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是用模具來複製產品，盧先生無意灌輸單一版本的歷史。由知生情、因情求知的歷史教育觀，其實是引導年輕世代探問我們是誰、誰是我們的問題，隱然呼應她的老師錢穆先生溫情與敬意之說。
文/樊善標
小思2013年5月在台灣高雄機場。(相片由作者提供)
思考文化移動力
前兩年，黃念欣教授寫過一篇短文，用新歷史主義學者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文化移動力：一份宣言〉來印證盧瑋鑾先生《香港文學散步》思考香港文化的深刻之處(〈文化移動力〉，《明報‧世紀》，2019年9月30日)，可謂洞中肯綮。「宣言」總結了五個觀察文化移動的要點：移動的具體細節、移動痕跡的遺忘與隱藏、「接觸區域」(contact zone)上的文化產物交流、制度阻力與個人意志的對抗、移動與「根着」的張力。格林布拉特是歷史學家，他研究文化移動是為了研究歷史，《香港文學散步》兩個版本盧先生的編者序也都以〈歷史有情、人間有意〉為題，但更大的關注在歷史──廣義的文學史──的普及教育，這是有趣的同中之異。
小思編著：《香港文學散步》(1991版)
《香港文學散步》最初在1991年出版，以九個和上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文化人或文化活動有關的地點為綱，各選錄相關的文學作品或文獻，並由編者撰寫短文介紹，期望讀者藉訪尋舊地而增加閱讀作品和文獻的興趣，重溫已遭遺忘的香港歷史。《香港文學散步》在2004年、2007年及2019年一再增訂，抽換了部份篇章，加上了地圖、更多照片，還有盧先生和編輯的對答，愈發彰顯普及歷史知識的意圖。盧先生在2004年版的序裏說：「我很強調『感情』！……香港文學散步，讓青年人在現實場景裏跨越時空，進入作家的生命！進入他們的境界，從而對文學作品產生感情。」又在2007年版的序裏說：「只要我們認知了他們的故事，發現他們的步履，就會產生感情。憑着情，我們着意吾土：吾土吾情。」重新記起遺忘的歷史，對前代作家、作品油然生出感情，既是《香港文學散步》的成書要旨，編者殷切呼籲記取的歷史，當然不能訛誤百出，那就要求先有充份的研究。回看盧先生的論著和編著，其實都有歷史與情感、教育與研究這兩組元素貫串其間。
讓資料自行說話
盧先生1981年取得香港大學的哲學碩士，研究課題是「中國作家在香港的文藝活動(1937–1941)」，幾年後出版的《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一九四一)》(1983)、和《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一九二七－一九四一)》(1987)，以兩種方式展示了她的研究成果。《香港的憂鬱》如副題所示，選錄了多篇這一時段的作品。文人筆下的香港究竟如何，讓資料自行說話，這是力求客觀的呈現──去取之間當然有主觀成份──盧先生的序卻不避流露感情。「香港是個怎麼樣的地方？」盧先生的回答是：「沒有人會否認她的重要性，但奇怪的是也從沒有甚麼人真正愛過她」，這「形成了香港的悲劇性格」。書名借用了其中一篇文章的題目，盧先生說並不因為那篇文章特別重要，而是她覺得「很配合香港的遭遇和性格」，她希望讀者「從回顧中認識香港憂鬱的根源」。相對於《香港文學散步》兩篇序言的理路，這裏以情感飽滿的語言吸引讀者一探香港的過去。
《香港文縱》則是嚴謹的文學史論文集，有全面敘述式的〈香港早期新文學發展初探〉，以文化活動和組織為中心的〈香港文藝界紀念魯迅的活動紀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一九三八—一九四一)組織及活動〉等文，及以文化人或作家活動為中心的〈陶行知在香港〉、〈茅盾在香港的活動(一九三八—一九四二)〉等文。黃繼持教授的序說，書中考察作家活動的論文，「因『迹』以原『心』」。其實組織和活動皆可視為「文心」體現之痕「迹」，惟此「心」或屬於某人，或屬於某組織、團體、陣營而已。文心比活動之「迹」隱晦，活動也較建築、地景抽象，由顯及隱，由具象追溯抽象，是認識的過程，也把文學散步、文學活動研究、文學的歷史體認連成一線。
香港文學學科的形塑
1980年代才掀開序幕，就迎來了「香港前途」問題，「回歸熱」潮頭湧出大量內地學界的香港論著，文學也不例外，事實上「香港文學」成為一個學術範疇正源自政治情勢的變化。盧先生1988年的長文〈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收於《香港故事──個人回憶與文學思考》)其中一個小節下有一個小標題：「短期內不宜編寫香港文學史」，被一再引用，有時甚至略去「短期內」。有些論者質疑她過於謹慎、挑剔，其實盧先生在《香港文縱》的代序裏早已「默祝《香港文學史》不久就可面世」(頁7)，幾年後的那段話自有明確的針對性：「由於香港文學這門研究仍十分稚嫩，既無充足的第一手資料，甚至連一個較完整的年表或大事記都還沒有，就急於編寫《香港文學史》，是不負責任的事情」(頁144)。不管這番話有沒有效果，從1997年到2000年，盧先生倒是與黃繼持教授、鄭樹森教授合作編成了1927至1941年、1945至1949年的香港新文學作品選和資料選，1950至1969年的香港文學年表，以及1948至1969年的散文、新詩、小說選集，除了篇章選錄，還以編者三人談或序言方式，表達了他們對時段之內文學發展的研究心得。2013年及2017年盧先生再與鄭樹森教授、熊志琴博士合作編成香港淪陷時期文學作品選(只收入戴望舒、葉靈鳳二人)及資料選，同樣冠以編者三人談，補足了之前的缺項。這一系列的著作現已成為研究香港文學史的必備參考書，主要的原始資料由盧先生累年蒐集回來，她的「負責任」精神毋庸置疑。
儘管近四十年來，本地和外地的香港文學研究者人才輩出，我仍舊認為盧先生是「香港文學」學科面貌的重要形塑者。並非由於她的研究成果超越了所有人，而是因為她躬身實踐並大力推動的資料共享。在前述的作品及資料選集外，影響更廣遠的是以她的捐贈為基礎、由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建立的網上資料庫：「香港文學資料庫」(https://hklit-beta.lib.cuhk.edu.hk/)、「盧瑋鑾教授所藏香港文學檔案」(http://hklitpub.lib.cuhk.edu.hk/lovf/)──年內還會推出「香港中文大學所藏小報平台」(暫名)。這些資料庫向全世界的使用者無償開放，甚至不需要註冊。「香港文學資料庫」由2000年起啟用，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香港報紙副刊和期刊(以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取得版權者為限)的全文圖像瀏覽及檢索。「盧瑋鑾教授所藏香港文學檔案」則蒐集保存與香港文學有關的剪報、活動單張、小冊子、書信、檔案文件、文獻文物等，分類編排，也可以用關鍵詞檢索，由2005年起啟用(部份資料受限於版權法例，只能在中大圖書館的終端機閱覽)。上述資料庫解決了接觸香港文學第一手資料的困難，這無異於打開了通向歷史的大門，凡有興趣者都可進入自由探索。由是，香港文學史知識的普及，和「香港文學」研究朝史的方向推進，才變得切實可行。
重情重人的造磚者
盧先生蒐集、整理文學資料的功力世所共譽，但她每自評為資料搜索者、「造磚者」，只是準備材料供研究者應用，無意親自修史(見盧瑋鑾〈造磚者言──香港文學資料蒐集及整理報告(以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為例)〉，《香港文學》第246期，2005年6月1日)。其實從「文化移動力」和「歷史有情」的角度看，她的方法論和觀點立場非常明晰。「文化移動力」作為方法，前面已經提過，「歷史有情」的觀點立場，這裏稍作說明。
歷史敘述往往通過制度、環境和人的對立關係而展開，個人究竟是外在結構的產物，一切思想、行動身不由己，還是有其能動性？盧先生早年的香港文學史研究由活動入手，必然深入思考過個人自主或不自主的問題。在與黃繼持教授、鄭樹森教授的「三人談」中，不難看出盧先生的偏重，例如關於1950年代左右派政治對壘格局，以及「美元文化」的政治宣傳性質，盧先生都認為不該過份強調，當時一般青年沒有強烈的左右對壘觀念，把「美元文化」視為純粹反共，也未免有點「想當然」(《香港文學年表》頁17-19)。她更着重的是體貼當時人的心境。且引錄一些文字為證：「流亡知識分子、學生筆下，國破家亡的控訴，說是政治的反動，不如說是個人遭遇的悲愴」(〈重讀《中國學生周報》手記〉，《香港故事》頁57)、「五六十年代南來的知識分子，無分左右，……在貧窮匱乏情況下，面對商業經濟為主的社會，憑着對文藝的熱誠，各依不同政治(或文藝策略)立場，寫作品爭取生存空間，那是香港這個特定環境特定時代逼出來的方法，……不能因政治觀點不同，一棒打死」(〈「南來作家」淺說〉，《香港故事》頁126)。這種判斷當然與個人的體驗有關：「秋貞理在《生活與思想》中的專欄，有着濃厚的家國之思，現在重看，他也有許多反共言論，但實在奇怪，我記得的，該說深受影響的，卻不是那些，而是他文中呈現的強烈中國文化、民族認同感，和對祖國河山的憶念，更重要的是他灌輸了民主、獨立思考、理想等等，官立中學沒有教給我的成長養分」(〈重讀《中國學生周報》手記〉，《香港故事》頁57)。
盧瑋鑾、張詠梅合編：《葉靈鳳日記》(相片由作者提供)
2010年以來出版的幾本口述訪談集，以及最近面世的《葉靈鳳日記》，表面上屬於史料方面的貢獻，但放在盧先生「重情」、「重人」的脉絡上看，實有關注個人在違逆的環中如何自存、自立的深意。已出版的兩冊《香港文化眾聲道》，訪談對象是和友聯機構相關的人物，受訪者就相近的話題各表所見，匯聚展示以回應「美元文化」過於簡化的標籤。《葉靈鳳日記》既有張詠梅博士的注，提供各種背景資料，也有盧先生的箋，闡發日記裏的微言隱義，附以大量照片，與原文互相印證。此書固然意在讓讀者從各方面了解葉靈鳳，但盧先生為他洗雪漢奸指控的用意，也極為清楚。
然而友聯是否只是美國的政治宣傳機器、葉靈鳳有沒有出賣國家民族等問題，恐怕還不是最重要的。盧先生不以論文的體式來回答上述問題，她提供了遠多於證明單一論點所需要的歷史細節，在表達她的詮釋和主張之外，也讓讀者有充份的資料考慮是否接受，甚至容許讀者把那些歷史細節運用於他處。這又可以聯繫到盧先生念茲在茲的普及教育。
教育不是用模具來複製
教育不是用模具來複製產品，盧先生無意灌輸單一版本的歷史。由知生情、因情求知的歷史教育觀，其實是引導年輕世代探問我們是誰、誰是我們的問題，隱然呼應她的老師錢穆先生溫情與敬意之說。但情不能勉強而生，情的對象因時因事而推移顯隱，歷史裏的人有其情感世界，體認歷史的人何嘗沒有同情共感的自主，讀《盧瑋鑾文編年選輯》(許迪鏘編，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自能明白，在盧先生的論著和編著中也不難領略。因此，盧先生的學問取徑在今天的意義，我認為當是憑藉豐富謹嚴的細節，令壓得過份扁平的歷史，恢復一些有情的皺褶。
(小題為編輯所擬)
樊善標，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研究興趣包括香港文學、現代散文及建安文學。著有《諦聽雜音：報紙副刊與香港文學生產(1930-1960年代)》、《清濁與風骨──建安文學研究反思》、《爐外之丹：文學評論及其他》，創作集《發射火箭》、《暗飛》、《力學》；編有《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散文卷一》、《犀利女筆：十三妹專欄選》等；合編《中學生文學精讀‧小思》、《西西研究資料》、《疊印：漫步香港文學地景》、《陌生天堂──五十年代都市故事選》及《墨痕深處：文學、歷史、記憶論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