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的南來「文人」，香港文學的推廣者——許子東教授

有關香港文學的部分，由於香港這一地方海納百川，既中西混雜，又有南來文人避亂等歷史因素，人口組成複雜，在學術上就要細心思考何為「香港文學」。他認為候選條件有﹕香港人寫？在香港寫？書寫香港？最終，他認為「在香港寫」是一個必要條件，確切地說是文章發表於香港的，都可以納入香港文學的範疇。他舉出金庸為例，金庸是最著名的香港文學家。金庸既非土生港人，其故事亦非書寫香港，之所以被公認為香港文學家，源於其武俠小說在香港的報紙連載。此外，他銳意連結中國現當代文學同香港文學的脈絡，顯出香港文學的獨特，而非像一般大陸學者將香港文學作為一個子項置於中國當代文學之下。

文/胡家晉

許子東教授，香港文學重要的研究者。其對於五四文學、當代文學與香港文學，都有重要的研究結果，尤其重點研究郁達夫、張愛玲及黃碧雲，近年開始涉獵晚清文學。

這是一篇關於子東老師治學心得、教學風格和學術觀點的文章。雖然是如斯正經的開場，實為我自身的回憶錄無異。因為我對於子東老師的印象與交流，都源於大學課堂。

他的授課風格輕鬆、幽默。我上他的課時，他已是《鏘鏘三人行》多年的節目主持，因此課上也多有那種吸引聽眾的演說風格，比如他很喜歡講述與當代中國、香港作家的交誼。陶傑、董橋、葉輝、劉以鬯、西西、黃碧雲、黃安憶、余華，都是我回憶他課堂時，會隨之而想起的名字。

嶺大很多同學都喜歡上他的課，原因與這種喜談八卦的風格多少有關。就如大眾熱捧明星偶像，文學系學生的偶像就是各位文壇大師。畢竟故事動聽就足以吸引人，何況還是自己偶像的？在我來看，子東老師只是把兩者的關係作了結構主義式的抽空與理解，把學生——作家／文本——教學三者的關係理解得很透徹。他談及過要打破香港文化沙漠的困境，就要先推廣後提升，估計與他是一位成功的傳媒人有密切的關係。他相信增大受眾的層面與興趣，才能把他們的能力、整體的風氣提升，俗語就是「做大個餅先」，而子東老師對做那個「阿茂」甘之如飴。由此可見，他對香港文學的環境是著眼大局的，學生是不是關心他的研究課題，成為他的忠實粉絲，不是重點。令學生對文學產生興趣才是最有價值，也是他認為最大的教學貢獻。

許子東老師。

此主張連帶影響他的另一教學風格﹕平易淺白。他的教學筆記精簡，對，我們的年代，教授的教材仍是數頁A4，每版幾Point。靠老師的才學支撐課時，也靠學生一紙一筆手腦高速並行。大概新一代的學生會覺得天方夜譚。想到大學建築屹立依然，但內在風格變幻，不禁興嘆。子東老師課堂論點清晰精簡，提綱挈領，外加言談幽默多趣聞，使同學容易領略其要點，便於吸收。

他的才華很早就被肯定。他不多在課堂上講述他求學時的經歷，印象較深的一次是在「現代文學批評」課上。他講到文學的起源與本質時，才提及他師從錢谷融的經歷。他憶起第一次發學報的經過，那篇文章原是錢先生佈置的課後習作。子東老師對郁達夫的文本精細閱讀，然後把不同於時人的心得寫下，寫了8000多字，戰戰兢兢交給錢先生。最終，習作得錢先生賞識，略為修改便推薦發表華師大的學報了。他連稱幾句「太順利了吧」尤其令我印象深刻。這段經歷聯繫到筆記上錢先生主張的「文學即人學」，指的是文學就是觀察人類、細味人心、體會人性的一套工具，更進一步就是孔孟所謂透過習文而提昇人品。這句話簡單直白，但博大精深，不是輕易可以領略箇中三昧。從子東老師的回憶與教學，可見他十分認同其師的文學主張。

子東老師曾將他任教的現代文學課堂資料整理，在2018年出版《許子東現代文學課》。

這無疑影響著子東老師的治學態度，他十分強調文本細讀這一個最基本而最重要的技巧。一如他的名作《張愛玲的文學史意義》敏銳地發現張愛玲與錢鍾書都愛逆向運用意象，但二者同中有異，分別就在於錢氏多用抽象概念喻具體事物，再附帶一段解釋性文字明確說明兩者連接的原理；張氏則反之，多以具體事物喻抽象概念，而且選用之喻體均屬都市及人工物品，現代感強。僅節〈茉莉香片〉的一例說明﹕「她是繡在屏風上的鳥——悒鬱的紫色緞子屏風上，織金雲朵裡的一隻白鳥。」屏風是精緻的人工物品，觸手可及且形體明確，屬具體事物，但繡在其上的鳥所失去的「自由」則屬抽象概念。最妙的是，「輕輕的」紗線卻能把象徵自由的鳥「死死地」緊釘屏風。經他點撥，才明白到張愛玲文字之所以能直擊心緒的原因。

強調文本細讀的研究者，自然也容易認同「知人論世」的學術理論。因為研究者在文本線索中找出大量作者埋藏的心思、所造的佈局，自然想盡辦法通盤了解，也就不能忽略作者的生平經歷、身處的社會環境。「別的作家揭破美麗是為了直面慘澹的人生，張愛玲卻在領悟蒼涼之後仍抓住美麗。」大概不是很多人認同子東老師這種對張愛玲文學的歸納。因為這種解釋很「童真」，然而這個講法是準確的。用筆者不算專業的理解是，張愛玲在揭示出人世種種的痛苦與無奈後，她覺悟到日子仍要過下去。在這個爛透的社會下，我們仍要努力而謙卑地過著我們的人生。這就是那層「蒼涼」籠罩全文的原因。用一句張愛玲自己的說話，就是「生命即是麻煩，怕麻煩，不如死了好。」想來這種感悟，也是因為張愛玲自幼便受到西學母親的震撼教育所致吧。

2011年出版的《張愛玲的文學史意義》，收錄多篇張愛玲研究的論文。

最後，他也著重運用結構主義研究文學。其力作《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解讀五十篇「文革」小說》就是文本細讀加上結構主義的研究產物。他對於後現代主義的文學甚至哲學理論都不太喜歡，認為這些新式的理論容易使研究者忽略了文本，成為無根之談。他特別重視作者、讀者、文本與社會四者的關係，認為藝術性同社會性成正比。他在講授五四文學時，提到當時兩大藝術主張﹕創造社主張的「為藝術而藝術」，與文學研究會主張的「為人生而藝術」。他談及自己的理解也由年青時喜歡前者，到年長後變成後者，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他的這一主張，甚至認為藝術性高的文本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教化功能。

有關香港文學的部分，由於香港這一地方海納百川，既中西混雜，又有南來文人避亂等歷史因素，人口組成複雜，在學術上就要細心思考何為「香港文學」。他認為候選條件有﹕香港人寫？在香港寫？書寫香港？最終，他認為「在香港寫」是一個必要條件，確切地說是文章發表於香港的，都可以納入香港文學的範疇。他舉出金庸為例，金庸是最著名的香港文學家。金庸既非土生港人，其故事亦非書寫香港，之所以被公認為香港文學家，源於其武俠小說在香港的報紙連載。此外，他銳意連結中國現當代文學同香港文學的脈絡，顯出香港文學的獨特，而非像一般大陸學者將香港文學作為一個子項置於中國當代文學之下。

因此，他能慧眼識出黃碧雲的獨特，多年編選的《香港短篇小說選》都錄入其作。他尤其欣賞〈失城〉，特意創立「失城文學」這一術語。眾所周知，寫出名作已不易，作品能成為術語就更難能可貴了。子東老師認為黃碧雲以《失城》為首的一系列「失城文學」，類近「傷痕文學」，屬於香港主權移交前後港人獨有的痛苦。這種殖民地政權交接的不安與前途未卜的恐懼，黃碧雲透過筆下人物的病態、性愛、暴力、殘殺等「荒謬」內容，有意與「末世」的意象相結合以刻劃主權移交帶給港人的傷痛。

許子東老師編選的《香港短篇小說選 1994-1995》，他在〈序言〉表示非常欣賞黃碧雲的小說，並創立「失城文學」的術語。

最後，子東老師十分關注香港文學中的中港關係，也是其研究的特色。可能與他自身的獨特身份也有關，他也屬於一個南來香港的文人，只是其文盡在學術而非創作。在香港，他被視為中國人；在內地，他又被視為香港人。這使他對香港文學，甚至香港問題有獨到的見解而又不會有偏見地看香港。

作者簡介﹕胡家晉，中國社科院博士生，大專講師。經營Instagram文學帳號（@ineichashitsu），熱愛文學、藝術及烹飪。

劉紹銘的批評與才情

至於評論觀，他提過受其尊師夏濟安身學所得：一個訓練有素的文學批評家，在選擇寫文章時，不一定着眼於名氣大的作家。他要選擇的，倒是那些給他機會表現自己特長的作家，那些令他生出一種「個人興趣」的作家……即使這位作家的名字如何的不見經傳，作品如何不成氣候，他的批評文章也一樣寫得精彩。

文/吳美筠

與臺灣現代文學名家同期肄業於台大

鍾玲老師當年返港任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後，不時去她家飯聚或開詩會。記得有一回，老師鄭重告訴我，下一次會見一位重量級的嘉賓，美筠你一定要拜會。可惜當時我學院內外都忙個天昏地暗，正撞上會議。這是唯一一次缺席鍾老師家聚，錯過了與鍾老師口中的重要人物的初遇，神神秘秘，原來講的是劉紹銘教授。劉教授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Wisconsin University)比較文學系教過一段時間，當時鍾老師正好在那裏修讀博士，便一直尊他為師。那一代人，對師長輩猶為敬重，那管有否正式教過。所以，及至正式拜會，老師着我尊他為師公，那已是後來在一次浸大駐校作家的歡迎晚宴。

劉教授近照。

初見劉教授，老師介紹我一番，提到我寫現代詩，他眉梢一揚，我心頭震懾。想起他六十年代在台灣大學英文系，正趕上臺灣現代文學勃興豐收期，與他同期的同學，包括白先勇、陳若曦、歐陽子、王文興、李歐梵、葉維廉等陣容，自然極渴望聽他親口講述《現代文學》、《純文學》、《文學季刊》的創辦出版、引進西方存在主義、意識流和虛無思想等文論，如何見證推動臺灣現代文學的興盛。在他多本散文集，散落不少研究台灣文學的珠璣，我一時心裏湧出很多臺灣現代主義的問題，未及開口，只聽他道：你投「天地」的文章我讀着，認為應該是最好的，後設手法用得不錯，只是其他評判意見不同，人數比我多。我頓時訝異，他記性怎麼可以這麼好。當年天地圖書公司忽然搞了一個設題的散文比賽，我用非常實驗的手法參加，摘得季軍，那時節比賽不興作任何評語，更沒有評審記錄，頒了獎金，看冠亞作品，都是傳統散文套路。事過無痕，其時已成明日黃花，無人置喙。想不到劉教授竟然把我和我的作品記住了，不但記住，還把要話說得清清楚楚。師公的美言，身為大專老師的我竟也受寵若驚，恍惚重温黃毛小子給長輩鼓勵時竊竊私喜。

鞭撻曹禺受西方悲劇影響的致命傷

其實我結識他的風采，早在前此研究五四曹禺的《雷雨》，讀到他上世紀六十年批評曹禺的論文，原是他在印弟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 比較文學系1966年的畢業博士論文，原文以英語在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後來再改寫成中文發表在《明報月刊》[1]，現在我們較容易找到的版本是洪範出版的《小說與戲劇》的戲劇部分。文中他如何用比較文學的影響論批評曹禺受西方戲劇影響，拾人牙慧而淺薄，婆婆媽媽不肯承認取源於西方希臘悲劇及易卜生的《群鬼》，曹禺一邊說自己創作時在發洩抑壓的憤懣，既否定批評家認為《雷雨》「暴露大家庭的罪惡」，把劇本所提出的社會問題挪開，又不承認受西方戲劇影響，為自己寫作企圖不斷解說。劉點出，這是因為曹禺的文學認知裏把「抄襲」和「影響」混為一談。我另撰論文謂這是作者影響的焦慮，沒信心面對評論所致。

當年名不見經傳的博士生，批評開創中國現代話劇的第一開山祖師，如果不是博出位，就是膽生毛。惟細看這研究，處處顯示獨立批判的銳利，不賣名家帳的勇氣，細緻比較的難得可貴。林以亮更進一步認為他不應在曹禺身上花那麼大的功夫，因為他的作品淺薄得不能入流派。當他論證批評家從《雷雨》亂倫情節臆測曹禺受Euripides和 Racine的影響力亦非無憑時，通過疏理「悲劇」概念，說明曹禺初創中國現代話劇時對希臘悲劇與中國古典悲劇觀念混淆，並且由於《雷雨》過於顧全三一律和佳構劇的公式，情節和人物塑造受到很大的限制，劇作者「憑一己的好惡來操縱角色和命運的習慣，是曹禺劇作的致命傷」[2]。

《小說與戲劇》收錄劉教授研究曹禺的論文。

其實曹禺對自己的首個劇本並非想像中有信心。劇本一發表，已出現關於序幕和尾聲應否省略的爭議和批評，他堅稱序幕和尾聲彷彿希臘悲劇的合唱部分（chorus）刪去等於「無頭無尾，直挺挺一段軀幹擺在人們眼前」。[3] 他表示他受朱光潛美學的影響。卻正如劉氏批評，他沒有真正理解希臘悲劇觀念，故我想，如他採納朱光潛的悲劇美學中的深度，自然不會有上述混淆。這與作家在不同時期對自己作品不斷發聲，在不同狀態有不同想法的結果。曹禺不斷修改劇本，到了八十年代，反承認「舊本《雷雨》的序幕和尾聲寫得不好……這種寫法是抄了外國的壞東西，外國劇本有這樣一種寫法」；[4]更把《雷雨》的定性為社會問題劇。可見作家自辯的不可靠，作家不一定是自己作品的最佳讀者，作者不斷自辯，越俎代庖，對評論家對自己作品的批評指指點點，正反映他對自己作品和批評的焦慮。

曹禺在意別人的批評，曾公開指責「香港有個劉紹銘，寫了我一篇文章，還是博士論文，水平太差。」劉這年輕的激進言論也受到中國劇評人的抨擊，但我也相信曹禺也參考過劉的論文修正了年輕時的想法。1980年曹禺訪美演講，留在印弟安那大學時，劉紹銘與李歐梵同是負責接待學者。劉在〈君自故鄉來──曹禺會見記〉記述他如何向曹當面「招供」修正了看法：「他的作品，與易、契、奧諸人比起來，雖然失色，但在中國話劇史上，他實在是一代宗師。在他以前的別家作品，今天看得下去的，幾乎沒有。在他以後的，也不多見。」[5]最後一句也不忘辛辣一筆。文中描述曹劉暢談甚歡，說笑拍照喝酒。曹禺取笑他「劉紹銘，你這名字在文革時期會出問題。究竟你與劉少奇有甚麼關係？」對答妙絕，篇幅所限，不在此引述。劉親自送機，可謂臨別緊緊握手泯恩仇。同時讀者可見批評的據點，有方法論，有時代觀，有對照角度，沒有必不可破的立論，沒有不可調整的觀點與角度。

批評家的學問與才情

劉紹銘教授的專長甚多，在學界他是英美文學及港臺文學的專家，是現代文學的重要研究者、翻譯者、創作者，集教授、學者、翻譯家，評論家、散文家於一身。其著作詳見嶺南大學的中國當代作家口述歷史計劃。本文並非旨在研究他的評論，只想從其身影想像其人，不過單從其著作也不難領略其風采：只要留意他怎樣介紹書籍，如何討論文學批評的要義，尤其通過比較譯筆來評論文學，便見做批評和做學問的真章。讀《吃馬鈴薯的日子》，知他是如何苦學成材。此書敍述他如何由一名失學少年，被父親放棄教養，被伯父收留的低下階層，輾轉做過印刷學徒、民生書店售貨員、黑市英文老師，因而被迫自學英文至能通書信。 再而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英文專科夜校，進身會考及格，投考台大，又怎樣因香港不承認台灣學歷，毅然靠身上幾百塊美金就登船赴美讀研究院走上不歸路。在美國捧餐做唐餐館侍應半工讀，經歷讀博轉科的巨大難關。其人生之起伏，際遇之奇險，匪夷所思，實為想進身研究之門而躊躇者，帶來啟發與鼓勵。

劉教授早年求學的歷程經歷，在《吃馬鈴薯的日子》詳細說出。

筆者認為，有時單單看他的序言，已能見其異於常見的獨到。《西風殘照》是一例，序中回答「我為什麼要寫作」之問：純粹因為非寫不可。純為牟利寫作，一定會覺得空虛，把寫作成為一種職業，必會患上職業冷感症。……寫作不可或缺，吐胸中塊壘，比稿費從優更持久可靠……黑板生涯有時而盡，言志歲月無期，職業讀書人，難得一日享受不讀書之自由，但兩三星期不用中文吐塊壘，運[渾]然若有所失……九七後的香港究竟是人間何世，誰也難逆料，但在香港四天，在香港結下的塊壘，澆之不散。」胸中塊壘，不吐不快的寫作原因，不就是詩言志的大體玉成嗎？

至於評論觀，他提過受其尊師夏濟安身學所得：一個訓練有素的文學批評家，在選擇寫文章時，不一定着眼於名氣大的作家。他要選擇的，倒是那些給他機會表現自己特長的作家，那些令他生出一種「個人興趣」的作家……即使這位作家的名字如何的不見經傳，作品如何不成氣候，他的批評文章也一樣寫得精彩。有時不是那作家，只不過是利用這作家來反映自己學問和才情而已。所以看他的批評，如看項莊舞劍，細心斟酌，處處皆學問，字字都是練達文章。例如他評朱自清的散文，謂以前是中學的作文範本，大概取其語言清白和人情味這特色。人情味也時移世易。〈背影〉四、五十年前小朋友無不感動，今天讀〈背影〉，感動五中， 恐怕還是為人父母，兒女在外的老子，說不定悲從來， 以中文為母語的地區教授中國文學，不能孤立來細讀，要存史觀。在西方教授中國文學呢？一經外文過濾，難睹全貌。中文系學生再餿的作品也要硬啃，外系學生不吃這套，進入西方的租界，局外人看中國文學，強調文字特色，技巧鋪陳，視野別有洞天，中國人管不了 。[6]這裏便是以譯本比對評論文學的鮮活例子，也叫人跳出傳統框架外望，用世界文學視角看中國文學。

嚴評學者，寬待後學

最後想記一些小事。年前我在嶺南大學作訪問學人，參與系裏辦的研討會。席間兩位教授為張愛玲研究的觀點爭論得面紅耳熱，互不相讓。劉教授座席，冷眼旁觀了一會，只三言兩語，連消帶打，不針對觀點，只說研究方法，叫大家返回文本細讀，把兩人的口氣都收伏了。劉教授是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和張愛玲小說的譯者，夏志清當年何以推張愛玲為中國現代文學最重要作家，他比很多人清楚。論資歷自可壓人，但他不堆疊理論來嚇人，把批評原理說在前頭，立竿見影，讓大家見識非一般見識！

圖片說明：(右起)劉紹銘教授與王德威教授、陳平原教授、張隆溪教授在學術研討會上。相片由筆者提供。

後來，我回校找劉教授，欲以時任香港文學評論學會主席的身份，邀請他出任顧問。同事說劉教授不看電郵，也沒交代何時回校，可謂神龍見首不見尾。正沮喪之際，只見他人影輕身入房，我隨後跟上了，開門見山說明來意遞上邀請函，想不到他二話沒說就答應了。還打趣說：「我這顧問顧名思義是顧而不問。」我唯唯答是，他又馬上提出意見來，使我喜出望外。他說那本我放在他信匣、學會編製的文集《本土、邊緣與他者》他看過了，認為文章水平參差，說我們一些學者的文章有一定水平，卻夾入了一些稚嫩的文章。我殷殷回答：我想給年輕一輩機會。他馬上點頭，「那我明白了。」 這想法的認同，使我對面會印象尤為深刻，至於當日論到香港文學評論發展應嚴肅看待，自不贅言。雖與師公往還不多，單是這件事，還是值得記他。

劉教授近作、與梁淑雯博士合編《給孩子的港臺散文》。

[1] 英文原稿見Joseph S. M. Lau, “Ts’ao Yu, The Relunctant Disciple of Chekhow and O’Neil: A Study in Literary Influence”, HK; HK University Press, 1970.  中文單行本最早由香港文藝書屋同年出版。

[2] 劉紹銘：《小說與戲劇》(臺北：洪範，1977)，頁110。

[3] 曹禺：《日出‧序》（上海：上海文化生活，1936）。

[4] 曹禺：〈我的生活和創作道路〉，原載《戲劇論叢》第2期（1981）；後載《曹禺自傳》（江蘇：江蘇文藝，1996），頁19。

[5] 見劉紹銘：《上帝‧母親‧愛人》(臺北：洪範，1981年)，頁39-60。

[6] 劉紹銘：〈文學的租界〉，《偷窺天國》(臺北：三民，1995年)，頁180。

作者簡介：從事文學創作、評論、編輯、策劃、學術研究多年。曾任教於香港大學、香港嶺南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2018年香港教育大學駐校作家，先後創辦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香港文學評論學會、書寫主義、「文學香港」網站、評論雜誌《真論》及少年雜誌《珍珠奶茶》等。著作《時間的靜止》、《天使頭上的小木屑》、《雷明9876》、《拯救雷明勇闖209》、《獨眼讀看──劇場、舞影、文學跨世紀》等。獲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教育（非學校）優異表現獎，最近編輯出版文集《You Are Not Alone》。

文藝觀的自我觀照——讀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反思五四新文學

文/張承禧

邵洵美（1906—1968）是新月派詩人，出身於官宦世家，曾留學英法，與徐志摩並稱詩壇雙璧。志摩成了詩人的代名詞，洵美卻被世人遺忘。邵與左翼作家不咬弦，曾被文壇巨擘魯迅惡言相向；邵的身份和作品有違1949年建政後的意識形態，晚年景況淒涼。即便80年代獲得「平反」，討論也不離他的情史，或簡單地標榜他為唯美主義詩人，卻不知其「唯美」風格沒有持續多久；他花了最大心力經營的兩項事業，出版和翻譯，常得不到重視；更為人忽略的是，邵是寫針砭時弊幽默文章的高手，更是民國其中一位最重要的文藝批評家。

陳子善在2005年為邵綃紅所撰《我的爸爸邵洵美》作序說：「他的評論集《火與肉》和《一個人的談話》，不要說至今未得到應有的評價，即使是專門的研究者，恐怕也有許多未曾聞見」。[1] 十多年過去後依然如是。陳子善認為〈一個人的談話〉[2] 「在邵洵美為數眾多的文學論述中佔有一個特殊的位置」、[3] 沈從文稱此文為「最美的散文詩」、[4] 邵謙稱它是「有連續性的備忘錄」，[5] 而筆者以為，它更像是一篇觀照自我的評論人手札。本文嘗試拋磚引玉，闡述文中的一些文藝觀，兼藉此反思五四新文學運動。

邵洵美

自我是從觀照中彰顯

〈一個人的談話〉所對應的，是兩個人或以上的談話，或一個人向眾人的談話。兩個人或以上的談話，是價值觀之間的交流，自會產生爭執和虛偽的理解，如邵於文中說：「最奇怪這世界上專多一般要求人了解的人，以及一般專要去了解人的人，於是便有分辯，誤會，爭論，怨恨，懊悔，種種的笑話。」[6] 小至日常爭吵，大至種種的主義和學說亦然。真正的理解是從自己與自己的談話而來。故此一個人的談話也不是演講或獨白，[7] 而是自說自話的觀照。正由於是一種觀照，真正的對話才會產生，由是構成這篇文章。標題用「一個人」代替「我」而拉開了距離，表明這並不是一篇甚麼文學家、甚麼派系的文藝宣言，而僅僅是「一個人」的供狀和觀察，也是邵接近而立之年，對自身文藝觀的回眸。恰如文中說，詩「是一種供狀，是一種觀察；而不是一種領悟，或是一種會心。」[8] 如果覺得文學是能夠領悟什麼的，離文學就遠了。

文學更加不是直線的表達自我。邵引用艾略特之說：「『詩不是去放任情感，而是去逃避情感；不是去表現人格，而是去逃避人格。』但是他又說，『祇有那種有人格有情感的人，才知道怎樣叫做去逃避那些東西。』」[9] 這與時人常以為詩是表達作家情感的說法恰恰相反，邵也借他人之口批評了一些只是浮淺情感宣洩的新詩。用佛家的說法，一旦有了「我執」，執著於「我」的在場、「我」的絕對性，「我」就會刻板化，反而遠離了真正的、誠實的「我」。換言之，文學最難能可貴的是，怎樣從「無我」中得見「我」。新文學誕生於「啟蒙」，亦盡受其約束。由引進「個人」一刻起，就帶來了「集體」，集體主義正是來自「我」的澎湃感情。就此來看，新文學作家所歌頌的「個人主義」與文學有著根本衝突。同樣地，如批評家僅以「個人主義」來定義五四作家，只會刻板化、庸俗地統合了該時代的作品，亦扼殺了該時代本有的文學聲音。

五四新文化運動

「定義」的專橫與文學學院化

新文學的興起掀起了甚麼是新詩的討論。然而邵直截了當地說：「我不喜歡定義，定義慣常是低能兒的工作。」[10] 意思就是，詩有著它應如是則如是的本色，是「創造」，[11] 並不需它者來定義，定義都是庸俗和遠離了詩。作品既是獨一無二的創造，又豈能經定義解釋？定義僅是為了遷就那些「看不懂」詩的俗人。他引艾略特的說法：「真的詩在未被人看懂以前即能點化」，[12] 一旦「看懂」，詩的神聖不再，即淪為俗物。這不代表刻意造出古怪語言就是詩，[13] 詩是「去洩露一種為平常人所從未領悟過的神秘」，[14] 類似於宗教的情感。這正是傳統批評最重視的不可言說傳統，「道可道，非常道」，是對「字」本身神聖（道）的尊重。這傳統已在理性之名下，屈從於學院的論文需求，經西方語言學拆解至體無完膚，因分科而變得支離破碎。

「定義」於今天成為顯學，作品總要用主義和思想去概括（或作者深受影響而預設了批評路徑），才能完成「學術成果」。文學趨於學院化，定義和理論分析駕馭了這門情感之學。邵說的「低能兒」不無諷刺意味：「所以我覺得假使一個人不想做詩學教授，他祇要能鑑賞一首好詩便成了」。[15] 今天，不單是批評家，連文學作家都要棲身於學院，作品儼如是對職位的「定義」，唯「俗人」只有圈內的孤芳自賞。「在中國，你要做一件事情，你非得同時做這件事情的教授不可。所以一個個寫文章的都會變成一個個說教者。」[16] 教研與創作本是最不匹配的組合，卻是現代「文學工作者」最常有的頭銜。當「定義」的權力愈來愈大，也是人愈來愈不尊重文學的純粹和神聖的時候，最後文學將變得無意義。〈一個人的談話〉珍貴的是，它道出一種新文學出現時的初心，非為服務「新文學」，而只是對文字、文學和情感的神聖敬仰。「牠有一種宗教的力量，牠會給我們一種生活的秩序。」[17] 文明的進步來自敬仰而非延異。

趣味抗衡庸俗，展現人格

然而如果作品變成絕對純粹、神聖、不可批評，就會變得封閉和極權，等於白白浪費了啟蒙思想。故此批評非常重要，但怎樣不落入思想的牢籠，就在於經驗、趣味和天才，這些都是融入於自身的東西。邵於文中提到，高尚趣味與庸俗對立；能從學究中培養，卻不是學究；更加不是道德、政治或宗教。它是真正個人領域上的立足處，如周作人說的「自己的園地」，它代表著一個人的天賦和經歷的累積。邵曾說艾略特「祇用歷史的方法去敘述每一個時代的詩人或批評家對於詩的見解」。[18] 從而避免對詩作出時代的專橫定義；同樣地，邵於文中寫了一大段文學經歷的自白，並說「對於自己趣味的表白才是一篇真正的供狀。」[19] 即是說，高尚趣味不是由上而下置入，而是逐步隨著一些天賦的東西、不知甚麼原因的安排、自然、感覺、隨興、機緣巧合、幻想、幽默等慢慢建立起來。〈一個人的談話〉侃侃而談，皆因見解都是經過作者的累積、消化、沉澱和重新提取，變成了自己的東西，形成文藝觀。舉重若輕，最難也是最容易。如此坦白、率性、一針見血的文章，今天已不多見。

郁達夫

邵評當時的作家：「魯迅有天才，沒有趣味；茅盾有趣味，沒有天才；達夫有天才又有趣味，在他的作品裏，我們可以看見他整個人格。」[20] 筆者以為，邵認為魯迅和茅盾的作品都是先有觀念，而不像郁達夫般直視自我，作品如供狀般反映自己的性情和欲望。魯迅和茅盾後來都刻板化為左翼戰士，其反抗之聲亦淪為政治宣傳。當代中國的問題，正是從「不見人格」開始。「高尚趣味是建設的，低級趣味是破壞的。」[21] 高尚趣味是人格和國體的建設，而低級趣味只會掩蓋人格和破壞美感。真正有趣味的人很少，天賦與機緣不可強求，但對一個國家或地方能夠展現國格卻是不可或缺，恰恰因為高尚趣味者不附和庸俗政權或立場。抗衡極權的，不是個人主義或革命，而是趣味。「高尚趣味也沒有道德觀念，因為牠不被社會的習俗來轉移。道德的標準是跟着時代變易的。」[22] 高尚趣味的人能看穿由上而下觀念的置入、時代道德的可笑，並透過自身經歷、對文學和歷史的尊重，展示出真誠的自我和人格。一個社會的文化格調就建立起來。

定義「新文化」的自信催生文化革命

新文化運動最大的發見是「自我」，同時也是最大的桎梏。文學和天馬行空的想像，都加上了個人主義、政治啟蒙、自由價值等的包袱。謂之「解放」，卻是專制的「八不主義」；[23] 非寫某種文字、主題、文類不可。受盡今人批評的左翼文藝，與被稱譽為自由主義者的胡適，並無二致。從這些「進步」價值中誕生的新文學本身就是問題。30年代小品文興起，周作人將之上溯晚明小品，可說是對西方進步價值和「自我」發現的一種消退和回歸。

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

〈一個人的談話〉有意思的是，邵不是從「我」，而是從觀照自我的角度出發去談文論藝，亦即他說的「供狀」。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何他突然於文中插入一個西洋故事、一部劇作的想法、羅列自己的文學經歷，因為這些都是「供狀」的一部分，類似於自己對自己的審視。這些審視消解了「自我」的「定義」，故此詩是逃避情感、小說是作者進入書中世界、文章是一個人的談話。自始，批評便不僅僅是對作品的批評，而同時是對自身的批評和創造。如是者，批評便不是為了什麼觀念而寫，而能自成「作品」。這種觀照自我的文藝觀也見於他的詩作上，如〈你以為我是什麼人〉：

你以為我是什麼人？是個浪子，是個財迷，是個書生，是個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錯了，你全錯了；我是個天生的詩人。[24] 

這是一位傳奇詩人透過詰問來確立自我的一份供狀。它被銘刻於邵的墓上，象徵詩人與詩的永恆對話。

這種拉開與「自我」距離的做法，在極端自信（同時極端自卑）的五四新文化中尤顯珍貴。新文化運動以「新」為號召，「我」要與一切「舊」的切割，「我」的當刻便是「新」和最好，把線性的科學發展觀、革命觀引進了文學。須知史上成功的文化運動，如文藝復興、古文運動，皆是以復興上古傳統為號召，而鮮有自命為「新」。新文化運動後，極端自信帶來的就是極端理性與瘋狂、極美與極醜，失卻敬畏心。真正的啟蒙帶來的不是人的全知，而是人的渺小和無知。這是觀照自我的重要。

[1] 陳子善：〈序〉，《我的爸爸邵洵美》（邵綃紅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頁2。

[2]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人言周刊》，第1卷第12期至第27期（1934年5月5日至8月18日）。

[3] 陳子善：〈編選者言〉，《洵美文存》（邵洵美著，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6），頁3。

[4] 邵綃紅：《我的爸爸邵洵美》，頁137。

[5]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上海：第一出版社，1935），頁3。

[6]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27。

[7]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3-4。

[8]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14。

[9]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36。

[10]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14。

[11]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25。

[12]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21。

[13]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22。

[14]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25。

[15]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18。

[16]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51。

[17]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55。

[18]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15-16。

[19]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60。

[20]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63。

[21]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56。

[22]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56。

[23]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1日），正文起頁21。

[24] 邵洵美：《詩二十五首》（上海：時代圖書公司，1936），頁36。

作者簡介：張承禧，嶺南大學中文文學碩士。現於出版社工作，研究興趣為香港文學與中國現、當代文學，評論曾收入《本土、邊緣與他者》一書。

何用堂前更種花？ 向李歐梵老師問學的一點雜憶

 我認為叫「老師」更為合適。我從他身上學到的不止是學問，還有各種待人處事和對工作——尤其是學術——的態度。

文/趙傑鋒

         李歐梵是我在中文大學念博士時的論文導師。身邊很多同學習慣叫自己的論文導師為「老闆」，我卻只叫他「老師」。他有些弟子會直接以英文名字稱呼他，我卻一直不敢這樣叫他，一來是出於尊敬，二來我認為叫「老師」更為合適。我從他身上學到的不止是學問，還有各種待人處事和對工作——尤其是學術——的態度。每次見到老師，總是有一種請教或是傾訴的念頭，儘管畢業了，我們還保持非常緊密的聯繫，每次見面聊天他總給人無限動力。如果說他是「老師」，也許他在我心目中更像是「父親」。李歐梵總是有一種這樣的魅力。

        李歐梵這名字早已人所共知，他的求學和教書經歷在牛津大學出版的《我的哈佛歲月》中早已詳述，不容我多作闡釋。他是美國學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祖師，這亦舉世皆知。本文是我作為他五年的學生、助教和研究助理的一點個人經驗，文章以「雜憶」為題，只求把一些有關老師的記憶在褪色前記下來，我的能力也僅此而已。我大學畢業不久剛進中大工作時，便早已在不同的圖書館講座、書展和課堂上聽過他的課，也曾戰戰兢兢地索過合照。真正接觸到他的學術和方法，是在修讀博士初期他的一堂研討課上。

研究的起步是一大堆不連貫的資料

        李歐梵的講座我早已旁聽過很多次，他亦從不拒絕任何人旁聽。第一次正式「上課」，是在我剛入學中大博士的一年。那年是2015年，剛好是二戰結束七十年，老師以「戰爭與記憶」為題，開了一門研究生的研討班（seminar）。我以修課學生之身分，名正言順選了這一課。剛開學不久，便發覺他的課與我經驗中的一般大學課堂與別不同。老師與他的一位德裔博士生合作，以德國的二戰歷史為主題討論戰爭與文化記憶，那時我對德國的興趣還不大，知道也不多，只記得幾本指定讀物，包括保羅福塞爾（Paul Fussell）的《一戰與現代記憶》（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和彼得貝克（Peter Burke）的《知識的社會史》（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都是較為平易近人的歷史學術著作，讀起來津津有味。

        過了首四堂，老師便要求我們做「功課」。課堂作業除了期末論文外，還有一個簡報（presentation），長約半小時，題目自訂，但要與課堂主題有關。沒有任何指定方向，要自己找資料做研究，看甚麼書也由自己決定。這可頭痛了，一來我當時對德國歷史認識不多，二來我對有關「記憶」的理論掌握不深，不可能在短時間作一個有關德國的深入研究。那天正徬徨，在大學書店漫無目的遊蕩，無意中找到了一系列有關香港二戰時期的「老兵」口述歷史，有關香港的抗戰歷史一直都是一塊缺失的拼圖，當年「口述歷史」的流行也正好與課堂的「戰爭記憶」主題不謀而合，便決定用香港抗戰記憶作為我簡報的題目。那數個星期間一口氣在書店、圖書館找來一大堆有關香港二戰老兵的資料狼吞虎嚥，到頭來卻找不到論點，只好把找到的資料和書目在簡報中略加說明。資料有一大堆，卻毫無邏輯可言。開始簡報時，冷汗直流，緊張得差點咬到自己的舌頭。以一般的大學課堂的標準，我肯定會拿個「零雞蛋」。

李歐梵教授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代表人物，也是漢學界的重量級學者。他曾在香港書展「名作家講座」，與讀者分享如何在全球化下的保持人文素養。

        結果卻出人意表，老師對我的簡報讚賞有加。記憶中他站起來，漫漫走過來跟我聊了幾句，魂不附體的我早已忘記他的評語，只記得其中的一句：他希望這題目是由他的學生做出來。但是，這個一點邏輯都沒有的簡報有甚麼值得研究？其他同學的簡報條理分明，理論運用遠超於我，老師卻似乎興趣不大。只記得當時聽了他的話我一時呆立，不懂得回應。往後成為老師的學生後，才發覺這是他的研究方法。一些研究在起步階段很多時都是一大堆不連貫的資料，如何從資料中提煉出一個好研究才是一門功夫，否則如果只看理論和二手研究，所有「研究」都會千篇一律。老師常對我說：要是掘到一塊石頭，便要想辦法把它雕成珠寶。這也是他對歷史資料的執著，也奠定了我研究戰時電影的興趣。

老師的教學魅力

        除了研究生的課，老師也有一門名為「中國文學經典導讀」的課，每年開一次，是一門本科生的課。課上老師要求學生看原始史料或文章，如梁啟超的《飲冰室合集》、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和胡適的《四十自述》（但我很懷疑有多少同學有認真看過）。這樣做是希望學生不會先入為主受其他人的觀點影響，他亦要求學生在功課中多提出個人觀點，不要盲目跟隨或套用理論。看書要讀原文，不要看翻釋。這也是他為甚麼多次鼓勵我學外語，也是我在他身上學到最重要的態度。

         幾年來，老師本科生課堂都定在下午。他每次都在上課前十分鐘到達課室，揹着一個破舊的書包，裏面總放着幾本與課堂有關的書，上課前拿出來，放在旁邊的小桌子上，卻很少用。上課時他坐在課室中央，隨身有一張只有他看得明的手寫講義。我有幫忙做過「PowerPoint」，但只供參考，老師在課上總是隨心所欲，行雲流水，有時甚至不按幻燈片次序演講，一說便是兩小時，聲如洪鐘。李歐梵每年的課——儘管課堂名稱一樣，內容也不盡相同。他曾對我說，這是他對「教學」的要求，也是對學生負的責任。每年的第一課，他都緊張得睡眠不足，大清早起牀改講義，直至上課前十分鐘才給我「最新版本」。儘管老師對格式要求不高，但偶爾我還是要修改格式、圖片、顏色和字型（前一晚我本已校對好），這是件趣事。

李歐梵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講「挫而彌堅」。

       談到論文，老師總不用講稿，侃侃而談最少兩小時，起初每次見面，我都在他辦公室坐上幾小時。往後為省車程和時間，便乾脆到他家裏去談。每次到他家裏，他總會預先泡好茶，坐下來，先聊一些生活瑣事，再談論文。給他一篇文章初稿，他都會認真看完，打回頭時寫滿評語。有次趕交稿限期，匆匆趕就文章給他過目，看完後他生氣得很（他說沒有），當然我對他的評語沒有任何反駁，反而心感歉疚，我明白這是他一直對學術寫作抱有極高要求之故。此後我朝乾夕惕，提醒自己不再倉猝寫作，寫的東西要有「commitment」——我「入門」時李歐梵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有時聊得晚了，師母會親自下廚，留我吃晚飯。有時晚飯後，老師會留我與他一起看影碟或音樂會。這些都是極美好的回憶。

從整個時代進問題的脈胳

        有關學術，基本上任何題目老師都能從容回應，從不把任何話說盡，亦不會給一個「標準答案」，「李歐梵」的方式是以提問引導思考。他的學問博大精深，從不被一家之言所束縛。開始研究一個問題時，老師不從問題直接入手，而是把問題的連繫的「脈絡」（context）釐清。從一整個時代進入，逐步收窄和歸納，而非以流行理論作演繹。老師非常重視理論運用，常警惕我：理論有脈絡，也有歷史，使用時要小心。或許有人會片面地把這理解成一種反「（西方）理論」論調，事實上並非如此。有次我不求甚解，把一個位法國學者的理論寫在我的初稿中，老師讀後馬上指正，並指出我在有關理論內容和脈絡的誤讀。

         如果學問是一套武功（人文學科中常有這個比喻），那麼老師的套路便有點像金庸筆下的「獨孤九劍」，像是一套千變萬化的方法，而非一套固定的模式。因應問題的變化而改變應對方法，直接而不拐彎。有一天，師徒倆在火車站等車，他提起這一招是他的老師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的得意「絕學」：一個問題可從多方面作辯證，「一方面」（on one hand）可這樣看，「另一方面」（on the other hand）又可那樣看，一個問題因而能夠延伸出不同的「問題組」，老師稱為「problematique」。因此，一個問題會如根莖（rhizome）般延伸出很多問題，不會出現單一結論。

        直到退休前，李歐梵的辦公室大門總是打開的，任何學生都可以推（敲）門而入，只要你有問題，他總是來者不拒。數年來，每次我約他談論文或聊天，他從來沒有拒絕，有時不想到辦公室，便到德國餐廳喝啤酒、吃香腸，或請我吃自助餐，邊吃邊談。他數次「請」我在他課堂上演講，這是我人生中最榮幸的事，當時我的研究計劃尚未成熟，他亦從未抱怨。他指導我的研究計劃期間從未有用自己的地位施加壓力，只用理據說服我，相處數年，李歐梵從不自誇，有時甚至說要從我身上「學」一些東西，我深感慚愧之餘，也感受到真正的學者風範。如果說「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學生們在修行道上，要學的又何止「學術」？

[編輯按：分題為編輯所加]

作者簡介：趙傑鋒，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哲學博士。博士論文以歷史資料為基礎，研究二戰時期香港電影與重構一段文化史。

治學之本──憶二十多年前黃繼持教授《論語》課

憶起二十多年前上黃教授的課，那皮膚黝黑，瘦削身影，在說到精妙之處時，口邊沾白沫，黃教授學問專精，我輩中人無不嘆服。能把學問從博學精研逐漸演化為興趣之學，那一年我看見的是一代儒者繼公作為文人典範的治學之道，縱然已再看不見佇立在樹下的哲人身影，惟一代雄儒至今仍是多少後學的楷模。

《文學的傳統與現代》

文/陳志堅

在仍未興建法律學院大樓前，從馮景禧樓往回走，途經李達三樓旁邊，曾有一條短狹且崎嶇不平的樓梯，樓梯一直延至圖書館道，我曾看見有位哲人站在梯間看樹，而我就在看他的身影。想來，已是二十多年前的日子了。

實在有幸，在學期間遇上好些學者皆為大師。「古籍導讀」、「左傳」受學於鄭良樹教授，「文字學」和「孟子」受學於陳勝長教授，「訓詁學」受學於陳雄根教授，「語法學」受學於徐芷儀教授（後來得悉是李天命教授太座，同學「嘩嘩聲」），「聲韻學」受學於張雙慶教授，「史記」受學於何志華教授，「古文字學」受學於張光裕教授（後隨張生出版《郭店楚簡研究》，亦辦「第三屆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會後有幸與饒公同乘火車，聽說古文字之趣，此事另文書寫），然而，談及經世治學的方法與要領，除了張生外，不得不提及恩師黃繼持教授，繼公所授，至今饒具影響。

黃師繼持教授曾受學於國學大師牟宗三教授，後來一直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黃教授榮休前任教「論語」、「莊子」、「文學批評」、「現代小說」等課，旁及古今，學問之大，鮮有能及。同期學長說，要挑戰自己，可試修讀黃生的課，我倒沒挑戰不挑戰的考慮，黃教授教導「論語」，沒有更佳選擇。

讀《論語》之法

二十多年前的課慶幸沒有白讀，至今仍記得黃教授「論語」首課概說。黃教授談《論語》要義，所謂《論語》之學，一言以蔽之，就是「成德之學」。而讀《論語》的方法有三步，從「文獻」、從「文化」、從「修養」。所謂從文獻，指嚴謹的考據與互證，全部注疏集釋，無一缺漏；所謂從文化，指從《論語》讀懂其中呈現的文化要義；從修養，固然是《論語》對我們的品格和本質的影響。

從文獻

從文獻方面為例，黃教授清楚說明《論語》各注家的價值。東漢鄭玄訂定今本《論語》，敦煌石窟出土後可見殘本。通行注本為三國魏國何晏《論語集解》，實非出自何氏一人之作，乃集各家之解說，為今所見較完整的注本。至北宋邢昺作疏，後世對此疏評價不甚高。而清代時期日本發現南朝皇侃疏，故有邢疏和皇疏。直至宋朱熹《論語集注》，貼近孔子精神原貌，故近七百多年，學者必讀朱子集注。然而朱子為理學家，故融入抽象，對天、道、人加入理學哲思，對孔子思想加以引伸發揮，甚至予以改易，黃教授請我們後學得加以注意。至清代乾嘉學派劉寶楠《論語正義》，要求考查漢朝古書的原意，重考據，從文字、聲韻和訓詁作解，不太從朱子，亦可見清人治學之風。至程樹德把何晏、朱子、劉寶楠三者之精妙處集合，並及其他注解（如黃式三《論語後案》）作成《論語集釋》，其中包含文字考義、事實考證、各家注解之精要。後來錢穆《論語新解》也應多所旁及。黃教授的課主要以楊伯峻《論語譯注》為本，逐篇逐句引用上述各家注疏，加上自己的考證與見解加以講授。這裡嘗舉一例以證。黃教授講解《論語﹒子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他指出若從字面上釋義，意謂孔子少談及利、命、仁三個概念，這似乎與《論語》的思想不相吻合。黃教授考證句子的語義後，從兩方面作解，一為古文句讀，黃教授以為，子罕言利後應有「，」為是；二為常訓，「與」可讀曰「喻」音，訓作許，意謂讚許，即是讚許命和仁兩個概念，由是觀之，本句應為﹕「孔子少談及利，而讚許命和仁之義。」從黃教授治學，想必看見考證的重要與價值。

為甚麼特意提起黃教授對古注的重視﹖記得黃教授論語課最後一節，同學都在憂心這門課怎樣考試，而因為我從第一節論語課起為黃教授的課錄音（其時替赴法國留學的鄺可怡師姐錄製，惜後來錄音帶散佚），同學誤以為我與黃教授關係特別好，故在眾人推舉下當了同學代表，向老師查詢考試重點。黃教授先是輕笑一聲，然後說﹕「考晒」。我聽後大膽追問﹕那麼所有古注呢﹖黃教授又簡單一句﹕「全包括在內。」全場頓時啞口無言。黃教授點了點頭，說這是必須的，惟再給予我們一些提示，就是課上多說的考試時比較重要。課後同學都在議論甚麼是課上多說的議題，而在八題選四題的考試裡，記得那天在邵逸夫堂應考，從試場出來，感覺就像赴考科舉，所有古注如亂碼，一整天都在腦內縈繞不去。及至成績公布，有幸拿了個A等（那時同學間流傳，這是不可能的任務），遂向黃教授道謝，黃教授也只簡單回了句﹕「答的好，繼續修課。」

《現代化.現代性.現代文學》、《魯迅.陳映真.朱光潛》

從文化

記憶裡黃教授十分著重《論語﹒述而》篇的講解。黃教授稱〈述而〉篇中多為夫子自道之言，主要是孔子的晚年記錄，總結了孔子一生的感受。當中，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可說是概括孔子一生之言。而其中「遊於藝」者，所謂藝指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先秦時「藝」與「術」分說，而《二十四史》和《漢書﹒藝文志》中「藝」指具體和實際的能力。故此，禮指具體的習禮行為，樂指音樂能力，推衍至清人所謂「園藝」，也是指實際上的種植。這裡，遊於藝的「遊」乃指「遊憩」，意謂遊憩於這些藝的範疇之中，這裡與現代人藝術觀中「藝術專門」的概念是不同的。黃教授指出，「多才多藝」在《論語》中不一定是正面的，可以泛指掌握這方面的能力，而這也是對《論語》在文化上的一些詮釋。

固然，我們都熟悉〈公西華侍坐章〉，中學時期已知悉這是儒家提倡的理想生活狀況，惟黃教授給予我們新的研讀角度。雖然宋儒和諸子對此章的評價甚高，惟清人樸學家對此章有所質疑，以為此章是戰國時後人的復述，當中可能有過分渲染的成份，子路、曾皙雖為孔門大弟子，惟曾皙地位不太重要，公西華的才幹亦未必如此章所提及的情況。黃教授指出，若從文章的寫作角度出發，〈公西華侍坐章〉水準極高，屬古代小品文的典範，從情節、對話和人物性情上，展現美好的意境。舉例而言，「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是古典小品文筆法。至於曾點的回應，暮春的意境，是群眾式或聚眾式的樂，從風乎舞雩至詠而歸，是從祭祀轉為民眾之樂的演化。然而，黃教授指出，孔子的生命主調乃在救世，儒家是入世之學，夫子因晚年感慨，此章就如補充了孔子對藝術文化與人生的觀賞，惟不代表孔子對前三者（子路、冉有、公西華）的否定。黃教授之說，可謂精要。

從修養

黃教授指出，讀《論語》最主要的概念，歸納而言，就是「學、孝、仁、忠、恕」，而「學」就是一切的開始。談及「學」的方法，黃教授指他個人治學的方法就如《論語》所言，除了博學和強記（多學而識〈衛靈公〉）外，更重要是組織和次序，所謂「一以貫之」。黃教授舉例言，曾子提出忠與恕，惟孔子背後著重的是忠與恕的對象，即是人，故所謂一以貫之，可以體現在道德修養、文化意識和政治思想上怎樣處人作解。另一方面，黃教授提及，好些學習者忽略了《論語》中的「學」常與「道」扣連，即所謂「學道」，故此，「志於學」即是「志於道」，「志於道」乃自我實踐和成長，是整個人格的完成。黃教授強調人格的完成必須與「禮」相關，就是所謂「立於禮」（〈泰伯〉），禮是個人人格的完成，從而推展至社會上的人格行為，也是人際間的正當關係。禮最初與宗教祭祀有關，指人與神和天的關係，後來落實到人與人的關係，基於禮是社會的規範性行為，故「習禮」才能在社會上有立足點，樹立社會角色和人格，故「立」才是學禮有成。

黃教授談仁，先為我們理清了一些觀念。〈里仁〉篇多以簡短格言式風格書寫，估計是較早期的記錄。《論語﹒里仁》篇集中談仁和君子，而在《論語》前金文中鮮有此字，故仁作為一個觀念，極可能始於孔子。「仁」是開拓性字眼，是「端緒」，是從實踐中體現出來，是儒者所具備的品格，所謂「里仁為美」（所謂「儒」，孔子謂子夏要為君子儒，不為小人儒，可見儒有二分，不一定是正面的，而君子儒有高尚人格，要比「士」為高。）仁者愛人也，乃人際間的真實感情，故人之所以為人，始於父母的親情，故言孝悌。仁，促使人際間的和諧關係，反之，不仁則為麻木。固然，仁者不受外在環境影響，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黃教授指出，此處可見孔子安貧樂道的境界，而孟子「貧賤不能移」之說，大概傳承於此。此外，黃教授特別指出《論語》中「仁」與「知」（智）對舉，而「知」與「學」相關。「知」是理智之意，意謂學會判斷是非，明白事理。人要能知，也要存仁。仁是人最基本的感情，能愛人就是有仁心的表現，擴而充之，成為仁者，而仁乃人際關係中最完美的人群情態。宋明理學家對此發揮甚大，就是所謂精神的提升，仁是不斷超升的過程，所謂「其心三月不違仁」，是人的自覺、覺醒，從反省而後自覺，從覺醒到自我生命的意義。故此，仁就是愛，是自覺的本能，若不能自覺，就是溺愛。推而廣之，從政治方面，王者之道亦在於仁，就是所謂仁德，仁者以德治民、治國。所謂「德」，就是可貴的價值，人之有德，就是人有人的價值；所謂「道」，是宇宙運行之道，天下之運作，所謂「大道之行也」。德與道就是道德之意，就是指人與人、人與天的恰當關係，故以德治國可使社會安寧。總括而言，孔子論仁，從仁開展至道德，就是最和諧安樂的關係，可以說，孔子談仁學，孟子談心性，也是重在當中的體會。

憶起二十多年前上黃教授的課，那皮膚黝黑，瘦削身影，在說到精妙之處時，口邊沾白沫，黃教授學問專精，我輩中人無不嘆服。能把學問從博學精研逐漸演化為興趣之學，那一年我看見的是一代儒者繼公作為文人典範的治學之道，縱然已再看不見佇立在樹下的哲人身影，惟一代雄儒至今仍是多少後學的楷模。

黃教授說﹕「繼續修課。」往後一年，我再修讀了黃教授「文學批評」課（哈，也是取A等），又是另一番新的滋味。

作者簡介，陳志堅，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後於香港中文大學獲教育文憑、文學碩士、教育碩士。現職中學副校長、中國語文科主任、中國文學科主任。任教育局課程發展委員會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委員、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中國文學科目委員會主席，曾任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兼任講師、寫作比賽評審、校際朗誦節評審等。著有散文集《時間擱淺》、小說《離群者》、青少年小說《無法預知的遠方》、《紅豆糕的歲月》，主編散文合集《情味﹒香港》等。

從也斯的評論學習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

從《也斯的五○年代》可見，也斯將傳承與文化轉化的關注，投入到詩、長篇小說與電影等範疇。他討論宋淇與吳興華、馬朗與何其芳的關係，桑簡流《香妃》的亞洲想像，《珠江淚》及《半下流社會》兩部分屬左派及右派的電影如何建構理想空間。

《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

文/鄭政恆

        看版權頁，《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是2011年三月出版，屈指一算，不多不少剛好十年，書大概是四月才印出來，而那一年的一、二月間，我在歐洲遊歷了一個月，一回來就立刻準備出版。

      《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由梁秉鈞（也斯）、陳智德、鄭政恆三人合編，是我第一本具名編輯的正式出版書籍，這十年間我主編與合編的書合共三十本，而《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是一切的開始，值得一記。

        2007年，我到嶺南大學擔任也斯的助理，其中一項工作是整理出版2004年香港文學研討會的論文，過程中少不了要申請資助，也調整內容與增補資料，我將陳智德〈今日香港文學研究引介：史料、選本與評論〉的資料稍作更新，想到大部分工作已由陳智德妥當整理，我也不必掠美。另外，編輯工作到後半段，也斯和我加入了六篇年輕研究者的論文，也斯在電郵中說：「望能鼓勵更多同學從事香港文學研究也。」

五○年代香港「新」文化

        也斯的論文〈「改編」的文化身份：以五○年代香港文學為例〉是他收於書中的文章，晚年也斯集中焦點，主力研究五○年代香港文學及文化，他以「改編」與「故事新編」的角度，審視文化的磋商和挪用，如何建構討五○年代香港的文化身份。

        當時也斯早已遠離文化研究理論，回歸到平實的文學歷史研究。《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書題與他的研究方法恰好對應，在他看來，五○年代香港文化是傳承自之前已有的古典傳統、五四文學、外國文化、大眾流行通俗文化，但經過香港在地轉化之後，就形成了新的文化。

        也斯討論的文本包括葉靈鳳的〈釵頭鳳〉、張愛玲的〈五四遺事〉、曹聚仁的〈李柏新夢〉、李維陵的〈魔道〉，分別改編和改寫陸游的生平故事、五四浪漫詩人的愛情故事、美國作家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的小說〈李伯大夢〉（Rip Van Winkle）及愛爾蘭唯美主義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的《道林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也斯關注文本之間的比較研究，了解五○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身份。

        也斯的五○年代香港文學研究論文，收錄於《也斯的五○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論集》，書在2013年五月出版，已是也斯去世幾個月之後了。〈「改編」的文化身份：以五○年代香港文學為例〉以四個短篇小說為討論文本，從《也斯的五○年代》可見，也斯將傳承與文化轉化的關注，投入到詩、長篇小說與電影等範疇。他討論宋淇與吳興華、馬朗與何其芳的關係，桑簡流《香妃》的亞洲想像，《珠江淚》及《半下流社會》兩部分屬左派及右派的電影如何建構理想空間。

跳出學術規範重構香港文學史

 

        《也斯的五○年代》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文章是〈一九五七年，香港〉。如無記錯，本來這篇文章是研討會中宣讀的論文，之後順理成章收於《現代中文文學學報》，文章不但見於《也斯的五○年代》，也載於《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也斯卷》。

        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也斯定了一個方向，他呼應王無邪當年刊於《文藝新潮》的組詩《一九五七年春：香港》，並且借用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及錢理群的「1957年學」，來討論1957那一年的香港，因此，論文收結一句是「一九五七年，香港。沒有甚麽重大事情發生的一年。」當然，這就是對應《萬曆十五年》原來的英文書題：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也斯主要借助的書，是《陳君葆日記全集，卷四：1957-61》，我又提議不妨看一看錢穆的《新亞遺鐸》，最後《陳君葆日記全集》用得相當多，《新亞遺鐸》就只在一小段提及。也斯十分關注城中文化藝術話題，文中用了〈丁衍庸先生年譜〉，是因為2008底至2009年初，香港藝術館有「跨越東西     遊戲古今─丁衍庸的藝術時空」展覽，也斯當然沒有錯過，立刻將相關資料放在論文中。同樣道理，《有生之年──易文年記》在2009年由香港電影資料館出版，2009年初，香港電影資料館配合香港國際電影節，辦了「兒女情長：易文電影」專題，所以〈一九五七年，香港〉最後重點討論易文。平心而論，〈一九五七年，香港〉不是正規論文，更像是資料拼貼，不單可見也斯跳出學術規範的率性而為，而且貫徹了晚年也斯對香港文學歷史資料的重視。

       也斯其中兩篇最後期的論文，是關於他的師長輩。〈從〈迷樓〉到《酒徒》——劉以鬯：上海到香港的「現代」小說〉見於《也斯的五○年代》書中，文中最出色的段落，是比較劉以鬯小說〈副刊編輯之白日夢〉在《香港時報．淺水灣》與後來刊於《八方文藝叢刊》的修訂版之間的差異，以至點出劉以鬯在《香港時報．淺水灣》上發表的〈現代小說必須棄「直」從「橫」──替「意識流」寫一個註解〉，帶出劉以鬯對於當時文學的不滿。

        也斯另一篇最後期的論文，是〈葉維廉與港台現代詩學評論〉，刊於《百家文學雜誌》第二十二期。這可能是也斯逝世前刊登的最後一篇論文。文末標明是「2012年10月整理筆記寫成初稿」。也斯在文中討論新批評（New Criticism）的主要觀念，然後重點討論袁可嘉如何引入新批評，以至五六○年代以降，林以亮、夏濟安、夏志清、歐陽子、葉維廉與李英豪的現代詩學評論，他們的文學評論，多少與新批評相關，當然也有調整。

        回顧也斯的文學評論，其實是與新批評反向而行，他早年的〈從緬懷的聲音裡逐漸響現了現代的聲音──試談馬朗早期詩作〉（初稿刊於1977年八月《號外》），到《也斯的五○年代》中的論文，我們看到也斯對歷史完整性的重視，簡而言之，就是文學歷史中，作者之間的傳承與轉化、源流與脈絡，以至作品之間的改編衍變與文化磋商，這些都是也斯文學評論的重點所在。

作者簡介，鄭政恆，著有《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散文集《記憶散步》、詩集《記憶前書》、《記憶後書》及《記憶之中》，合著有《走著瞧──香港新銳作者六人合集》，主編有《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新詩卷二》、《沉默的回聲》、《金庸：從香港到世界》、《五○年代香港詩選》、《香港短篇小說選2004—2005》、《讀書有時》三集、《民國思潮那些年》四集，合編有《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小說卷》、《香港文學與電影》、《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香港粵語頂硬上》及《香港粵語撐到底》等。2013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獎(藝術評論)。2015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現為香港電台《開卷樂》主持、《聲韻詩刊》《方圓》編委。

打開電影的大門——憶林年同

那時進入傳理系的同學普遍都自信心很強，能言擅辯，於是，班上倒有一定的討論氣氛。不過似乎都得不到林年同的肯定（今天想，其實是不得要領，因口快舌快腦筋快並不等同知識與審美。）突然，一位同學似乎不耐煩，站起來爆出一個問題：「乜嘢係藝術？」

我記得當時林年同老師沒有回答，只是報以微笑。

《中國電影美學》

文/盧偉力

1978年我進入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這一年我認識林年同老師。我與他緊密接觸、學術上受益與他是在1982年畢業之後，那幾年(我1987年一月離港赴紐約留學)，我與他三兩天便會見面，1990年初他確診肝癌，在他五月中病逝之前三個月，我與他與師母在浸會醫院日夕相處，無所不談。

本文是漫說，也就是只憑記憶，不求甚解，但求敘述通達。

我入學時傳理系一年級有一門必修課《媒介．文化．社會》，老師是林年同。那時關於林年同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留學意大利，回港剛剛一年，是影評人，正在為「香港國際電影節」策劃一些香港電影專題研究。

第一天上課，兩小時講座，林年同放了一系列幻燈片，從西方古典名畫、印象派畫、抽象派，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普普藝術。然後又有一些三十年代德國的拼貼攝影，一些香港漫畫。為甚麼會放那些幻燈片我忘記了，但記得他是以開放討論方式讓同學發表意見。

那時進入傳理系的同學普遍都自信心很強，能言擅辯，於是，班上倒有一定的討論氣氛。不過似乎都得不到林年同的肯定（今天想，其實是不得要領，因口快舌快腦筋快並不等同知識與審美。）突然，一位同學似乎不耐煩，站起來爆出一個問題：「乜嘢係藝術？」

我記得當時林年同老師沒有回答，只是報以微笑。

我記得這門課要寫三個人文章的報告：1)麥魯恆（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頭三章，包括最重要的導論「媒介就是訊息」；2）德國新左派作家艾森斯貝嘉 (Enzensberger) 的《The Consciousness Industry》；3) 法國思想家羅蘭巴特 （Barthes) 的《Music-Image-Text》頭一章。同學們大都叫苦連天，因為為這幾篇文的英文都不是我們所慣見的，尤其是麥魯恆，他甚至可以說是天馬行空。更重要的是這些人的理論文思，很能衝擊我們那一代在香港長大的青年。不過，年輕時我頗為好勝，亦喜歡理論（讀中學時已經自己看了好一些大陸翻譯的哲學書。），於是我不惜一切，咬文嚼字地看文章，竟寫了三篇小型論文。那門課我最後拿甚麼等級我忘記了。不過我一年級的學分是不錯的。

那時傳理系一年級有一百二十多人，分兩班。我被林年同老師認識，也許是因為我是一個怪學生，我不單在我自己班上課，也旁聽另外一班。是否因為「好學」，抑或當時無所是事，已經不重要。因為我發現同一門課，課程內容大致相若，但林年同老師在兩班的講解是不一様的。

同一門課，不同班還可以不俱一格地設定小組研究計劃。或者我所記有誤，也許是上學期一個題材，下學期一個題材。總之，這門課有兩個小組研究專題：一班做漫畫家研究，另一班做香港報業研究。於是有一班在學期末會分組介紹王司馬、許冠文、王澤、黃玉郎、嚴以敬等人的漫畫。我記得有一組做豐子愷的，得到全班同學的掌聲。之所以我認為兩班人做不同題材，是因為我記憶中沒有做過漫畫研究，但我卻是我們那一班專題研究的策劃與導論寫手。

《林年同論文集》

老師給我們那一班的題目是「香港報業作為文化工業的理性活動」。幾十人的班，一個題目，由我們自己分章分節。我們後來開了許多次會，有些同學從歷史入手，有些從中英文報業現況入手，有些從版面入手，好好歹歹組織到一個結構，自由分組。「香港報業」的許多方面都關連上了，不過始終沒能處理「理性活動」所指涉為何？

後來我被同學推舉寫這份報告的導論，即我必須連結「文化工業」與「理性活動」這兩個關鍵詞。我應當是把我當時所有的政治經濟學知識都用上了，馬克思主義那一套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社會存在、意識型態……

我已忘記了當時的論述，或許我沒能在理論上解答。究是如何並不重要，老師這個題目我記了一生，也牽動我看事物，關連理念與社會不同相位的方法。

「香港報業作為文化工業的理性活動」，同樣的句式，可以有「香港文學作為文化工業的理性活動」，或者作二項變奏，「香港文學作為歷史陳述的理性活動」，甚至三項變奏「香港文學作為文化編碼的超驗詮釋」等。

無論如何，今天人人開口埋口講「文化工業」，我是在七十年代末，從林年同老師的課上第一次聽到的。

從林年同老師口中確實第一次聽到許多概念、人名、事物。例如Video Art、Nam June Paik (白南準) ，又如「憂患意識」、「蒙太奇美學」、「單鏡頭美學」、「結構主義」、「符號學」……我記得有一天在班上看到Nam June Paik的作品，又看到林年同老師從意大利買到的愛森斯坦《戰艦波特金號》八米厘版拷貝，我忘記是何時從林年同老師口中聽到夏衍報告文學《包身工》，但肯定是在一年級，七八、七九年。那時我經常跑二樓書局，有時竟會碰到林年同老師。他逢星期四下午就會「掃書店」，因為那是新書上架的日子。他通常都好幾袋，滿載而歸。我因為在學校聽他提到《包身工》，就去書店找，原來是民國作品新近再版，馬上買了來看。

七十年代末，香港大專界普遍擁抱各種思潮。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大伙都如完饑似渴地追求知識。許多西方文藝批評理論、社會理論繁花似錦地開放於我們各院校的校園。那時聯校交流活動亦頗多，文化講座常常爆滿。有一次，在一個其他大學的講座裏，有人很羨慕我能在浸會傳理系唸書：「你就好啦，林年同好有料架，佢在藝術中心個talk迫爆呀。」據說那是林年同與梁濃剛在香港藝術中心對談，可容一百九十人的電影院．來了幾百人。那場對談的題目大概是「結構主義與符號學概論」。

進浸會傳理系時．我決心讀新聞，立志做記者，報導事實，見證時代。讀了一年之後，接觸到熱愛電影的林年同老師，使我愛上了電影。

作者簡介，盧偉力博士，導演、編劇、作家、學者。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榮休副教授，現任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八二年香港浸會學院主修電影畢業後，曾任電視台及電台報幕員和編導。八七年一月，赴美國紐約留學，八九年得新社會研究學院媒介學碩士，九四得紐約市立大學戲劇博士。

結合與跨越——看朱耀偉東西文化研究

用文化研究理論探討文化/文學現象，朱耀偉教授可能不是香港本土第一人，但在學術上作出多元探討，從不同角度去整合現象，發展理論，析論作品，關懷香港文化、文學和藝術的本土特質，他絕對是貢獻良多的先行者。

文/廖志強

用文化研究理論探討文化/文學現象，朱耀偉教授可能不是香港本土第一人，但在學術上作出多元探討，從不同角度去整合現象，發展理論，析論作品，關懷香港文化、文學和藝術的本土特質，他絕對是貢獻良多的先行者。

朱耀偉1988年取得香港中文大學榮譽英國語文文學學士，1989年獲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文學碩士，研究中國語文及文學(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1993年取得香港中文大學比較文學博士。他一直從事大學教育工作，在研究上帶引不少香港年青一代研究生力軍，也和不同本土及海外學者專家合作研究，成果豐碩。

筆者最早認識朱耀偉的研究，是由在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工作時認識的文化界朋友，香港音樂和歌詞研究專家黃志華推介，之後在黃兄饋贈的大作上看到兩人合作的成果，朱耀偉的研究見解獨到，兼有趣味，他對理論的運用熟悉，分析深入，令人印象深刻。

相中(左)是上文提到的黃志華，右為作者。

本土流行歌及詞研究

朱耀偉最為人熟悉的研究，是香港流行歌詞的探討分析，出版的專著也最多。《香港流行歌詞研究》、《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歲月如歌：詞話香港粵語流行曲》、《香港流行歌詞研究：七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等都是分析香港歌詞的重要作品。而他與黃志華、梁偉詩合著《詞家有道：香港16詞人訪談錄》、與黃志華合著《香港歌詞八十談》、《香港流行歌詞導賞》、與梁偉詩合著《後九七香港流行歌詞研究》等幾本專著是他與本土專家合作的碩果。他的論文從很多種不同角度對本土流行歌詞作研究的，例如〈香港流行歌詞中的「香港」本土意識〉、〈世紀末詞話〉、〈香港粵語流行歌詞創作新與舊──從七十年代說起〉、〈香港流行歌詞的價值衝突與(不)調和〉、〈愛與痛的邊緣：淺論潘源良的《醉生夢》〉、〈流行曲與偶像文化〉、〈是王菲還是林夕？〉、"Developing Local Pop Songs in Hong Kong: A Study of the 'All Cantopop Music Station' Form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Identity in Hong Kong Cantopop," 等。

《歲月如歌——詞話香港粵語流行曲》

而對香港樂隊作探討文化背景的專著《光輝歲月：香港流行樂隊組合研究（1984-1990）》，他與張美君合編探討香港本土歌曲發展的《音樂敢言：香港「中文歌運動」研究》、《音樂敢言之二：香港「原創歌運動」研究》都是探討香港本土歌曲的重要作品，他與蔡偉民合寫的論文〈Band History：從披頭四到LMF〉分析樂隊LMF更是有趣。

2006年初，由音樂評論和研究專家前輩黎鍵策劃，香港公共圖書館和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合辦的專題系列講座上，筆者主持了著名填詞人林夕跟朱耀偉的演講，講題是「雅俗之間：流行曲與香港文化」。那時他還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教授兼系主任，在講座上，朱耀偉表現睿智幽默，妙語連珠，他舉例選材合適有趣，結合文化理論時，善用深入淺出的技巧分析林夕的作品，既從學術層次出發，也能兼顧大眾理解。

朱耀偉熟悉香港流行文化，所以對香港電影也有研究。他與張美君合著的《越界光影：香港電影讀本》，分析香港電影到外地拍攝的文化背景。他也寫過港產片的混雜，一體化和本土互動特色的"Hybridity and (G)local Identity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Cinema,"、新浪潮作品的突破的〈早期香港新浪潮電影：「表現不能表現的」〉、以電影作品看全球化和本土角力的〈全球化城市的本土神話：《玻璃之城》的香港圖像〉等論文。

朱耀偉其他的研究有當代中國電影〈書評 - 原始情慾：視象性、性、人種誌與當代中國電影〉、中國影像文化〈她者．中國．影象文化〉、話劇〈含混．並置．後殖民：從《暗戀（·）桃花源》想起〉、電腦遊戲(與陳潔詩合著)的《虛擬後樂園：透視電腦遊戲文化》以及網絡文化《香港．文化．網》等。

本文作者與朱耀偉教授高足陳英凱博士合照。

筆者在大專任教時，跟朱耀偉的高足陳英凱博士共事，常有談起朱耀偉，陳英凱對老師的評價極高，也感激老師的指導提攜，筆者感覺到兩人其實是亦師亦友的關係。那時朱耀偉已轉到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任教，並兼香港研究(Hong Kong Study)課程總監。

文化研究理論探討香港問題

朱耀偉對文化研究的關注，可先從國際著名文學理論家、後殖民理論的創始人、美國最具爭論的學院派學者薩伊達(Edward Wadie Said)說起；朱耀偉寫過〈人地不宜：悼薩伊德〉的介紹，從普及面談薩伊德的文化/文學理論，也用後殖民理論寫過〈以法之名：後殖民香港的法理、道德與公共論述〉、〈全球化年代的後殖民研究〉、〈誰的中國性：九十年代兩岸三地的後殖民研究〉、〈在香港談後殖民論述〉、"Postcolonial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等論文，探討香港及兩岸三地的問題。他出版《他性機器？後殖民香港文化論集》及與冼偉文合著的《以法之名：後殖民香港法律文化研究》，都是以後殖民理論探討香港問題的重要的專著。

《香港關鍵詞：想像新未來》

薩伊德提出的另一理論東方主義/後東方主義也是朱耀偉關注的理論，他寫過〈從東方主義的脈絡看中國：論述中國批評家的中國觀〉等論文，專著《後東方主義：中西文化批評論述策略》以後東方主義理論探討中國問題，之後也以後人類主義寫過〈後人類論述與世界公義〉(後人類又稱超人類主義Posthumanism，即以人文主義之後或超越人文主義去評析問題)，探討公義的變奏。

地球一體化也是他關注的理論，他寫過〈全球化論述生產年代的中國圖像〉、〈全球化年代的國族論述：從後國族意識到中國論述〉、〈全球化年代的知識生產〉等論文及出版《愛恨地球村：透視全球化現象》這本專著，分析全球一體化的問題。

對於香港社會問題，朱耀偉當然更是關注，有關的論文包括〈後殖民香港中文的省思〉、〈九十年代香港文化研究：體制化及其不滿〉、〈小城大說：後殖民敘事與香港城市〉、〈一位文化精英的自我反省：讀《我這一代香港人》〉等，以語文、體制、城市及個人文化身份等不同角度探索香港文化的源流和蛻變。他幾本香港文化的專著也各有特色，《香港流行文化的(後)青春歲月》談他最熟悉的流行文化、《本土神話：全球化年代的論述生產》討論全球化下的香港文化、

《繾綣香港：大國崛起與香港文化》研究中國崛起對香港文化的影響、《香港的當勞化　徘徊獅子山下尋找信望愛：M型社會與M型文化》以香港本土的文化特式如紅白藍膠袋，絲襪奶茶，快餐文化等觀照本土文化的特色。

朱耀偉也有專門論述中國文化的專著《當代西方批評論述的中國圖像》，而他與學生陳英凱、朱振威合著《文化研究60詞》，是本生動有趣的文化研究入門讀物。朱耀偉正值研究和教育的巔峰期，期待他和專家朋友及學生能為香港研究作出更進一部的貢獻。

廖志強導演 ， 1986年入行從事製作，曾任電視和電影編劇及副導演、電影資料館節目策劃、2000年開始在中文大學任講師，並在HKMA、香港嶺南大學、英皇娛樂學院兼課。現為影視製作人、兼職講師、演藝評論家協會董事、藝術發展局審批員、報刊特約撰稿。作品包括：劇本《壯志雄心》、《皇家飛鳳》、《風雨同路》、《拳擊之霸》、《幽靈情人》、《我的浪漫老千時代》等；著作《一個時代的光輝──中聯電影作品評論及資料集》、《光影中的香港》、《同窗光影­──香港電影論文集》、《舞影集》等；編有《香港文學教材光碟》、《影視剪接技巧——從理論到實踐》等；2005年開始製作獨立短片，《自得其‧落》獲工人文學節亞軍、《屋不是家》獲香港文學節文影共舞優異獎、《借位》獲上海慈善短片賽嘉許、《人生苦旅》獲鮮浪潮入圍等獎項；近年導演監製的電影有《情事日記之窺心者》、《爆裂女警》、《愛上女蒲團》、《幽靈情人》、《我的浪漫老千時代》等。

文學批評以外的夏濟安：如果愛情來到

夏濟安《黑暗的閘門》

文/何有

“Lonely unto the Lone I go;

Divine, to the Divinity” Lionel Johnson, “The Dark Angel”

夏濟安第一本日記的扉頁背面錄了兩位英國詩人的詩句，這句是其中之一，出自Lionel Johnson “The Dark Angel” ，大意是「自己靈魂寂寞一部分仍歸寂寞，神聖一部分仍歸神聖」。同頁下方則貼了一張「學生選習學程單」小紙。填寫單子的人是Re（經糊名處理），夏濟安早年單戀的對象。

若非夏志清翻開沾過貓尿的紙盒，找到那本日記，我想那些往事的獨白應會被時代所湮沒。而我們則只能用他的文學批評研究、旁人的憶述等碎片去構建對他的認知，如缺了部件的機械般缺了血肉。對他的關注，離不開他與夏志清對中國現代文學作出的貢獻。

夏氏雙塔

夏濟安與夏志清，是中國現代文學評論界的兩大巨人。夏志清著有《中國現代小說史》，把中國現代文學介紹到西方，論述中國五四運動至六十年代初的小說發展，並發掘了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等作家。而其兄長夏濟安則在1950年來台任教台灣大學外文系，後與吳魯芹、劉守宜，及香港的林以亮辦《文學雜誌》，在兩地「戰鬥文學」風氣日盛的情況下，推動台灣純文學發展，而雜誌為引介新批評與歐美現代文學進入台灣的先河。

營辦雜誌的四年間，夏濟安發掘了白先勇、李歐梵、王文興、葉維廉等人。夏濟安對他的學生影響甚深，如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有對魯迅的精神史及文學貢獻的分析，其中試圖瓦解幾十年來大陸流行的魯迅研究傳統，而這少不免受夏濟安以往對魯迅文學世界複雜內涵解釋的影響[1]。作家白先勇在〈驀然回首〉亦有一部分提及夏濟安對他寫作路的影響：

「我記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煙斗吸得呼呼響。那一刻，我的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當時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寫作生涯要多許多波折，因為那時我對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無信心，他的話，對於一個初學寫作的人，一褒一貶，天壤之別。夏先生卻抬起頭對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這篇小說，我們要用，登到文學雜誌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小說。」

他所著的《黑暗的閘門》（The Gate of Darkness），於1968年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成為西方學界研究中國左翼文學研究的重要作品。書名出自魯迅五四時說的一句話：「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光明的地方去。」《黑》前數章以人為中心，重點研究瞿秋白、蔣光慈和魯迅，並延伸到對中國文學傳統「政權」凌駕於「筆權」狀況的探討，以至最後左翼文人在這狀況下的悲劇結局。

就政治主導風向的五四運動，夏濟安曾提及他想「創導一種反五四運動，提倡古典主義，反抗五四以來的浪漫主義。」[2]因他當時認為五四引起的浪漫主義將隨中共的消滅而失勢，而中國文壇需要新的理論指導，而確立中國的傳統，則需要對詩、書法、京戲、武俠等舊文化有深入研究，他認為這是可做一生的工作，可惜他學易之年以前，生命就草草劃上了句號，於辦公室內因腦溢血病逝。

若合上黑暗的閘門，拋開夏濟安中國左翼文學研究的權威地位，從另一扇窗看，不難窺見字裡行間是他落寞的側影走過。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

夏濟安的憂鬱

「我的創作，一定有一個大缺陷，即對愛情的認識不夠。」[3]

這話寫於1950年11月25日給夏志清的書信。夏濟安在給弟弟的書信赤裸地展露了他文學批評以外的脆弱。

性格內斂的夏濟安，收到女生的聖誕卡已經十分快樂[4]。一生多情，追求過許多女生，女生的手卻從來沒牽過，唯一的接吻經驗則是由當時香港一位陳姓女作家說要教他接吻才獲得[5]。暗戀Re的日子，上課時他會特意站到靠陽光的位置，日照下讓自己的影子好像碰觸到她的臉龐般[6]，而這幕他只寫在日記內，沒對Re說過。

有次Re帶了女同學到紅樓找他，盼望他可以接濟對方，那時值國共內戰，生活窘迫，他的薪金只夠吃豆漿油條、炸醬麵，一些最簡便的飯菜，他還是立即把剛領到的月薪全數交給對方。有天Re偶然到宿舍找他，他就欣喜若狂，寫了長信給Re表達愛意，直白地傾吐了對她的愛慕，最後失敗了[7]。

以後，他唯恐怕自己的愛意讓對方知道，對送禮物變得十分講究。如他在書信中就曾托弟弟在美國幫他代購生日卡，希望卡片隆重而高貴，有對方喜歡的淺藍色，但句子又不可肉麻，要避免Sweetheart等的字樣。

可惜由初時單戀十三歲的小美女，到香港的泰小姐、台灣的董小姐、或是日記開首的Re等，每次都可望不可即。這讓他甚為痛苦和執著，給弟弟的書信每每都會流露出那種渴望愛情又因各種原因拒絕愛情的矛盾。如他在書信中對秦小姐特意到郵局擠着寄餅乾給他感到欣喜，後來因着家境差異問題對二人關係「只求有過，不求有功」，之後又用自己的補習酬勞送對方《綜合英漢大辭典》（當時約值十幾元美金）[8]。心境的反覆以外，書信更多流露了他對感情的單純，以及幻想下追求女孩的不熟練。畢竟送辭典給喜歡的人，是頗不浪漫的事。

而1965年的情人節，在美國奧克蘭的冬夜，那天夏濟安小心翼翼包起了一本書，準備送給當時心儀的對象，書內扉頁寫了給女子的話，表達了對彼此關係的重視。而那時女子去了派對，之後數天並沒有留意到那本書。到她發現書頁的字句，就打電話向夏濟安說對不起，表示二人關係並沒太深入的發展。那年的2月23日他獨自一人在辦公室因腦溢病離世了。

據夏志清妻子王洞憶述夏濟安逝世的事情，夏濟安生命的結束好像《少年維特的煩惱》，不同的是他沒有作出選擇，而命運為他選擇了。

文學批評的陽光背後，是他那道寂寞的背影在字裏行間走過。

作者簡介，何有，有什麼正準備說，例如故鄉的誕生源於城市。最近忙着跑步健身和編輯。

[1] 汪暉，1991年，〈回到人間的魯迅形象——讀《鐵屋中的吶喊》〉。

[2] 季進編注，王洞主編：《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二》，台灣：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頁65。

[3] 季進編注，王洞主編：《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二》，台灣：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頁15。

[4] 季進編注，王洞主編：《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二》，台灣：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頁26。

[5] 夏志清妻子王洞於「五四之後：當代人文的三個方向—夏志清、李歐梵、劉再復」國際學術研討會口述。

[6] 夏濟安：《夏濟安日記（新版）》，台灣：九歌出版社，2006年，頁64。

[7] 夏志清，1974年，〈可當戀愛史讀——《夏濟安日記》前言〉。

[8] 季進編注，王洞主編：《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二》，台灣：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頁70。

也斯 — 作為評論人的老師

圖為作者之藏書。

編者按：評論人既對文學有感性但又不可喪失理性的知性思考，內心複雜深邃。評論人手扎希望把評論人不為人知的一面、或生活點滴、或情感、或其思想，介紹給廣大讀者，讓大家可更深入了解評論人。

   文/曾卓然

當我和也斯在三聖邨興記吃燒鵝、炒蜆、飲啤酒時，我從來沒有想過那會是我最後幾年能見到也斯的時光。所以在2013年1月那個冬天，當我們都已經知道他的病況的時候，我還是確信他會康復；我隨時可以再問教於他，我們還有時間一起完成更多工作。生命突然離開的猝不及防，令我一直徬徨至4年之後，父親面對同一類型的肺癌並在同樣陰冷的1月冬天離世。在這些年，我經常會閃回和也斯相處的各種時刻，有時會發現我人身旅途的各種前行腳步，都驚喜於有也斯老師的影響在當中。那些詞與物：越界、浮世、對話、往復、詠物、白粥、苦瓜、灰鴿、剪紙、雅枝竹、西新界、後殖民、煩惱娃娃、金必多湯、洋琴和結他、中午在鍘魚涌、北角汽車渡海碼頭，那些也斯贈與我們的句語，隨時空年月流轉，從無間斷出現在我的思考中。近兩年「浮世」默念心中以外，最多出現的，就是「面對死過很多次的中文」。

不記得是在甚麼時候，第一次看〈面對死過很多次的中文〉，卻是也斯影印給我看的。這篇刊登在《文學世紀》的文章，是我經常在心默念標題的文章。每當我看到有不同的力量嘗試去控制我們應該怎樣講、怎樣寫時，我又會在心中默念「面對死過很多次的中文」。

公眾空間的個人論說

這篇評論我認為是一篇也斯自覺要結合個人經歷與文藝評論的出色作品。也斯非常敏銳的把身處香港的數代香港人並置在一起，然後寫出他們落難失意、被損害或是不甘心的心靈。相對的就是也斯這種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對香港50年代文化環境感到不滿的一代。他運用個人家族經歷作例子，寫道：「我的外祖父是國民黨政府官員，在一九四九年政局變化時從廣東來到英國人統治下的香港。帶著傳統文人落難的退隱心情，他在港島南端經營了一個小小的農場採木瓜與石榴於東籬之下，悠然對著南塱山」就把那種失意人物向文化傳統尋求慰藉的心態寫活了。也斯亦通過一次文革回鄉探親之旅的見聞，表達：「我對標語式的中文，不管破碎或是完整，都難以感到它們有自己的生命。中文的文字已死過許多次，難保不會再度被人在它額上貼上符咒，哀悼它的死亡。」寫到九十年代寫作：「在今日的香港使用中文，往往更得冒著在商品化和政治化的潮流中出生入死的危險。商品化和政治化，都令文字趨向單調、想像變得枯萎。有許多文字和它引發的多層次的感情，逐步由於教育的忽略、出版的單元化，而逐步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此段文字，在2020年看就更加適用了。

對我來説這種在寫甚麼之外，在怎麼寫怎樣鑄註文體，怎樣在評論中不避展示個人的角度和聲腔，一直是我受惠於也斯教導的重要信念之一。也斯在漫長的寫作生命中，這一點幾乎從來沒有改變。從早期的〈不欲教人仰首看〉，到論文〈公眾空間的個人論說〉，都不斷反覆強調公共空間的論說與學院書寫有所不同。我當然不會認為也斯這一觀點是獨一無二，今日再次思考，反而可能是因為五十年代香港報紙副刊專欄百花齊放，各種文藝知識能夠並存，對也斯帶來啟發也說不定。

容我大膽論斷，如果大家都用標準劃一的方式，一模一樣地去寫文學評論，那麼文學雜誌或公眾評論雜誌，甚至報刊上的公眾文學評論就沒有了存在的基礎；因為我們只要把學術期刊作公眾發行就可以了；但顯然目前的香港文學評論的現狀並不如此。在網絡時代，其實香港不少人對香港文學與文學的關注是增加了，也有相當多的文學團體也發揮文學的推廣功能，也有線上線下合作發表與推廣的計劃在當中，這些都是在硬件上，現有香港文學做得不錯的地方。其實，面對公眾的評論，在現今的時代，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豐富，所謂的「評測」、「開箱」無日無之，大眾前所未有地追求對所有事物的解讀與解說，對文學的評論、解說、介紹，理應能在其中佔有一席之地，但我們對公共空間的評論應該「怎麼說」，還是有進一步思考的可能。

我想，也斯有關公眾空間的個人論說的觀點所以到今天還是非常有效的。當中一點非常重要的正是「不欲教人仰首看」，意思上公眾的文學評論與論文的分別，不在深刻與顯淺，而在於有沒有真正的去想清楚怎樣說話，怎樣在不同的文化空間，用最合適的聲腔去面對讀者。從前和也斯閒談，我們經常會討論到不同的文學雜誌與團體取態上細微的分別，或不同報紙副刊觀眾可能的趣味不同，然後對寫作的方法有一定的調整，但卻又要能夠繼續保持自己的風格。這在現在社群媒體的時代，我相信更是各文學評論人都應該思考的課題。

圖為作者之藏書。

越界與對話

也斯影響我一生的是對越界與對話的良善堅持，有關也斯喜歡「對話」的特點，陳素怡的〈人文對話〉（收於《也斯的散文藝術》）曾經作了很好的概括。對我來說也斯在我學習時經常肯定「通才」的重要，經常向我講述不少五、六十年代甚至更早，在不同領域上都有所發揮的人文學者與作者、例如曹聚仁、桑簡流、劉以鬯等等（太多了）；並認為文學評論人經常未能全面評價一位作家的成就，因為論者經常全被文學研究的文類界限限制了視野。我當時當然知道也斯也正是一位難以被概括的文壇多面手，眾多香港文學的範疇都有他的影響在。也斯的跨文化、跨學科、跨文類的視野，也是我一直心所嚮往的境界（我認為也斯是一位）。這一點正影響了我，嘗試把學術關壞由文學延伸至歷史與文化。在我在不同的媒介如電台、電視、文字、學術研究、大學教育、編輯出版與文學團體，去推動社會對人文學科的關懷時。也斯老師的身影始終都在，因為這些東西，也斯全都做過，也都是也斯教我怎樣立志完成的的。回想也斯身為「一位詩人、一位小說家、一位散文家、一位講座教授」以外，做了如此之多人文學術的公眾「知識轉移」，我年齡日增，對他意志與體力的敬佩更是有增無減。

也斯經常告訴我跨學科不容易，別人可能會防避。寫一篇電影評論欣賞電影，對方也可能不領情。跨文化不能懷有太強的主觀、要從別人的文化角度去看事物。旅行也不一定安全，會有各種的危險。也斯會告訴我用筆名寫作也要注意，使用筆名來創作，可以令你自由發揮，但筆名寫評論應保持應有的審慎。也斯是「苦瓜」是沒有錯的，他把經驗傳達給我們，不少都是他親身所受過的「苦味」。慶幸我的年輕時代像海綿一般吸收的年紀，有一位這樣的「導師」，沒有教我邊界與陳規，卻教我職志與信念，並沒有阻止我叛逆與獨異，卻教我如何和大眾調適相處。

如你所見我那種傷痛還在。我們永遠有來不及完成的工作，遠去的人對浮世的巨大損失也不一定有人能繼承。但也斯作品的豐富、多彩，漫長的寫作時期各種不同的轉化，這份寶貴的遺產，永遠都值得繼續發掘。

曾卓然，文學及歷史評論人。嶺南大學中文系哲學博士，現職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語文及通識教育學院，曾任教於香港公開大學及嶺南大學。香港文學評論學會副主席，中國近代史學會成員。主編《也斯散文藝術》。文章見《大公報》、《信報》、《明報》、《百家文學雜誌》、《香港文學》、《城市文藝》、101藝術新聞網「港人字講」專欄等，部分篇章收入《讀書有時──香港文學書評精選》、《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書寫香港@文學故事》、《電影中的香港故事》、《西新界故事》等。近十年為香港電台等主持眾多學術文教節目，包括「古今風雲人物」、「歷史係咁話」、「香港歷史系列」、「建築意」、「韓國乾坤四維遊」、「時空遊歷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