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球

香港文學:是誰的困惑? ──讀吳美筠編《香港文學的六種困惑》

香港當然有文學,但它基本上只有透明的存在。在香港,似乎經濟與政治就是一切;退而求其次,影視劇曲等流行文化或者會贏得一些社會關注。但文字藝術在香港是否存活?其生存狀態樣貌模式若何?上至高官,下及黎庶,甚至大學高牆內的「知識份子」,都無暇聞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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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國球

香港的荒謬

「香港文學」成為一個問題,本是個荒謬的現象。在一個已然經歷「現代化」洗禮,教育普及程度甚高的「文明」城市,「文學」的存在應該有目共睹,其社會地位也毋庸置疑。但香港就是一個奇異的都會,常識在此會變得無識。在香港,「文學」,尤其所謂「嚴肅文學」,在公共領域中是嚴重萎縮。香港當然有文學,但它基本上只有透明的存在。在香港,似乎經濟與政治就是一切;退而求其次,影視劇曲等流行文化或者會贏得一些社會關注。但文字藝術在香港是否存活?其生存狀態樣貌模式若何?上至高官,下及黎庶,甚至大學高牆內的「知識份子」,都無暇聞問。因此,吳美筠主編的《香港文學的六種困惑》可說是對社會上「香港文學」的「隱形」,作出嚴肅的叩問。

全書分六輯,以六個問題帶出討論焦點:

一、          文學缺席教育?

二、          粵語書寫可以成為文學正典嗎?

三、          為甚麼書展人多,文學人少?

四、          文獎是一場有今生無來世的作業?

五、          文學可以穿越歷史、對抗現實嗎?

六、          為甚麼編修香港文學史那麼難?

本書開卷第一個問題「文學教育」可說是其他問題的基礎,因為文學教養本應是地方文化的重要指標;從中可以見到整個社會由官方到民間在當下的自我定位。結尾的一輯主題是「香港文學史」的書寫;這個問題則關乎「香港文學」在時間長河以至世界地圖中的意義,其上下四方的縱橫關涉,是各種困惑的歸結。筆者擬就此首尾兩輯稍作析述。

 

文學教育的戕害

「文學教育」專輯收入三篇文章,量不算多,但合成的結構卻富啟發意義。一開始陳智德以其警世之筆,宣告香港的教育體制根本是反文學的,他認為「不必花時間批評令學生厭惡文學的教育體制」,「教育體制一向致力摧殘教師以增進『業績』,教師熱誠只能夠與售貨員看齊,它重視的是數字和消費者」,「它推行的本就是一種大眾默許的、配合主流政治社會取向的工業,在其暢銷品牌連鎖回贈優惠產品系列中,不需要文學,文學也不應受其糟蹋」!陳智德的憤慨其來有自;我們記得不太久以前香港中學課本中的官定「名篇」──〈聽陳蕾士的琴箏〉──不知把多少老師學生嚇得終身不再讀現代詩。若詳細檢視這個案例,相信可以揭示香港教育體制(從課程目標、範文選取,到教與學的方式、公開試導向等不同環節)對文學的戕害。陳智德認為香港「真正的文學教育」在「民間」,在「體制外自行發展」,實出於深刻的歷史觀察。不過,按照他的理解,這個體制外的空間也急劇萎縮,「這才是香港文學發展的問題癥結」。

接下來馮珍今的〈論香港文學教育──從契機到困境〉一文,立場與陳智德非常不同。馮珍今曾任職教育署課程發展處,是資深教育工作者。她從體制內檢視香港的中學文學教育,尤其是2003年文學課程修訂帶來的影響。這個局中人的位置,對我們了解課程改革的艱難有更多的理解。文中細緻交代了修訂課程的理念與實際教學與評核的關聯互動。讓我們深思的是滿懷理想的課程設計,其成效應如何估量?馮珍今在文中也表現出諸般感慨,她特別指出2009年中學學制的變動,對個別學科設計的破壞,「文學」淪為「夕陽科目」。結果,她與陳智德的論述也就不謀而合,提出「禮失求諸野」,將「文學教育」的前途寄託在「課室以外」。

至於麥樹堅的關注點,卻是大學課程中的「文學創作」科。他討論的內容非常具體精細:學分、課時、師生的接觸頻率等等,應該是個人執教的經驗實錄。這篇文章的議題其實可以引發深層次的理論探索,例如大學應否開設「寫作」課?以創造和傳承知識為目標的大學教育,能否或者如何將「創作」模塑成「知識傳授」?在一個文化區域之中,「文學創作」能力的培育應在何處建立?香港各大學正規寫作課是否助成「香港文學」的發展?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有待大家進一步探索。

 

如何進入文學史

談第六個困惑的文章有四篇。其中以許定銘的〈編寫香港新文學史的凌思斷片〉最富興味。該文以「香港文學史」不應以1949年作起點開展論述,轉入香港文學史資料搜羅不易的問題,分別檢視現存由內地學者執筆的《香港文學史》之不足,本地學界文化界如小思、楊國雄、也斯等搜羅史料之勤懇用心,以至公私收藏、近年的資料匯編等,然後提出一個「香港文學史」的框架:

上編:1919-1949;中編:1950-1979:下編:1980-1997

並為各個階段的範圍作出解說。這是有心人對「香港文學史」書寫的構想與期待。其期盼心理所蘊涵的文化意識,很值得今天的讀者深思體味。

本專輯其餘三篇也是與文學史書寫問題相關。劉永森〈文學收集者的大遠景小故事〉和吳廣森〈從「收編文學」看香港文學「正典化」問題〉,是兩個相關座談的報道,從中可以見到座談參與者與報道者對於在香港彙集文學史料之困難,以至建構「合理」和「公正」的文學史之可能的思考。梁家恆的〈文學史與文學性的紐帶〉,以香港新詩的選本解說其「文學史」與「文學性」二元對立的思維與感想,並以清代的《唐詩三百首》之可取與「唐人選唐詩」之疏失作比喻。事實上我們若認為《唐詩三百首》可取,正是由唐到清以至當代的文學史書寫不斷淘洗而被接受;梁文可以刺激我們更認真的斟酌參詳香港文學如何「進入文學史」的問題。

如同以上介紹的這兩個專輯,本書其他四輯也不乏靈動活潑的文學思考和誠意傾心的本地關懷,例如粵語書寫的位置、年度書展與各種文學獎所現展的文學景況、文學與歷史及現實的辯證關係,都能拓展讀者的心胸與視野。筆者期望讀本書的不止於文學圈中人;願香港的廣大「識字界」也會執卷研覈,思量自身所處的地方有文學,而文學與社會、生活,甚至生命,有互相印證、互相支援的功能與意義。

 

(按:分節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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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陳國球,香港教育大學中國文學講座教授及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總監,曾在捷克、美國、加拿大、日本、台灣、中國大陸各地講學,著有《感傷的旅程:在香港讀文學》、《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情迷家國》、《抒情中國論》,合編《文學史》集刊、《抒情現代性》等多種研究、評論及選集;並擔任《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總主編(已出版十二卷),主編《評論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