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環境不管有多限制，則讀書人「選擇仍能本乎良知，超乎一己的利益，則時窮見節，維護了人的尊嚴，這才凸顯讀書人的可貴。......無需深謀遠慮，一種讀書人近乎天賦的道德意識，具體而言，就是搞學術、寫文章，誠實不造假，秉持自己的良知，發表自己相信的東西；且出於善意，而非出於一己之私。」

文/陳志誠

《李斯文章──一個讀書人的選擇》雖是何福仁一本學術性的著作，但正如作者明言其所寫的不是一般學究式的論文。換言之，讀者讀起來不會感到艱澀枯燥，加上作者本來就是散文高手，所以寫來條暢清順，饒有趣味。書末既沒有一般學術性論文所附列冗長煩瑣的參考書目，甚至在引述古書時遇有難解之處，還特意將之語譯，務求一般讀者讀來也不致有任何障礙。

本書涉及的範圍相當廣闊，除了論述李斯的文章外，其他如李斯此人的出身及其仕途的高低起伏，秦的統一和各項制度的推行，秦始皇的施政和君主專制的實施等等跟秦代歷史相關的問題都有觸及。可以說，書雖然以《李斯文章》為名，但不僅僅只集中在李斯文章的論述，但其實是通過李斯這個人物為中心，李斯的生平及其權勢的起跌變化，以牽引出整個秦代歷史的重大事件，以及秦代歷史演變和政治上的成敗得失，從中並反映出李斯和其間主要人物如秦始皇、呂不韋、趙高、秦二世等人的性格和謀略。

這本書當然以李斯的文章為論述的主軸，不過，它並非文學評論之作，而是通過這些文章，以帶出其跟秦代時政有關的各個事件。這些事件背後，透露出一些重要的訊息，也是這本書其中一個主題：「一個讀書人的選擇」，這是我們絕不可以忽略的。

李斯本來是個普通的讀書人，與韓非同受學於荀卿。在告別其師之時，他聲言要掌握良好的時機，要「得時無怠」。在審時度勢之後，他即奔赴西秦，要「西說秦王」。結果，憑著他的機智，加上他工於心計，善於依附權勢，因而能夠以各種手段，甚至陷害同門，為秦王出謀獻策，先後剷除敵對勢力，統一六國。跟著又能逢君之惡、制訂各種嚴刑峻法，終而使他攀上權利高峯。可惜到了秦始皇一死，他便頓失所依。到頭來為另一權臣趙高誣其謀反，腰斬於咸陽，並被夷三族，下場極其悲慘。他在臨終時對其子慨嘆：「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就是說：只希望能跟其子過着平平淡淡的生活，拖著黃犬在上蔡東門追逐狡兔，優游自在而又平凡地過活，但都已沒有可能。要不是他選擇從政之路，終日處於激烈的權門之中，而是自由自在、悠閒自適地過活，可能就是另一種光景，而不必發出臨終的喟嘆，以及身不由己的哀鳴。可以說，這完全是他作出選擇而招致的結果。

作者認為：客觀環境不管有多限制，則讀書人「選擇仍能本乎良知，超乎一己的利益，則時窮見節，維護了人的尊嚴，這才凸顯讀書人的可貴。......無需深謀遠慮，一種讀書人近乎天賦的道德意識，具體而言，就是搞學術、寫文章，誠實不造假，秉持自己的良知，發表自己相信的東西；且出於善意，而非出於一己之私。」（見本書第59節）而一切選擇，最重要的，「首先要弄清楚，是自己選擇做怎麼樣的一個人，怎麼樣看待自己。」（同上）「選了，就得承擔後果，不單對自己交代，還得對別人負責。」（同上）李斯是選擇了自己所走的道路，而其後果，就跟其他法家如商鞅、韓非等人相似，都只落得悲慘的下場。

作者在論述史事時，往往聯繫當今的時事或今天的時論用語。例如提及郡縣制，即用「維穩」字眼；論封建，則有「一國兩制」的想法。至於談「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更明言「然則今人以發展為名，撤之燔之，夷之平之，毀棄一切舊記憶，尤其不是自己的記憶，也就振振有辭。」談「教育的淪喪」，就說「所有的未來接班人，如果受的教育，是一種偏狹、惡劣的教育，而且無可選擇，....這會造就一個真正的盛世嗎？」。諸如此類，都有借古喻今的意味，寫法有點跟顧炎武的《日知錄》相似。

全書共分59個小節，每一個小節都各有其重心所在，環環相扣，讀起來自有其條理在。客觀地敘述史實的同時，亦往往有其主觀的論析，絕不會人云亦云。如說李斯〈諫止逐客書〉為秦統一六國之前所作，不應屬於秦代文學作品之列，其中的「諫」字亦應改為「說」字之類，都是作者個人的見解，而又有一定的根據。其他如對李斯的為人和經歷，以及秦代在政治、法制、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作者除了都有充分的認識外，也顯示出其對史事的評斷和獨到的眼光。此外，作者引述的資料非常豐富，有古有今，有中有外。書中所引用的書籍超過一百種，而且大部分屬於第一手資料，再加上近世發現的秦簡、刻石和出土文物，可以說，現存有關李斯和秦代歷史的重要資料，幾乎都有提及。對此有興趣的讀者來說，幫助極大。

《文心雕龍》提到李斯的〈封禪〉、〈論說〉、〈奏啟〉、〈事類〉、〈練字〉、〈指瑕〉、〈才略〉等七篇，頗為稱賞，像〈封禪〉中說：「秦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疏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論說〉中說：「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才略〉中說：「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諸如此類的論述，可見劉勰對李斯文學上的成就，還是稱賞的多，在秦代實在找不到第二個作者可以跟他相比。李斯可說是秦代最重要的作者，堪稱秦文學的代表。無怪乎魯迅先生在其《漢文學史綱要》中說：「故由現存者而言，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縱使其後新發現的刻石、簡牘和出土文物比魯迅當時所說的「現存者」為多，但他的論斷仍然有一定的根據和道理。但李斯的作品，其實文學性並不太強。加上他在秦代是個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他所寫的，跟其政治上的施為尤大，主要是應用性的。因此，稱其作品為「李斯文章」遠較「李斯文學」之類的稱法為恰當、為適切。

作者簡介：陳志誠，曾任香港理工學院語文學系首席講師，中文及翻譯組主任，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副教授、副系主任，香港城市大學語文學部主任，現為新亞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