則可以跟隨。有的只是破敗的資本主義社會規律、官僚主義,人們都為了糊口而工作。在這情景下,主角依賴什麼去生存?是一個夢想(幻想)?比如鳥想去非洲,就好像支撐住他的生活。然而,最後他選擇照顧自己的畸形兒,卻是殖根於他更基本的、存在主義式的要求︰好好地為自己的生命負責,不管生命裏的是好還是壞。

 

超越︰主角叫做鳥,無疑是一種物化。畸形兒被說成是一怪物,也是物化。但存在主義深信,人跟石頭不同,石頭就是石頭,但人能跳出自己,我今天是侍應,但我可隨時變成非洲的流浪人。正如沙特所說︰「存在先於本質」。這種跳躍能令我們隨時跳出自己的境地。主角鳥最後就跳出所有迷官,去接受了畸形兒,也是他的超越,活得像個人。

大江健三郎1964年出版的《個人的體驗》有存在主義的影子。

 

超越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並不一定等於虛無和悲觀消極,人類就算去到絕路,上帝已死,也不代表人不能擔負起生之責。存在主義作為人文主義認為人可以是自己的主宰,不需要依賴神。我們有共通的人性,可以團結一致地開創未來。沙特認為存在主義者從不承認人有邪惡的本性,不接受命定,絕不是悲觀的,這跟人文主義是相通的。

 

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也見這人文精神。但我不認為《個人的體驗》只是大江健三郎硬套存在主義,其中很多部份都見到他對戰後日本的思考。第二章其中一句︰「我只能像埋葬戰死者那樣埋葬我的兒子。」由讓兒子「死」到選擇生,由放棄到持守,是日本如何在戰後重拾步伐的思考。可以說,大江並不只關注存在性,也關注歷史性。另一方面,他也是對德國哲學家海德格(Heidegger)的另一種思索。海德格說我們是「住死的存有」(being towards death),但透過一代一代的接續和努力,人也是「往生的存有」。大江式的存在主義不像西方存在主義描述得那麼孤獨,人的時間的維度也更闊。

 





作者簡介:曾瑞明,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香港人應該思考的40個哲學問題》、《年青生活哲思20則》、《家長應該學會的20堂倫理課》、《全球正義與普世價值》(合著)、《上有天堂的地方》等

試論梁秉鈞《東西》中的人文自覺——尋找東西方文化的鑰匙(下)

一個身份混雜的詩人,要帶著本來的文化去看待他方的文化,是一種障礙,但詩人之言令我明白到解開東西方文化差異的鑰匙,就是他盡心對每一個文化的關懷和尊重。哪怕是從來被功利主義忽視的香港本土文化,他都一步一步堅持把她帶往世界,直至死亡的一刻,這就是人文之所在。

文/石堯丹

三、詩人的鑰匙

梁秉鈞的旅遊並不是簡簡單單的遊歷,他在尋找身份的時候,發現東西文化的異同,同時以個人特別的身份位置有意或無意地化解「東西」的隔閡,或提升「東西」的交流。

梁秉鈞(也斯,1949-2013)

節引一首《東西》裏的詩〈帶一枚苦瓜旅行〉:

 

當我帶著這枚白色的苦瓜乘坐飛機

來到異地,踏上異鄉的泥土

我才想到問可曾有人在海關盤問你:

為甚麼不是像大家那樣綠色的?

⋯⋯

你總是原諒我言語的陋習,當我問:

你甚麼時候回來?你只是回應:

你甚麼時候走?一個離去,一個

歸來,你接受了我言語的時態

滑溜而不可界定

⋯⋯

總有那麼多不如意的事情

人間總有它的缺憾

苦瓜明白的(註18)

 

相信這枚白苦瓜是很奇怪(對於西方人),而詩人明白彼此的差異,因為當他帶著白苦瓜搭飛機,其實有意識到別人對其的異光。即便如此,詩人其實在「原諒」一詞無疑是文化隔閡的潤滑劑。無論是言語上多麼的「陋習」,只要「原諒」,繼而了解後的「接受」,就有機會化除人間中的「缺憾」。

一則〈有關翻譯的通信〉的詩(節錄):

 

在沒有解釋的地方,嘗試去體會

另一個人沒有說出來的那句話

 

一個新的生命,永遠連接著另一個

孤獨的人,原來在沉默中想的話

⋯⋯

謝謝你與我一同走過這些彎彎曲曲的路

無言的彼此商量走出彎彎曲曲的句子(註19)

 

梁秉鈞在生前非常喜歡結交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面對文化差異,不是只有沉默,無視或衝突,而是應該「體會」到「商量」的過程。大概這就是詩人心底裏與西方文化交流的方法。詩人明白跨越文化或跨越時空並不容易,因為本來香港就被權力想像為「無地方性」(placelessness)及「無時間性」(timelessness)的空洞。(註20) 由此使香港被殖民的一份子產生對「家」的疏離感,可是梁氏一代人在成長中並無屈服於殖民者的強權,反而以多元文化抵抗殖民政府,發展出香港的本土文化。故此,詩人跨越文化時立足點是香港文化,而考慮的是如何不失自身得來不易的獨特文化的同時,又可融合異國的文化。詩人在《東西・後記》中寫到:

 

閉門讀書,神遊古今中外,遇見好的性情人品也如嚐美味。這也是可以跨過時空限制的,雖然做起來並不容易。近年認識了比較談得來的朋友,往往是一些來自不同背景,但願意跨越文化差異接觸不同事物的同好。好似自己也在重畫地圖,不以地理上的同鄉籍貫、血緣上的親屬關係來定遠近親疏⋯⋯在心理上把它們連起來,構成一幅奇怪的新圖。

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詩人打開東西之門的鑰匙,毋庸置疑的是對人文關懷。把血緣和傳統固有的文化打開一扇窗,好讓西方文化進來,進來是詩人用心去窺探異同,然後保持「嘗試的了解」和「嘗試的包容」之心態對待之,使東西文化能和諧交流。這把鑰匙能否解開所有「從黃河流域望向幼發拉底河流域」的種種差異?「路通還是不通?」(〈望葉〉)這些並非最重要了,重要的是「葉化為瓦引向更美的想像」(〈蓮葉〉)。故此,梁氏其實是當代人的縮影,但他卻是香港跨越文化的先軀,又是一條把東西文化連接的橋梁。香港本土文化並不是一語,甚至幾萬字就能說得通的事,梁秉鈞心裡自知,就如「苦瓜明白的」一樣。

 

梁秉鈞在《後記》亦寫到「是甚麼令一個人想離開自己的文化去擁抱另一個文化,一個人在另一個文化看見甚麼,盡心探求帶來多少的痛切與狂喜?」「我喜歡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接觸不同的文化但又同時知道跨越文化是不容易的。我既遇見種種不同的東西,有時帶著它們跨越邊界,有時倒是它們帶我跨越了我自己認識的邊界。」(註21) 無疑的是,一個身份混雜的詩人,要帶著本來的文化去看待他方的文化,是一種障礙,但詩人之言令我明白到解開東西方文化差異的鑰匙,就是他盡心對每一個文化的關懷和尊重。哪怕是從來被功利主義忽視的香港本土文化,他都一步一步堅持把她帶往世界,直至死亡的一刻,這就是人文之所在。



(註18) 梁秉鈞,《東西》,頁8-10。

(註19) 梁秉鈞,《東西》,頁153-154。

(註20) 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54.

(註21) 梁秉鈞,《東西》,頁170-171。


作者簡介:九十後香港人,偶爾寫詩、攝影。現職浪蕩子,在荒漠尋覓夢的出口。見字讀書,見詩飲水。曾獲文學獎,作品散見於港臺文藝雜誌。

在追尋自由中相遇-----再讀陳李才《漫長的霧.黝黑的光》

詩人只想在土崩瓦解的世界,從詩找到一種內在平衡︰「像那時候世界/搖晃/為了不至於倒下」(〈其後〉),「沒有東西將要崩塌/而橋,抖動如常」(〈橋〉)。現實已是「日久失收之物」,是無法復原的「下陷坐墊」。這未必是直接描劃什麼事件,卻是我們在幾年很內在的經驗。

文/王曰

違法是對詩人的恐嚇,「未達到有關標準」是對詩人的人侮辱。這時代有自由愈來愈少,筆者只能選擇買書,讀書,重讀,來報答用自己生命寫詩的詩人。這系列的三篇文章,就是對三本「獲選」的詩集致敬,以閱讀致敬,而評論致敬。第一本是談陳李才《漫長的霧‧黝黑的光》。

 

李才的詩是如此克制,他的文字是如此簡約,令人感受到這並不是打著運動旗號來招徠的作品。筆者以為,這是一本作者的記憶之書,他在序/或者失序(是社會學那 ‘anomie’的意思嗎?)說︰「記憶其實不需要我/是我需要記憶」。在大時代中,詩人不需要被記住,他只要記住一些東西。這是謙卑的要求,但如此謙卑也不得其鳴,則愈顯某種霸道存在了。

 

寫的意義

 

詩人只想在土崩瓦解的世界,從詩找到一種內在平衡︰「像那時候世界/搖晃/為了不至於倒下」(〈其後〉),「沒有東西將要崩塌/而橋,抖動如常」(〈橋〉)。現實已是「日久失收之物」,是無法復原的「下陷坐墊」。這未必是直接描劃什麼事件,卻是我們在幾年很內在的經驗。

 

但若要逐一數算,豈不成了李才筆下的「統計員」?「也許是一/也許是零/他一直小心/計算這城市的構成」,在韻律中,我們最終都找到界限,然後毀滅︰「快要觸及/巨大的玻璃外牆/然後支離/破碎」(〈統計員〉)破碎分行,我可以想像滿地玻璃,統計員又專心地數算,很變態,也很虛空。

 

但是詩人相信書寫仍是有意義的,比起數算,比起量度,書寫是不同的︰「一隻錶以為自己是時間/而總忘記/指針只會訴說/不曾書寫」(〈鐘錶師〉),在〈書店〉一詩,我們找到希望︰「而每個字/都是簡潔的房子」。在詩人構建的文字裏,人可以安居其中。

 

關係與位置

 

若要找那首詩指涉那件事,似乎是太容易了。但那是文字獄遊戲,而非讀詩。我挑了〈往微藍,她一躍而下〉來跳出這框框。我想談的是,詩人跟世界的關係與位置的敏銳意覺,構成了李才詩的獨特性。

 

「往微藍/她一躍而下」但沒有血,沒有紅,只有寧靜,詩人是旁觀者,不激動。

 

「夜裡/游泳池的水/仍有白日的暖/仿佛重回/早晨的夢境」我感到詩人漸漸靠近微藍,因為游泳池的人,有他的感覺(感到暖,而重回表示他去過這地方),而且這是他最私人的地方呢︰夢境。

 

詩人還有所行動了︰「雙手撥動/推開一扇扇透明的門/穿過,然後浮升/時間好像倒退了一些」撥動、推開、浮升,做的事很多,但效果很少,時間倒退了一些而已,而且是好像倒退而已。可能什麼都沒發生。他和她雖然接近了,但始終有不能接近的距離。

 

對於此,她也不是沒有動作,完全被動︰「她濺起無數水花/來回穿梭上下/兩個不同的世界」她能穿梭不同的世界,但她能接觸到詩人嗎?水花會令詩人沾濕嗎?

 

詩人跟她又再近了,他知道她知道什麼︰「她知道,漂白水刺鼻的氣味/早已換了另外一種」兩個世界,說不定只是兩種不同漂白水的世界,味道不同而已,但世界還是變了。跟她一樣,他也是知道的(他還知道她知道呢)。奇怪的是,世界變了,但也有熟悉的風景,是那也是瞹昧的風景。是什麼風景,不知道。變了的世界知道,原本的世界不知道,但他們都知道。這就是共同體。

 

他和她是共同體,「不擅游泳的我/像一隻笨拙的陸上生物」原來詩人一直在泳池,他也不是陸上的生物(像一隻而已),但像原來的世界一樣瞹昧。他不擅游泳卻在水中,沒有自由啊。投進水中的她應該是陸上生物,懂遊泳,但在陸地上沒有自由。我們明白了,他們都是追求自由中相遇的人︰俗語說的萍水相逢,志同道合。

 

這是一首我會永遠記住的詩。我要在此多謝詩人精緻地記住。

 

(「獲選」3書重讀系列一)


作者簡介:王日,愛書人,鍾情文學和哲學,愛看書,但也怕被書擊倒。

致敬我城像她這樣的一個女子

本名張彥的香港著名作家西西去年12月18日離世,享年85歲。追思會1月8日下午在西西母校土瓜灣協恩中學舉行。西西的家人、好友、協恩中學校長以及百多位公眾人士出席,向這位數十年來筆耕不斷的香港作家作最後致敬。協恩中學圖書館同時舉行西西作品展,展出西西部份作品以及親手縫製的布偶。

文/周林

追思會先由兩位主持人介紹西西生平、作品以及文學成就,之後由協恩中學校長梁少儀率先致詞,談及西西與協恩的深厚關係。她形容西西曾身處協恩中學的校舍和禮堂,而歷屆協恩學生藉西西的作品開展了眼界,在同樣的地方代代成長,並寄語協恩學生秉承西西的精神和成就,為文學和社會作貢獻。

協恩中學校長梁少儀。

 

西西的侄女張韻代表家屬發言時,形容她的大姑姐表面上是大方、文靜、喜好看書和寫作的女子,但據她父親,即是西西的兄長張勇憶述,稱西西小時候在鄉下都很「百厭」,常常跟兄長到溪邊捉魚和上山放牛。她又表示西西常常以家人和朋友作寫作靈感和題材,成為作品中的角色。

 

張韻也有講到西西與足球的淵源,稱西西可能小時候就受曾任足球裁判員的父親影響,一直熱愛觀看足球賽事和撰寫球評。而張韻也有回憶與西西一起看足球的點滴,並點出出「西西」這個筆名另一個解讀原來和足球也有關係,來自西西每逢世界盃都會支持巴西隊和西班牙隊。

 

張韻表示在家人眼中,西西是一個純樸、豪邁、學識廣博、多才多藝、想象力和創作力特別豐富的人,又指西西對人真誠,關懷備至對事專注,堅持瑧美積極的思想,開明的態度,從來不畏艱辛,永遠保持童心,都是她的好榜樣。

西西的侄女張韻代表家屬發言。

 

西西1982年與多位友人一起創辦素葉出版社,兩位好友余漢江和何福仁都有致悼詞。余漢江稱西西過去兩年常進出醫院,但每次出院時,素葉眾友人都會安排聚會,或到西西家中探望她,有時西西精神好一點時,他們可以和她聊很多事情,有時西西就比較沉默。余漢江也提到西西近兩年有腦退化的跡象,有時和她玩認人遊戲,西西會表現很頑皮的本色,一時扮認識或不認識他們。

 

余漢江感嘆西西去年健康明顯轉差,他和友人都很擔心,但不大相信她會在很短時間離開。不過,他說回想起來又相信西西其實已準備好,已完成自己的工作和要寫的東西,並提到西西2020年11月寫了一首詩歌〈疲乏〉,最後幾句是「我會懷念我的朋友/我們一起生活過的地方/我們年輕健康的日子」,與西西遺作小說《欽天監》結尾其中一句「我會想念這個我們生活了許多年的地方」是那麼相似。他形容這些句子都平常簡單,但當看了300多頁的小說後看到這些句子,會感到措手不及,忍不住落淚,因為這是西西跟讀者和朋友告別。余漢江最代表素葉一眾友人,表示會永遠懷念像她這樣的一個朋友。

 

何福仁同樣分享了《欽天監》最後部份,他表示在為這本小說校對而讀到相關段落時非常感動,認同余漢江所言,是西西向讀者和朋友告別。他認為西西窮盡一生心力寫作,不過她是愉快的,可以在文字語言裏玩遊戲、跳舞散步。他又談到西西喜歡所有動物和生命,尤其是弱勢、遇到困難的動物,希望牠們生活得較好,而西西製毛熊和猿猴布偶,除了是右手的物理治療也是「民胞物與」之意。何福仁回憶西西生前常逛商場,看看有甚麼新玩具,當店員問及西西是否買給孫子孫女,西西會答:「買給自己」。何福仁稱西西認為這種遊戲是積極的遊戲,因為她參與創作,不是消費生命的遊戲,創作和寫作產生文化,所以西西可以永遠保持青春、永遠27歲。

 

何福仁又形容當西西寫作時就回到年青好奇的歲月,不過,畢竟西西已寫了70年,知道自己不能再寫下去「雖然她腦袋裏常有很多故事和想像,但她已完成了她的工作,可以向太陽、向草地、向她的讀者、向她的朋友告別」。何福仁同樣認為西西早已知道名和利是甚麼一回事,她的寫作從來不去討好和媚俗,為人處事也一樣。他也認為西西沒有離開,只是擺脫了疲累的肉身,走開一陣子,走入她的書本中「無論現在或將來,只要我們敲她的門,她就會很和氣地接待我們,用她很獨特的方法跟我們說故事、談詩,讓我們知道我城曾經有像她這樣一個女子,仍然看護和保佑我們、啟化我們。」何福仁最後回顧與西西數十年友誼,明言認識西西是他一生最大成就,並表達謝意。

 

何福仁:「無論現在或將來,只要我們敲她(西西)的門,她就會很和氣地接待我們,用她很獨特的方法跟我們說故事、談詩,讓我們知道我城曾經有像她這樣一個女子,仍然看護和保佑我們、啟化我們。」

曾出版數十本西西作品的台灣的洪範書店,主編葉雲平專誠從台灣抵港出席追思會,代表書店及創辦人楊牧、瘂弦和葉步榮向西西致意。葉雲平在台上讀出葉步榮撰寫的悼念文章部份段落,提到西西當年如何幫助洪範書店,不只提供個人創作,還借地利之便主動編集《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小說選》推薦內地作家作品。而當時兩岸隔絕不相往來近40年,西西與素葉諸友不但為洪範書店親赴大陸拜訪作家交付稿費,並在香港為中介地簽約找律師等,對這樣的熱情襄助感激不盡。葉雲平衷心感謝西西帶來的文字、才華、眼界、友誼以及信任,也向素葉以及香港表達謝意。

 

會上也播出多位內地與台灣作家及出版界人士預錄的片段及感言,包括內地著名作家李陀和韓少功等。而近年常常翻譯西西作品的翻譯家、學者Jennifer Feeley(費正華)同樣以預錄片段方式發表悼言,形容翻譯西西的作品是她職業生涯其中一個亮點,也十分榮幸與西西成為朋友。她也讀出自己所譯的西西詩作〈蝴蝶輕〉的英譯版作致敬。

翻譯西西作品的翻譯家、學者Jennifer Feeley(費正華)形容翻譯西西的作品是她職業生涯其中一個亮點,也十分榮幸與西西成為朋友。

 

另外,兩位研究西西作品的學者陳潔儀教授及趙曉彤博士都有發言,講述西西作品和影評的重要性和對她們的影響。追思會主持人之一作家黃怡也有分享她與西西的友誼以及相處的回憶。

 

西西的作品不但影響一眾作家,同時啟發了不少藝術家,追思會就以作品展演的方式回顧西西的創作,包括由浪人劇場的譚孔文和毛曄穎以讀演的方式演繹小說《哀悼乳房》選段。作家潘國靈就朗讀小說《我城》選段配以西西逛海運大廈的錄影片段。兩位主持人陳澤霖、黃怡以及作家謝曉虹就分別朗讀西西詩作致意。

浪人劇場的譚孔文和毛曄穎以讀演的方式演繹小說《哀悼乳房》選段。

 

追思會最後以西西生前所錄的一段在大廈天台上揮手告別片段中結束。

 


試論梁秉鈞《東西》中的人文自覺——尋找東西方文化的鑰匙(上)

「東西」一詞既可指物件和食物,也意指東方與西方,而東方並不泛指中國,乃至於東南亞也是東方,則西方是擁有「上帝」信仰的歐美地區。這是梁秉鈞寄寓給書名的二重性,亦是反映他本來身份的多重混雜。由此,本文的重心是以梁氏混雜的雙重身份,探求消除或接納東西文化差異的方法。

文/石堯丹

本文將以梁秉鈞(1948-2013)的詩集《東西》,探討詩人在都市漫遊中所發現的東西,及東方與西方之間的文化差異,並尋找相應的鑰匙以打開東西之門。固之然「鑰匙」只不過是詩人眼中的方案,但是否能在彼此的矛盾間真正消除或接納,這卻是無法下定論。正如梁氏在詩集的後記所寫:「我們今天很難再只是簡化地說西方打量東方、用陳腔濫調把對方歪曲定型;東方同樣也在用既定的目光端詳西方,用自己的偏見為對方造像呢!我們只能在種種偏執的夾縫裏,感到荒謬之餘也試找一些空間,試去發見其他種種的看法與關係」(註1)。

梁秉鈞作為後殖民主義的一份子,當然在觀看東西文化的角度是有其混雜性的。香港在九七前作為英國殖民地,本來就充斥著宗主國的文化,並和香港本土文化與之而生的就是「第三類文化」,而這類文化即使在殖民統治結束後,仍然會繼續生存(註2)。而梁氏正正就是處於殖民統治前後,故此他是在邊緣化以雙重他者的視角觀察東西方的社會。誠如文化評論家周蕾認為香港有其「後殖民混雜」的身份,是香港的獨特之處:「正是一種處於夾縫的特性,以及對不純粹的根源或對根源本身不純粹性質的一種自覺」(註3),這就是香港人在混雜之中的一種人文自覺。

「東西」一詞既可指物件和食物,也意指東方與西方,而東方並不泛指中國,乃至於東南亞也是東方,則西方是擁有「上帝」信仰的歐美地區。這是梁秉鈞寄寓給書名的二重性,亦是反映他本來身份的多重混雜。由此,本文的重心是以梁氏混雜的雙重身份,探求消除或接納東西文化差異的方法。

周蕾的《寫在國家以外》。

一、從「東西」看文化異同

發掘東西文化的異同,不外乎在語言、飲食、宗教、音樂,建築等等的日常生活之中。梁秉鈞在《東西》的詩作中因應自身的雙重文化身份,當與西方文化接觸時,自然感受到差異何在,就如詩集中的〈蓮霧〉(節錄):

但我記得那些日子

逐漸認識那種味道

從陌生變成熟悉

⋯⋯

你說有人叫你響鈴

有人叫你蠟蘋果

東方名字翻成西方語言

到頭來變成別的東西

⋯⋯(註4)

來自梁秉鈞手中台灣的蓮霧,只不過來自東方的水果。本來詩人由非常「熟悉」它,但來到西方卻被翻譯成「響鈴」(bell fruit)或「蠟蘋果」(wax apple),詞彙的差異,使詩人看來就感到有點陌生了。但梁氏並沒有因此無奈失落,反而在詩尾寫了「一再回來尋覓蹤跡」和「只望你繼續是你自己」。這亦表示在中文與英文語言的衝突下,詩人並沒有將問題輕輕帶過,而是加以接受,並堅持自己本身文化的自覺學習接納他方的文化,求同存異。

要學習接納他方的文化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時也會遇上挫折。梁秉鈞亦寫到「跨越文化是美麗而危險的」(〈都怪那東京的酒保〉)當你身為來自「北美」的異國者進入日本東京,卻不了解「鰻魚」是甚麼,然後一口下去,「致命的細刺」自然會令你置身於危險當中。東西文化在差異下並不會即時發生衝突,當其中一方觸碰時才會有衝突發生,因此了解彼此才可變成美麗的事。

《香港文化十論》

梁秉鈞在《香港文化十論》亦寫到:「都市是一個包容異同的空間」(註5)。詩人遊走於都市裏,帶著自己的文化認識別人的文化,這是國際化下必然發生的事,因此〈印尼飯〉(節錄)一詩亦是文化共融的例子:

調味的香料

來自遠方

在亞洲

和澳洲之間

澄藍的海洋

綠樹

青天

一個

又一個

美麗的小島(註6)

在梁秉鈞心目中,破解東西之間的隔閡在於認識與包容,這樣才可建構和諧的世界村。

梁氏似乎在歐美及亞洲文化語境的接觸下,學習了現代主義的文藝思潮,以便把作品有「世界聲音」。對於他自身來看,他是著力辨思自身的獨特位置(註7)。他亦有言:「我受這些現代主義文藝的影響至深,到自己開始創作的時候,又因實際社會環境的變化、外國當代思潮的影響,而自覺或不自覺地有了不同的追求。」(註8)於我所見梁氏的與時俱進是有自覺地對新的變化作出追求,因為他在《東西・後記》有寫「澳門這城市處處提醒我關於它的過去,以及數世紀來中西文化交流的複雜過程。」(註9)除了澳門,香港更時刻提醒他對自身文化思辨的自覺。

二、都市漫遊者尋找身份之「東西」行

為何說梁秉鈞是都市的漫遊者?他生於殖民時期的香港,成長在殖民前後的城市,寫作意念及來源仍然取自於生活,對香港的都市甚至西方城市進行文化的觀察。如李歐梵對自身為「都市漫遊者」的意義就是「任何一個有文化生機的大都市,我都有興趣」,更甚是都市漫遊者應有一種「文化敏感」(Cultural Sensitivity)(註10),梁氏有之。

上文已提到有關香港人身份的混雜性,這大多是體驗在長於六十至八十年代的青少年,梁秉鈞就是其中之一。當詩人帶著自己混雜的身份,走入他城,然後怎樣有一個特別的身份認同?很記得梁秉鈞在《他們在島嶼寫作2》系列的電影〈梁秉鈞:東西〉裏所引他的一首詩〈我們帶著許多東西旅行〉:

我們帶著種種奇怪的東西前行

我們帶著白天  來到黑夜

帶著東方來到西方,帶著自己

 

來到他人  帶著你的香港照片

帶著一瓶未喝完的酒

帶著一段未分明的感情

帶著曖昧國籍的護照  不知如何的將來(註11)

梁秉鈞所謂的「曖昧國籍的護照」就是身份的混雜性,而卻「不知如何的將來」。這是詩人對都市時空的變化下,形成身份認同的變化,即是身份認同其實是流動的,並非一成不變。詩人有言:「都市的發展,影響了我們對時空的觀念,對速度和距離的估計,也改變了我們的美感經驗。嶄新的物質陸續進入我們的視野,物我的關係不斷調整,重新影響了我們對外界的認知方法」(註12)「物我」的關係,就正是我與「東西」的關係,以至東西方之間的關係。

《他們在島嶼寫作2》系列的電影。

梁秉鈞在1999年寫下有關南法的〈藍色的天空〉,節錄如下:

那一列列的

是蘆筍?

是葱?

你叫鳳梨我叫菠蘿

來自不同的地方

我們用各自的語言

去描繪世界

 

「還要談哈巴馬斯嗎?」

你可是覺得我多言了?

不,我其實並不是

用言語來填塞真空

是想連起不同碎片吧了

⋯⋯

也許覺得

植物是有感情的

人可就有點奇怪了

喜歡更好的空氣

晴朗的氣候

可又不願意留在南方種植

老擠誤班的火車回到城市(註13)

詩人以自己的語言描繪世界,同時用他方的語言填補東西之間的「真空」。而據詩中的描寫,梁氏切切實實地遊歷過南法,對南法「藍色的天空」有所眷戀,由此願意「擠誤班的火車」。是故他以混雜的身份(我們用各自的語言)以都市漫遊者的視角遊歷了法國,慢慢對當地一切「更好的空氣」和「晴朗的氣候」等都宛如是自己的城市,故此他該刻會產生對當地的文化認同感。

乃至於九七回歸後,梁氏嘗試了解新中國的發展,了解兩地如何的交流。在〈後海灣〉一詩中,他發現到「海水沒有邊界/也飄來另一個新建城市的泥塵/飄來另一條河的浮粕」。詩人站在香港帶著後殖民文化的視角,感受到新邊界的的模糊,及新城市到來的文化及歷史衝擊「建築的群落沿水生長/地樁插入泥土生根/工廠的污染流進河裏/公路上傾倒的廢料沿河入海/一陣陣灰黃的煙霧/緩緩向這塊土地淹過來」(註14)。詩人寫下中國新發展對大自然的破壞,如水污染和空氣污染,筆底下透露著既不能改變又要勉強接受的思緒,其實是象徵著新中國文化的流入所帶來的破壞,這大部分是在政制上的考慮。故在《後記》寫到:「九七年底我特別感到我所居住的城市的涼薄。」(註15)

及後他因遊歷德國而對她有著另一重歸尋感,便寫下〈柏林的地址〉及〈柏林的鬼屋〉。值得一提的是前者,這首是送給顧城的詩。顧城經歷過中共文革的殘酷,至梁氏見證八九民運的悲痛,最後無奈回歸,是同等的痛楚。他們卻可以在不同時空下的異國柏林「分享了共同的地址/不同時間同棲於異國的園圃/到頭來終於結出不同的花果」(註16)而感到溫暖。

正正是一個都市漫遊者,未免有時會有孤獨感和陌生感,梁氏遊歷於不同城市的文化裏,才能不執著於自身文化的優越的偏見。「不過在思考「文化身份」的過程中,必須同時也有這樣的自覺:要想到身份不是固定不變的東西,一個地方的身份更不是穩定必須認同的一個模式,可以是不斷衍變而且包容其他的。」(註17)故此梁氏在「東西」之行,是一種尋找文化身份的旅程。









註1:梁秉鈞,《東西》(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頁172。

註2:區仲桃,〈殖民城市的記憶與遺忘——論香港現代詩人梁氏的詩歌特色〉,陳平原等編,《香港: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196-197。

註3:周蕾,《寫在國家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頁1-38。

註4:梁秉鈞,《東西》,頁3-4。

註5:梁秉鈞,《香港文化十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頁35。

註6:梁秉鈞,《東西》,頁19-20。

註7:鄺可怡,〈互為東西——德法學者視野下的梁氏、香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清華學報》,卷49,期1(2019):頁160。

註8:梁秉鈞,《越界書簡》(香港:青文書屋,1996),頁133。

註9:梁秉鈞,《東西》,頁169。

註10:李歐梵,《都市漫遊者》(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頁12-14。

註11:東西:梁秉鈞(他們在島嶼寫作2),黃勁輝導演,臺北:目宿媒體股份有限公司,2017,電影。

註12:梁秉鈞,《香港文化十論》,頁33。

註13:梁秉鈞,《東西》,頁88-89。

註14:梁秉鈞,《東西》,頁138-139。

註15:梁秉鈞,《東西》,頁173。

註16:梁秉鈞,《東西》,頁61。

註17:梁秉鈞,《香港文化十論》,頁120。





作者簡介:九十後香港人,偶爾寫詩、攝影。現職浪蕩子,在荒漠尋覓夢的出口。見字讀書,見詩飲水。曾獲文學獎,作品散見於港臺文藝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