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裏陳滅並非要向讀者灌輸過於奢侈的希望，而是像魯迅般宣告：絕望當是虛妄，深淵必有微光。
文/勞緯洛
「從來沒有一首詩阻止過一輛坦克，但在另一種意義上，它是無限的。」在近半年艱難的日子裏，當出自希尼（Seamus Heaney，1939－2013）的這句老話，再不是詩人的隱喻而是活生生的現實，迫使我們無法不再次直面：詩與反抗之間，應是怎樣的關係？詩跟社會現實應帶著怎樣的距離？究竟，在甚麼意義上，詩是無限的呢？負着這些難以回答的問詢，我重讀陳滅的《抗世詩話》，略有個人感想（或僅是更多的疑問）。
「抗世與詩有何關係？」＜抗世的純美＞中，陳滅以魯迅的＜摩羅詩力說＞引入，從魯迅讚揚拜倫、雪萊等「新聲」摩羅詩人對新古典主義徹底反撥，高舉「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反抗精神，明確指出詩的本質並不在於押韻的遊戲、華麗的詞句，而是抗世。陳滅的詩觀顯然受到魯迅影響，同時亦反覆肯定了Leonard Cohen所謂「詩歌僅生命存在之證；倘知生命璀璨，詩歌僅其餘燼」，認為詩應要與現實生活相隨，更當是生命的延伸。故陳滅如是稱：「文學並非一種乖巧地咬文嚼字的技藝程式」，就是說真正的詩不應袖手站在現實生活之外，僅以玩弄修辭為娛；倒應是「以純美回應橫逆，以多義反駁愚蠻，以建構抗拒抹煞」。這種近乎狂狷的姿態，作為「情志的點燃、理念的流動」，以質問並揭穿現世之虛飾為己任──這幾乎便是陳滅「抗世而不可順世」的詩學原則的完整表述。詩的本質在於反抗，那反抗源於甚麼呢？「因為有感情，所以才反抗。」正是對於某些人事、記憶和重要的價值抱有極深的感情，我們才會拚死反抗、拚死保護本應屬於我們的東西，比如自由和生命。最本真而言，詩人寫詩之為反抗，便僅僅是源於情：他甚或無必理會一首詩是否具有甚麼公共意義，而純粹以詩作為他自身在這時代之下，連結一切痛苦、掙扎、悲憤和無奈之記錄。
身陷煙霧其中，內心的彷徨與四方的吶喊都是即時的，我們根本反應不過來。很多時候詩會對詩人要求與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才願現身，而詩人往往又期望寫詩能起到即時並且實際的號召或安慰之用，這便造成：凝筆艱思而一紙雪白。關於詩與現實的距離，陳滅在＜詩與真實的超越＞中，從歌德自傳《詩與真實》（Dichtung und Wahrheit）談起，肯定了詩的書寫與現實事件之間，應當存在「阻隔」。詩至少的確需要指涉現實，上面已提及袖手站在現實以外的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詩；但同時又應避免直接介入現實，當以各種間離式的手段，強調詩畢竟是虛幻的，基本上無法實現。因著如此之亦步亦趨，詩人既是最前線的戰士、也是最後排的和平理性者，親近所有、又與所有保持可審視可書寫的距離，以其處身抽離之境而生那雙充滿智慧的「遊目」，反能為讀者「提供不同的角度，補完許多視點上的不足」，讓其「洞悉現實的幻象」，認清時代之本相。這在亂世中更讓我們儆醒反思，自己的書寫與現實是否過近、抑或過遠，以致寫不出詩、或寫出毫不真誠的詩。
為了保持這種距離，陳滅說：詩人需要按捺、強作平靜，正是避免入雲深處難以抽身；此外，更當保留一點生之慾望。生之慾望者何？正是記憶。記憶便是此刻生存的憑據，因著有些事我們深刻腦海，立誓必須堅持追求（追究）到底，我們才有活下去的理由。故生的相反並不是死，而是遺忘。「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是年六四，我在一場有關寫作的講座上提起昆德拉這句話，還在說著在過去三十年香港和內地的詩是怎樣對抗權力與遺忘，沒想到它在這五個月來猶似符咒，以更緊逼近乎昏聵的方式應驗。陳滅的看法大概亦同於昆德拉，他指出詩乃是透過其本身記錄現實與想像虛構的悖論性，為某個瞬間的悲憤情感賦予生命，讓其蘊藏可傳遞的力量（甚至是一種宗教性的超越）以跨越世代，拒絕被時間埋沒而任其意義停滯於過去，拒絕讓遺忘吞噬記憶。詩就是詩人「以身軀砌成文字」，永遠刻烙此刻反抗之痛快與痛苦的石碑──「它們已流逝，不，它們不能流逝。」我們必須時刻如此告訴自己。
只是，煙霧席捲，我們再無法辨清彼此的聲音，甚至看不見任何人了。我們正走在一個催淚時代的中央：這是充滿絕望感的時代。現實之「不完美」幾成本相，總無法讓人冷血地（妥協，或早已麻木）說出「可接受」。可是，不接受，又可以怎樣呢？我們已經疲憊不堪，可悲地熟練了太多。是不是這時代逼著我們跑得太快，已難以止下來了？我們離所渴求的豈非太遙遠了？對於反抗之無力乃至絕望，陳滅也有近乎悲觀地埋怨世道的時候：「生命美好，生命也是荒謬。」處身幽暗的詩人拒絕接受虛假的光明，便自頓覺眼前許多不過是「浮在表面」的荒謬。安那其的快樂抗爭會否從來都只是個自欺欺人的騙局？那烏托邦式的日子究竟還是不會實現吧？一切美好的理念，或許，根本都不過是虛無的想像，而這些想像註定無法兌現。這樣的反抗顯得何其淒涼！但陳滅很快便脫離了這種絕望感的魔障，以沉實的聲音說：好吧，儘管這些理想終焉幻滅，我輩又何妨緊隨而逝，永遠「在幽暗中嚮往真美的光明」？不作反抗，豈非更淒涼？──在書裏陳滅並非要向讀者灌輸過於奢侈的希望，而是像魯迅般宣告：絕望當是虛妄，深淵必有微光。
「我們處身在一個史無前例的悲劇階段，新的黑暗時代正在降臨。」50年代文藝期刊《文藝新潮》發刊辭裏的這句話，無論對年輕時的陳滅、還是今天的我們而言，都不是詛咒，而是一個宣告，充滿靈光的宣告。有甚麼腐爛了，我們便砍去；有怎樣的黑暗，我們就有怎樣的光明。每一個時代都有暴烈的壓迫，因此每一個時代都有覺醒的反抗者。到如今這時代了，某些腐朽的表象終又剝落（如今它打算重建自己的尼布甲尼撒像），坦克甚至漸連擊鼓三聲、先禮後兵也省掉，二話不說便直輾過來。醒來的我們，片刻間手無寸鐵，抵擋得了甚麼？──若在詩人的姿態，一首詩又抵擋得了甚麼？然而，就算這場仗輸定了，那是不是就當束手就擒、甘成牛犬？（更何況我們根本不會輸，不能輸。）我再次問自己：反抗是甚麼？純粹是痛，便喊，便推回去：凡痛的，就懂得反抗；凡反抗的，就不至於絕望。於是，把「絕望之為虛妄」刻在背上，把更多痛苦背起──新的黑夜，就給了我們更明亮的黑眼睛。
詩，的確無法化成甚麼實際的東西，更莫說每一條珍貴無比的生命，詩裏大概沒有神蹟；但詩之堅韌，作為一種飄渺的希望，或足以承載我們的痛苦與悲憤，讓我們以詩人之「遊目」觀照生命──「詩之大用，正在其幻」，近於雋永，是亦堪為無限。這時代的我們，這時代的見證者，真的，不要絕望、不要遺忘。請聽陳滅的話：反抗，就是在沒有光之所在呼喊光，這是極其殘酷而又必須直面的──至於我，想這樣說：不要擦乾臉上的淚，讓它滴在煙海裏吧，廓清這時代之一切，成為反抗，成為詩。
勞緯洛，2001年生於香港，基督徒，現就讀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2018年出版小說《卷施》；現間有寫詩、評論。 近來讀到源自古羅馬詩人尤維納利斯的「憤怒出詩人」，銘記於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