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一詞既可指物件和食物，也意指東方與西方，而東方並不泛指中國，乃至於東南亞也是東方，則西方是擁有「上帝」信仰的歐美地區。這是梁秉鈞寄寓給書名的二重性，亦是反映他本來身份的多重混雜。由此，本文的重心是以梁氏混雜的雙重身份，探求消除或接納東西文化差異的方法。
文/石堯丹
本文將以梁秉鈞（1948-2013）的詩集《東西》，探討詩人在都市漫遊中所發現的東西，及東方與西方之間的文化差異，並尋找相應的鑰匙以打開東西之門。固之然「鑰匙」只不過是詩人眼中的方案，但是否能在彼此的矛盾間真正消除或接納，這卻是無法下定論。正如梁氏在詩集的後記所寫：「我們今天很難再只是簡化地說西方打量東方、用陳腔濫調把對方歪曲定型；東方同樣也在用既定的目光端詳西方，用自己的偏見為對方造像呢！我們只能在種種偏執的夾縫裏，感到荒謬之餘也試找一些空間，試去發見其他種種的看法與關係」(註1)。
梁秉鈞作為後殖民主義的一份子，當然在觀看東西文化的角度是有其混雜性的。香港在九七前作為英國殖民地，本來就充斥著宗主國的文化，並和香港本土文化與之而生的就是「第三類文化」，而這類文化即使在殖民統治結束後，仍然會繼續生存(註2)。而梁氏正正就是處於殖民統治前後，故此他是在邊緣化以雙重他者的視角觀察東西方的社會。誠如文化評論家周蕾認為香港有其「後殖民混雜」的身份，是香港的獨特之處：「正是一種處於夾縫的特性，以及對不純粹的根源或對根源本身不純粹性質的一種自覺」(註3)，這就是香港人在混雜之中的一種人文自覺。
「東西」一詞既可指物件和食物，也意指東方與西方，而東方並不泛指中國，乃至於東南亞也是東方，則西方是擁有「上帝」信仰的歐美地區。這是梁秉鈞寄寓給書名的二重性，亦是反映他本來身份的多重混雜。由此，本文的重心是以梁氏混雜的雙重身份，探求消除或接納東西文化差異的方法。
周蕾的《寫在國家以外》。
一、從「東西」看文化異同
發掘東西文化的異同，不外乎在語言、飲食、宗教、音樂，建築等等的日常生活之中。梁秉鈞在《東西》的詩作中因應自身的雙重文化身份，當與西方文化接觸時，自然感受到差異何在，就如詩集中的〈蓮霧〉（節錄）：
但我記得那些日子
逐漸認識那種味道
從陌生變成熟悉
⋯⋯
你說有人叫你響鈴
有人叫你蠟蘋果
東方名字翻成西方語言
到頭來變成別的東西
⋯⋯(註4)
來自梁秉鈞手中台灣的蓮霧，只不過來自東方的水果。本來詩人由非常「熟悉」它，但來到西方卻被翻譯成「響鈴」（bell fruit）或「蠟蘋果」（wax apple），詞彙的差異，使詩人看來就感到有點陌生了。但梁氏並沒有因此無奈失落，反而在詩尾寫了「一再回來尋覓蹤跡」和「只望你繼續是你自己」。這亦表示在中文與英文語言的衝突下，詩人並沒有將問題輕輕帶過，而是加以接受，並堅持自己本身文化的自覺學習接納他方的文化，求同存異。
要學習接納他方的文化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時也會遇上挫折。梁秉鈞亦寫到「跨越文化是美麗而危險的」（〈都怪那東京的酒保〉）當你身為來自「北美」的異國者進入日本東京，卻不了解「鰻魚」是甚麼，然後一口下去，「致命的細刺」自然會令你置身於危險當中。東西文化在差異下並不會即時發生衝突，當其中一方觸碰時才會有衝突發生，因此了解彼此才可變成美麗的事。
《香港文化十論》
梁秉鈞在《香港文化十論》亦寫到：「都市是一個包容異同的空間」(註5)。詩人遊走於都市裏，帶著自己的文化認識別人的文化，這是國際化下必然發生的事，因此〈印尼飯〉（節錄）一詩亦是文化共融的例子：
調味的香料
來自遠方
在亞洲
和澳洲之間
澄藍的海洋
綠樹
青天
一個
又一個
美麗的小島(註6)
在梁秉鈞心目中，破解東西之間的隔閡在於認識與包容，這樣才可建構和諧的世界村。
梁氏似乎在歐美及亞洲文化語境的接觸下，學習了現代主義的文藝思潮，以便把作品有「世界聲音」。對於他自身來看，他是著力辨思自身的獨特位置(註7)。他亦有言：「我受這些現代主義文藝的影響至深，到自己開始創作的時候，又因實際社會環境的變化、外國當代思潮的影響，而自覺或不自覺地有了不同的追求。」(註8)於我所見梁氏的與時俱進是有自覺地對新的變化作出追求，因為他在《東西・後記》有寫「澳門這城市處處提醒我關於它的過去，以及數世紀來中西文化交流的複雜過程。」(註9)除了澳門，香港更時刻提醒他對自身文化思辨的自覺。
二、都市漫遊者尋找身份之「東西」行
為何說梁秉鈞是都市的漫遊者？他生於殖民時期的香港，成長在殖民前後的城市，寫作意念及來源仍然取自於生活，對香港的都市甚至西方城市進行文化的觀察。如李歐梵對自身為「都市漫遊者」的意義就是「任何一個有文化生機的大都市，我都有興趣」，更甚是都市漫遊者應有一種「文化敏感」（Cultural Sensitivity）(註10)，梁氏有之。
上文已提到有關香港人身份的混雜性，這大多是體驗在長於六十至八十年代的青少年，梁秉鈞就是其中之一。當詩人帶著自己混雜的身份，走入他城，然後怎樣有一個特別的身份認同？很記得梁秉鈞在《他們在島嶼寫作2》系列的電影〈梁秉鈞：東西〉裏所引他的一首詩〈我們帶著許多東西旅行〉：
我們帶著種種奇怪的東西前行
我們帶著白天 來到黑夜
帶著東方來到西方，帶著自己
來到他人 帶著你的香港照片
帶著一瓶未喝完的酒
帶著一段未分明的感情
帶著曖昧國籍的護照 不知如何的將來(註11)
梁秉鈞所謂的「曖昧國籍的護照」就是身份的混雜性，而卻「不知如何的將來」。這是詩人對都市時空的變化下，形成身份認同的變化，即是身份認同其實是流動的，並非一成不變。詩人有言：「都市的發展，影響了我們對時空的觀念，對速度和距離的估計，也改變了我們的美感經驗。嶄新的物質陸續進入我們的視野，物我的關係不斷調整，重新影響了我們對外界的認知方法」(註12)「物我」的關係，就正是我與「東西」的關係，以至東西方之間的關係。
《他們在島嶼寫作2》系列的電影。
梁秉鈞在1999年寫下有關南法的〈藍色的天空〉，節錄如下：
那一列列的
是蘆筍？
是葱？
你叫鳳梨我叫菠蘿
來自不同的地方
我們用各自的語言
去描繪世界
「還要談哈巴馬斯嗎？」
你可是覺得我多言了？
不，我其實並不是
用言語來填塞真空
是想連起不同碎片吧了
⋯⋯
也許覺得
植物是有感情的
人可就有點奇怪了
喜歡更好的空氣
晴朗的氣候
可又不願意留在南方種植
老擠誤班的火車回到城市(註13)
詩人以自己的語言描繪世界，同時用他方的語言填補東西之間的「真空」。而據詩中的描寫，梁氏切切實實地遊歷過南法，對南法「藍色的天空」有所眷戀，由此願意「擠誤班的火車」。是故他以混雜的身份（我們用各自的語言）以都市漫遊者的視角遊歷了法國，慢慢對當地一切「更好的空氣」和「晴朗的氣候」等都宛如是自己的城市，故此他該刻會產生對當地的文化認同感。
乃至於九七回歸後，梁氏嘗試了解新中國的發展，了解兩地如何的交流。在〈後海灣〉一詩中，他發現到「海水沒有邊界／也飄來另一個新建城市的泥塵／飄來另一條河的浮粕」。詩人站在香港帶著後殖民文化的視角，感受到新邊界的的模糊，及新城市到來的文化及歷史衝擊「建築的群落沿水生長／地樁插入泥土生根／工廠的污染流進河裏／公路上傾倒的廢料沿河入海／一陣陣灰黃的煙霧／緩緩向這塊土地淹過來」(註14)。詩人寫下中國新發展對大自然的破壞，如水污染和空氣污染，筆底下透露著既不能改變又要勉強接受的思緒，其實是象徵著新中國文化的流入所帶來的破壞，這大部分是在政制上的考慮。故在《後記》寫到：「九七年底我特別感到我所居住的城市的涼薄。」(註15)
及後他因遊歷德國而對她有著另一重歸尋感，便寫下〈柏林的地址〉及〈柏林的鬼屋〉。值得一提的是前者，這首是送給顧城的詩。顧城經歷過中共文革的殘酷，至梁氏見證八九民運的悲痛，最後無奈回歸，是同等的痛楚。他們卻可以在不同時空下的異國柏林「分享了共同的地址／不同時間同棲於異國的園圃／到頭來終於結出不同的花果」(註16)而感到溫暖。
正正是一個都市漫遊者，未免有時會有孤獨感和陌生感，梁氏遊歷於不同城市的文化裏，才能不執著於自身文化的優越的偏見。「不過在思考「文化身份」的過程中，必須同時也有這樣的自覺：要想到身份不是固定不變的東西，一個地方的身份更不是穩定必須認同的一個模式，可以是不斷衍變而且包容其他的。」(註17)故此梁氏在「東西」之行，是一種尋找文化身份的旅程。
註1：梁秉鈞，《東西》（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頁172。
註2：區仲桃，〈殖民城市的記憶與遺忘——論香港現代詩人梁氏的詩歌特色〉，陳平原等編，《香港：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196-197。
註3：周蕾，《寫在國家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頁1-38。
註4：梁秉鈞，《東西》，頁3-4。
註5：梁秉鈞，《香港文化十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頁35。
註6：梁秉鈞，《東西》，頁19-20。
註7：鄺可怡，〈互為東西——德法學者視野下的梁氏、香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清華學報》，卷49，期1（2019）：頁160。
註8：梁秉鈞，《越界書簡》（香港：青文書屋，1996），頁133。
註9：梁秉鈞，《東西》，頁169。
註10：李歐梵，《都市漫遊者》（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頁12-14。
註11：東西：梁秉鈞（他們在島嶼寫作2），黃勁輝導演，臺北：目宿媒體股份有限公司，2017，電影。
註12：梁秉鈞，《香港文化十論》，頁33。
註13：梁秉鈞，《東西》，頁88-89。
註14：梁秉鈞，《東西》，頁138-139。
註15：梁秉鈞，《東西》，頁173。
註16：梁秉鈞，《東西》，頁61。
註17：梁秉鈞，《香港文化十論》，頁120。
作者簡介：九十後香港人，偶爾寫詩、攝影。現職浪蕩子，在荒漠尋覓夢的出口。見字讀書，見詩飲水。曾獲文學獎，作品散見於港臺文藝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