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冠中專輯】《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自我預言的歷史書

這本小說既是一部講述過去的「史書」，又是一部「預言書」。在現今時空觀看1949年至1979年的中國變化，是「歷史」；以史實為基礎，從過去的時空推斷絕不可能有的未來，是預言。

書影《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

【港人字講：胡家晉】陳冠中以虛構的時空創作出1949年後不一樣的中國史。《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是一部關於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的「史書」，以七章的人物列傳為小說主線。吊詭的是，這本小說既是一部講述過去的「史書」，又是一部「預言書」。在現今時空觀看1949年至1979年的中國變化，是「歷史」；以史實為基礎，從過去的時空推斷絕不可能有的未來，是預言。

　　小說的本質是虛構的藝術，但一般以歷史為背景的小說，大抵不會大肆竄改史實，著墨之處只在虛構的細節、創新的角度來敘述歷史的斷層。從古代的《三國演義》、《封神演義》到現代的《一個人的聖經》、《鹿鼎記》、《尋秦記》等，都不會改變史書所記的整體進程與大致結局，只會在正史的空白下虛構細節。《建豐二年》突破了傳統歷史小說的敘事框架，嘗試以真實的歷史建構虛構的未來。由此可見，這部小說體現出一種變化了的新歷史主義。作者不僅利用小説改變歷史的細節，更挑戰「歷史」本身的必然性。不過，作者雖然打破歷史的必然性，虛構出新的「史實」，卻又必須在自己虛構的「史實」遵守這種必然性。小說的趣味在解構歷史的必然性與建構虛假歷史的真實性中產生——對讀史實與虛構情節，呈現兩黨管治中國的異同，突顯歷史的沉痛與荒謬，令讀者重新思考歷史小說的可塑性、意義與價值。

　　可能有人會認為：「歷史沒有如果。」寫出一部虛假的新中國史，消費人們對「國共統治中國優劣論」的想象，究竟於世何用。毋庸置疑，小說容易讓人以「新歷史」來嘩眾取寵，或以國民黨治下的美好，諷刺共產黨的執政，例如文中提及「少總統現在是黨政軍特、外交、經濟大權在握，信誓旦旦要勵精圖治，反貪污抓大老虎，打擊黨內及軍中拉幫結派以權謀私的人，要復興中華、建立安和樂利社會……」明顯是現今中共的政策；又如〈平旺〉一章講管治西藏的問題提到：「一般國人雖然自幼受教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但對藏地的印象，是和平的佛土，不會威脅中國的安全，……」。然而，作者的意圖並不在此。小說劍指過去，而思考未來。對於「國治」還是「共治」孰優孰劣的爭議，作者的解讀是走第三條路——細節有異，大體不變。在小說中呈現的國治狀況與現今中國國情驚人地相似：兩黨的本質均是以黨治國，權力不下放；兩黨的老統治者均是自我中心的獨夫；兩黨治下的中國人權狀況也低於世界標準等等。這種走第三條路的思考方法，儼如異代繼承張東蓀的「第三條路」思想，隱見作者將〈東蓀〉一章置於列傳之首的意義。作者身為文學家與歷史家的第三條路，並不是評斷歷史責任，也不是自我療救，而是大膽提出建議，並邀請讀者思考中國的未來。在〈平旺〉，拉薩能實現一國兩治、藏人之藏，並使立國新疆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望風而從，自願歸化中國。可見作者對香港與台灣的深厚寄託。

　　除了思考國勢，這部小說也建構了一個交錯於現實與虛構的抒情空間。張東蓀因為在內戰時思想靠左，共黨得勝後留陸發展，但最後不得善終，子孫罹禍。不過，在〈東蓀〉中，這位大哲學家能夠闔家平安，在香港頤養天年，確信自己擇善固執的正確，含笑而終。又如〈立人〉，讀者可以得知孫立人不論是戰勝留陸還是退守台灣，仍然逃不過功高震主、被插贓嫁禍的命運。小說的情節吸引讀者追查其人的真實遭遇，讀者對小說人物的情感就在遊走史實與小說之間產生，是小說的成功之處。不過，作者欲探討的政治議題，未必都能有關係夠深、魅力夠大的人物可堪使用。因此，小說的部分篇章未能將人物與烏有史完美結合，例如〈浩雲〉欲描繪美中日三方在南海主權上的角力，甚為可惜。由於這個敘事核心圍繞海上事業，故以中國船王董浩雲作藍本。小說描述董氏為愛國商人，認為發展實業才能使國家富強，所以決定棄船務而全力投入石油開發。可是，歷史上對董氏開發石油事業的記載寥寥可數，小說與史實產生的裂痕，令讀者難以投入其中。總體而言，這本思考大中華地區未來的小說，瑕不掩瑜，在如今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時，提供新角度讓讀者思考。

作者簡介
胡家晉，中國社科院博士生，FB講故佬成員，熱愛文學，尤好詩詞。希望透過文學活化香港。

編者按：陳冠中七十年代創辦潮流文化雜誌《號外》，八十年代曾從事電影編劇的工作，著名劇本《等待黎明》由周潤發主演，曾獲香港電影金像獎七項提名，該片更將於在3月26日下午七時於灣仔動漫基地再度公映，免費讓大眾觀看。他著作甚豐，近年潛居北京埋首寫作，多部小說《香港三部曲》、《裸命》、《盛世 中國》等翻譯引起注意。繼2013年獲選為香港書展年度作家，今年更憑《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獲選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好書，並入選台灣《文訊》籌辦的「2001-2014華文長篇小說20部」，可是這部小說卻被大陸列為禁書。本欄由今周開始，特闢「陳冠中專輯」，讓讀者了解這一代文化奇才的文學書寫及其文化影響力。

【陳冠中專輯】殘酷的「白日夢」

《建豐二年》認真、嚴肅地做了個「白日夢」。這夢比起現實，好不到哪兒去，因此它亦很殘酷──我們竟連幻想的空間也沒有。

【港人字講：謝冬瑜】《建豐二年》認真、嚴肅地做了個「白日夢」。這夢比起現實，好不到哪兒去，因此它亦很殘酷──我們竟連幻想的空間也沒有。

　　作者陳冠中先生，不是第一個「做夢」的人。在他之前，已有不少作者，寫過此類「歷史虛構」（Counter-factual）作品。例如，Philip K. Dick的 “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Robert Harris的 “Fatherland”，故事背景就是虛構歷史，設置為「希特拉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世界。

　　《建豐二年》的假設，亦有前人做過。Robert Cowley編輯的 “What if?”一書，輯錄「虛構歷史」的散文。其中最後一篇，作者Arthur Waldron假設，如果蔣介石沒有落敗，中國會如何。Arthur的「白日夢」美得令人垂涎，從文章的題目 “China without Tears”已可看出，他認為由國民黨當權的社會，悲劇大減，生活比現狀美好得多。

　　陳的「夢」之構造，首先在於他明白有些悲劇不完全是共產黨造成的，他沒有像西方人一樣，把一切推理建立在對紅色政權的恐懼或憎恨上。

　　當權者換人，知識分子依然痛苦地清醒，政界的人可能有新的發展，文學的圖景可能截然不同，但是，生活最不可能改善的，最難以清醒的，是平民百姓。這也許是陳書中最絕望的一點。無論時代巨輪沿何種軌跡轉動，平民還是只能在其中被操控，做著屬於自己的「白日夢」。一來，他們也許只想過好「小日子」，沒有心思去深究「小日子」與「大時代」之間的關係；二來，統治階級無意「喚醒」他們，巴不得他們永遠做夢而不諳世事，知識分子又沒有餘暇，或沒有辦法啟發他們。

　　《建豐二年》的「麥師奶與麥阿斗」一節，盡寫平民百姓的「白日夢」。這對母子，有點像香港的「麥太與麥兜」，安守本分過著小生活。雖然文本地域背景設在廣州，但除了「白雲山」這一地標以外，難以見得廣州的地域特點，倒是給人感覺與香港差不多（如木屋區、「石硤尾」、「工廠妹」等等）。也許廣州與香港的文化，本來就有不少相同之處（例如文中提及的茶樓、粵語殘片、電視節目等等）。麥氏母子的故事，若放在香港，亦行得通。

　　麥師奶與麥阿斗都愛做夢，且這些「夢」都影響了他們的人生。最淺顯易見的，是她「發財」的美夢。她因此努力工作，努力買股票。其實在這工業起飛的時代，以及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這樣「工廠妹」的階層，只屬於被剝削的一層。她不可能認清這一點，只好浮浮沉沉，時喜時憂。

　　麥師奶還做了「迷信西方」的夢，相信美國奶粉總是最好的，讓麥阿斗只喝過期的美國奶粉，而不吃自家食物，導致阿斗營養不良。她最終發現奶粉過期時，大呼美國奶粉並沒有問題，原來只是過期而已。這愚昧無知的「恍然大悟」，令人歎息。

　　陳故意強調「奶粉」問題，亦似有「以虛構諷現實」之意。現實中的香港面對的奶粉問題，是其貨源不足，亦與中港矛盾密切相關；內地面對的奶粉問題，是食品安全誠信破產，亦有對「進口貨品更勝一籌」的迷信。於是，內地百姓便到香港尋求「外來」的、「更可靠」的奶粉。陳調侃一番：有沒有想過，外來的也未必可靠呢？有沒有想過，奶粉並不是很重要，如果迷信奶粉，反倒荒謬？

　　麥阿斗做的夢，則是他沉迷電影、電視、流行小說。隨年齡增長，他的眼界越來越寬，看的電影亦不再局限於流行商業片。在「富足」的精神世界中，他總覺得自己是有所追求的。

　　然而作者以「追蹤一隻偷吃腐乳的蒼蠅」，來比喻麥阿斗的「追求」。蒼蠅的意象，在文中出現了三次。首次出現，是阿斗三歲聽到的「蒼蠅銜著腐乳，追上白雲山」的童謠。這暗喻了阿斗母子初到廣州城，希望改善生活的念想。第二次提起「蒼蠅」，則是阿斗朦朧地思考「日後志向」。這兩次的「蒼蠅」，都「帶領」著母子追逐物質、生活條件的美夢。

　　最後一次出現蒼蠅的意象，是阿斗再長大一點，覺得「追求」的過程，要靠電影。他在日常生活中，尋找不到，或者無處追求，只好把希望投射到光影世界。而電影世界，本身就是虛幻的「夢」。想要走進去的人，有千千萬萬，但能從「夢」中悟出知識，改變命運，甚至改變世界的人，寥寥可數。結尾處的阿斗開始寫文、投稿， 他會是那些脫穎而出的人嗎？

　　麥氏母子的「白日夢」越是美好，越吸引他們沉浸其中，就令他們離現實越遠。作者特地提及「你可能覺得她只是大時代的小人物，但她卻是時代變遷的正印主角。」是的，他們是佔了大多數的「主角」。而一個時代，有千千萬萬個沉浸在「白日夢」中的「主角」，是好事麼？

　　他們最終會不會投入真正的現實，我不知道，我只覺得自己有時也只是他們中的一員──寫這稿時，我拖拉了好幾天，原因是心血來潮，想回頭追看港版「麥氏母子」的「麥兜系列電影」。

作者簡介
謝冬瑜，嶺大中文系，不務正業，只喜歡通過文字和影像，思考與錢無關的東西。

【陳冠中專輯】記跨流域電影放映及座談會：《等待黎明》

黃克強和葉劍飛就好比香港人的兩種心態，面對政治變局，應該離開還是留下，成為香港人的一種內心的掙扎。

放影會上，陳冠中與一眾嘉賓合影。

【港人字講：張麗嫻】3月26日晚，在灣仔動漫基地舉行了《跨流域電影放映及座談會系列——一手編導一手寫作》活動的第二場，是香港藝發展局主辦的文學節「文學串流」其中一項節目。當晚播放由陳冠中編劇的電影《等待黎明》，並邀請了陳冠中先生、譚以諾先生及黃淑嫻博士親臨現場作影後談，與觀眾面對面分享創作電影時的點滴。

　　《等待黎明》在1984年上映，英文片名Hong Kong 1941。1941年12月，日軍攻佔香港，是香港歷史上無法被遺忘的一年。《等待黎明》正是描述風雨飄搖下，三個不同背景年青人相知相遇的故事。米商老闆女兒阿男（葉童飾演）和其青梅竹馬好友的黃克強（萬梓良飾演），結識了青年葉劍飛（周潤發飾演），三人經歷日軍佔領香港而起的一連串磨難後，遂成知己，卻同時陷進三角關係。結局中，葉劍飛捨生拯救了阿男和黃克強，壯烈犧牲於大海。黃淑嫻博士首先分享她的看法，她認為《等待黎明》充滿了八十年代電影色彩，予觀眾一種活力澎湃的感覺。《等待黎明》是第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中，競逐最佳電影獎的其中一部作品，但黃淑嫻博士認為雖然它最終落敗，但在今日重看，它似乎比當年得獎的電影更耐讀。譚以諾先生亦同意黃淑嫻博士的說法，認為無論是電影的分鏡、構圖或用色等各方面，《等待黎明》都有八十年代電影的氣息。他指出這套電影的節奏緊湊，劇情層層推進，直至結局中發生爆炸的高峰，都有一種屬於那個年代的港產電影的吸引力。過去港產電影的製作方法，雖然受限於更多技術問題，但譚以諾認為論及戲劇的張力，《等待黎明》反而比今日部份以更多資源製作的電影優勝。黃淑嫻博士說以1941年為題材的電影不多，並向陳冠中問道，他選擇1941年為故事背景，是否跟電影上映當年，正值中英談判的背景有關。陳冠中則笑言黃淑嫻博士對他的創作十分理解，他表示那時候確是特別喜歡寫一些能夠呈現時代氣氛的劇本，如《摘仙記》和《上海之夜》。

　　片中周潤發飾演的葉劍飛，大概是感動觀眾的重要原因。現場有觀眾對周潤發的角色極力讚賞，認為葉劍飛的形象塑造出色，即使一再重看，仍不減其魅力。黃淑嫻博士指這個角色一反當時周潤發常演的「古惑」和貪小便宜的形象，成為電影的亮點，而譚以諾則問及片中的主角，是否都代表着部份香港人的身影。陳冠中回應說角色所代表的意義，跟時代或許也有關係，而他更希望的是能夠成功展現一種舊香港的味道。他表示製作電影的過程中，導演梁普智亦為日軍侵佔香港的情況，作了詳細的資料搜集，如訪問親身經歷者、查找書藉等，務求把當時的情況真實呈現。從創作者的角度出發，如果把片中角色過份地抽象化，變成一種象徵，或貶損了人物的個性和魅力。但從評論者的角度來看，黃克強和葉劍飛就好比香港人的兩種心態，面對政治變局，應該離開還是留下，成為香港人的一種內心的掙扎。

　　雖然陳冠中笑言重看《等待黎明》頗感到尷尬，亦認為電影某些鏡頭跳接，似乎過於迅速。但如譚以諾所說，這套電影的節情推進，事實上能夠扣緊觀眾的心。電影中，處理人物的感情的方式，也使觀眾眼前一亮。葉劍飛和阿男之間的愛情，不以一種呼天搶地的形式表現，劇中也沒有出現兩位男主角為此爭執打鬥的情節，反而通過三位極力維繫表面的平和，突顯人物內心的感情壓抑。這使得電影中，阿男因吸食了鴉片煙，情不自禁親吻葉劍飛的一幕，更具動人的力量。然而他們並沒有進一步行動，直至劇終葉劍飛仍然盡他所能，保持黃克強和阿男的夫妻關係。這種鋪展情節的方式，大概是《等待黎明》耐看的一個重要原因。有觀眾特別注意到《等待黎明》的敍事手法，電影以女主角阿男的獨白開始，把整個故事放進她回憶複述的框架之中，而在片中亦不斷加插阿男的獨白，使這套電影更具文藝色彩。陳冠中笑言，這是導演和監製商議後所添加的，不是原來的劇本所寫，但他認為這個決定十分正確。他又提到當時的電影的放映時間通常限於90分鐘內，製作人為了保持故事的節奏，大刀闊斧地剪去花了最多錢拍攝的一場戲，現今看來，卻是為電影加分的明智抉擇。

　　陳冠中說，「等待黎明」這個名字原是屬於另一套電影劇本，可惜那部電影最後胎死腹中，後來再有機會拍攝類近的題材，便想起了這個名字，成為現時可見的《等待黎明》。他指出在80年代，自《最佳拍檔》的這部笑片席捲全港後，很多片商紛紛轉拍笑片，他原來寫過的一部古裝武俠片《黃帝與蚩尤》亦不了了之。跟當時最流行的喜劇相比，《等待黎明》並不屬主流，但陳冠中認為正正是這套電影，才使他在電影圈中得到認同。最後，陳冠中被問及電影編劇與作家的分別，他認為二者有很大的差異，他擔任編劇前已參與《號外》出版，有一定的文化和藝術工作經驗，但是當他進入電影圈任編劇時，也如同新人，由低做起。他表示今後都希望以小說寫作為業，但無論是小說寫作還是電影編劇，也是他人生中重要的經驗。

作者介紹
張麗嫻，愛好文學，現為嶺南大學中文碩士生，曾任電視連續劇編劇，及寫作兒童廣播劇。

【陳冠中專輯】陳冠中眼下香港文學的出路

〈香港作為方法〉指出香港是「混雜」(Hybridity)，這種「混雜美學」才是香港的優勢，這個觀念亦能放諸於香港文學研究之內。

【港人字講：吳廣泰】香港是一個多元、開放的空間，擁有很強的包容力和接受能力，香港不少作家亦具備這種特性，陳冠中便是其中一位。陳冠中在香港的文藝界可說是一路傳奇人物，早在七十年代已創辦《號外》城市文化雜誌，在八十年代去了當電影編劇，九十年代又去了台灣做電視編劇，在二零零零年他決意投入文學創作，終於在二零零九年寫下長篇小說《盛世：中國，2013年》，並以小說作為其事業。原來陳冠中在大學時期已與文學結緣，但以文學作為事業卻是他年過五十之事，更在二零一三年被選為「香港書展年度作家」，創作成就得到各方肯定。我請陳冠中大談他曲折的創作之路，因而發現他所接觸的香港文學與香港文學的發展脈絡不同。

　　陳冠中在中學的時候，最早閱讀的文學作品是金庸和梁羽生等人的武俠小說。上大學後，他才偶有寫作和正式接觸嚴肅文學，但當時影響他的原來是台灣文學。他喜歡到尖沙咀的文藝書屋，那裡有大量的台灣文學作品出售，如白先勇、張愛玲等，不論是正版還是盜版，他都如獲至寶，因此陳冠中坦言台灣文學給了他最初的養分。除了台灣文學，西方文學亦擴闊了他的視野，如沙傑林和海明威等。至於影響他的文藝觀的香港因素是來自《中國學生周報》，但受他注意的不是文學版，反而是電影版。他認為《中國學生周報》的電影版內容很風趣和時尚，這亦影響了他日後創辦《號外》，第一本在香港以流行文化為主的雜誌。他笑言大學畢業時發現自己不是一名小說家，因此去辦雜誌和書店。他在八、九十年代闖入電影圈和電視圈，擔當編劇，寫下不少出色作品。此外，他亦曾把文學作品改編成舞台劇，如白先勇《謫仙記》和張愛玲《傾城之戀》等。

　　雖然陳冠中遊走於文化界、出版界和電影圈，但是從不以「文字寫作」當作做職業。然而當他旅居台灣和大陸時，接觸當地的文學圈後，激發了他對香港文學的想像，逐在二零零零年投入文學創作。他本想寫長篇小說，但到二零零九年才完成，自此小說成為了他的事業。他認為現在不是為名利創作，所以未必有取捨的掙扎，可謂隨心所欲。陳冠中曾是編劇，現在是小說家，他認為寫小就和劇本是兩回事，不希望自己的小說改編成電影，通常能改編電影的小說未必是優秀的小說，因為媒體不同，內涵亦不一樣，每個媒體皆有其獨特性。陳冠中雖然看似是「脫離」了文學，但他寫下不少文化評論文章卻有很大的影響，如其中一篇文章〈香港作為方法〉指出香港是「混雜」(Hybridity)，這種「混雜美學」才是香港的優勢，這個觀念亦能放諸於香港文學研究之內。

　　陳冠中全身投入文學創作後才正式審視香港文學，重整了對香港文學的印象和理解，反而更了解五十年代作家的掙扎。過往這些作家多被遺忘，但近年香港文學的研究才使他們的努力得以受到認可。事實上，香港文學從來不是固步自封，早在二、三十年代香港與大陸的邊界並非像現在分明，兩地邊界很糢糊，粵港作家經常往返廣州和香港，因此香港文學早已存在跨文化和跨地域的創作因子。但在一九四九年後兩地邊界開始確立，情況開始不同。當時並未有「香港文學」這個概念，因為「香港文學」是被後來的研究者追索和建構出來。陳冠中回憶，大約六、七十年代的嚴肅文學在社會上的傳播並非廣泛，反而台灣文學、英美文學和歐美文化在香港更廣受人所認知。但隨著本土意識出現，加上八十年代以來，很多學者整理和搜集，慢慢建立「香港文學」的論述，使現在香港文學的地位較之前有所提高，有助本土認同。

　　陳冠中就「香港文學」的觀點提出了不少值得深思的地方。首先是香港文學從來不是「封閉」的，早在三十年代不少作家是粵港兩邊走，特別是通俗文學作家。事實上，不少當時香港的嚴肅文學作家與當時上海作家有所交流，如謝晨光和張稚盧的作品是在上海出版，又或侶倫與穆時英和葉靈鳳早有交情，可見香港文學的流通十分廣濶。另一個值得深思的觀點是，陳冠中在六十年代受台灣和歐美文學和文化的影響，但每當我們翻閱香港文學史之類的書，對六十年代往往只是指出「現代主義影響了香港文學，如《酒徒》等作品出現」，而陳冠中的說法亦提供多一個理解六十年代香港文學切入點，歐美的文化潮流對香港文學的影響亦值得反思。

　　至於香港文學的定位上，陳冠中認為應該將「香港文學」置於「華文文學」之中，因為「香港文學」本身是跨地域、誇文化和非排他性，置於「華文文學」正可顯其世界性。此外，「華文文學」亦應以「華文」取代「中文」，有助解構中國主導，建立多元的表述方式。陳冠中建議「華文」改為「中文」，這個概念非其所獨創。事實上「華文文學」的想法，可以連繫到「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 的概念，二零零七年時香港嶺南大學曾舉辦了一場名「香港文學的定位、論題及發展」的講座，當中便涉及「香港文學」置於「華語語系文學」中的討論，台灣學者彭小妍認為「中國」一詞在某種程度上是國族的代詞，無法涵蓋居住中國以外地區的華人，應用「華語語系」代替，而當中的文學亦應包含中國、台灣、香港或以至全球用華文創作的文學，不應囿於地域或政治，這正打破了「大中國主義」和「中心/邊緣、主流/支流、正統/非正統」等僵化概念，「香港文學」一直被認為是「邊緣」，如果將其置於「華語語系文學」中，這有助打破中心與邊緣的概念，能更仔細審視香港文學的位置。另外要注意的，"Chinese Literature"究竟是「中文文學」還是「中國的文學」，明顯地當中含有歧義，如果用"Sinophone Literature"便可避免混淆。雖然Sinophone Literature這個概念在華文地區很少被廣泛應用和提及，但在英美學術界卻已有不少相關的討論和研究。

　　陳冠中分享了自己的文學之路，最後亦寄寓年青人，文學一向是香港的邊緣，作家甚至可能需要一份工作而養活文學，如果只為求名利更不應做作家；當你有這種覺悟才會創作出優秀的作品，這些意見非常值得年青人參考；此外，陳冠中亦帶出了有別於「大敍事」下的香港文學的觀點和資料，這值得文學研究者探究。

個人簡介
吳廣泰，香港公開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畢業生，鑪峰雅集會員、香港文學評論會會員。主要研究範疇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及香港文學，現為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導師。評論文章散見於《城市文藝》、《香港文學》及《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