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涵的文章〈學生事件和國家法律的問題〉，就提問一些問題，國家和正義能否一致？對於反正義的國家裁判，有沒有服從的義務？法律的功用是除暴去惡，或是單在維持秩序？死板的法律條文，到底能不能合乎情理？

文/鄭政恆

民族自決

五四百年，再回頭已百年身，雖未至於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民主的理想還是遙不可及。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五四運動，除了有文化上的意義，當然還有政治上的意義。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埃雷斯．馬內拉（Erez Manela）的佳作《1919──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以廣闊視野呈現出1919年的國際局勢，尤其是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原則及民族自決主張，觸發四個國家出現政治運動或革命，印度有甘地的非暴力抵抗運動，韓國有三一運動，中國有五四運動，埃及有一九一九年革命。

可是，威爾遜的主張承諾，逐步失落，共產主義勢力又日漸抬頭，放之於中國，正是《新青年》編輯仝人分道揚鑣，胡適主張英美自由主義、民主與科學，而李大釗和陳獨秀就日漸傾向馬克思主義，陳獨秀更在1921年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書記。

輸入學理、外國思想和經驗（包括民族自決思潮），確是新文化運動的重心，1919年3月1日，朝鮮爆發獨立運動，向日本殖民政府示威，可是獨立運動遭到日本的軍隊鎮壓，對於朝鮮的三一運動，陳獨秀的〈朝鮮獨立運動之感想〉和傅斯年的〈朝鮮獨立運動中之新敎訓〉都提出了自己的觀察和看法，而朝鮮的三一運動，大大影響了中國的五四運動。

當時稱為朝鮮獨立運動的三一運動，是反日的獨立運動。1919年3月1日，以孫秉熙為代表的朝鮮獨立國民團，在明月館頒佈《獨立宣言書》，同日，韓國群眾在漢城塔城公園示威。

1919年3月1日，以孫秉熙為代表的朝鮮獨立國民團，在明月館頒佈《獨立宣言書》圖片來源：網絡 — 1919年3月1日，以孫秉熙為代表的朝鮮獨立國民團，在明月館頒佈《獨立宣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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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每週評論》發表的〈朝鮮獨立運動之感想〉中指出：「這回朝鮮參加獨立運動的人，以學生和基督教徒最多。因此我們更感覺教育普及的必要，我們從此不敢輕視基督教。但是中國現在的學生和基督教徒，何以都是死氣沉沉？」[1]

出其不意的是，中國的學生並不完全死氣沉沉，他們本乎犧牲和民族自決的精神，發起五四運動。（北大學生領袖羅家倫以筆名「毅」，在《每週評論》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一文，羅家倫指出五四運動的精神，就是學生犧牲、社會裁制和民族自決的精神。[2]）從民族自決精神和學生運動兩點來看，三一運動與五四運動實在十分密切。

1919年的《每週評論》圖片來源：網絡 — 1919年的《每週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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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自首問題

5月4日，北京學生三千多人齊集天安門前示威，要求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他們先去東交民巷使館區，再轉趙家樓曹宅，學生火燒趙家樓，痛毆章宗祥。5月，北京學生罷課，全國多個地方都有學生遊行、集會、罷課。

然而，五四運動也帶來法律上的刑責問題。

梁漱溟的〈論學生事件〉、知非（藍公武）的〈評梁漱溟君之學生事件論〉和涵廬（高一涵）的〈學生事件和國家法律的問題〉，同見於《每週評論》二十二期特別附錄之「對於北京學生運動的輿論」。

自1917至1924年，梁漱溟為北京大學哲學系講授印度哲學，他在北京《國民公報》發表〈論學生事件〉一文。梁漱溟希望學生自首和服刑，接受法律制裁。

藍公武的〈評梁漱溟君之學生事件論〉也是原刊《國民公報》。藍公武不同意梁漱溟的道德法律論，他從群眾意志感情、國民應有之權利、群眾的行動、道德美德、學生要公正扶持指導而不是拿服從的思想責難五點反駁。

簡單而言，由於群情共同，不能全體學生領罪，也不能由幾個人頂罪，而實際上，群眾的示威運動本是國民法律上應有的權利，又由於示威運動，總發動感情行動，難免有衝突傷人，「講到法律道德，就不能拿擾亂治安目無法紀這些罪名加到國民示威運動的頭上來了。」顯而易見，藍公武不贊成學生不問情由就服從和服刑。

高一涵的文章〈學生事件和國家法律的問題〉，就提問一些問題，國家和正義能否一致？對於反正義的國家裁判，有沒有服從的義務？法律的功用是除暴去惡，或是單在維持秩序？死板的法律條文，到底能不能合乎情理？

高一涵相信國家和法律是為人而設，既然學生運動本身合乎正義，國家和法律也應順著人道正義走，而不是只重維持秩序一方面。

如今再看五四運動帶來的法律刑責與自首問題，以及梁漱溟、藍公武和高一涵的觀點，對於百年後的香港，還有思考空間，尤其是自首能否帶來道德榮譽，示威運動的界限，以及法律、秩序與正義諸問題。

青年的醒覺、苦悶與矛盾

從陳獨秀的〈朝鮮獨立運動之感想〉可以看到他到學生的期許，事實上，1919年前後的重要刊物如《新青年》、《每週評論》、《新潮》，不少文章的目標讀者都是青年，作者是為青年而寫。

1915年，從日本歸來的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1916年改名為《新青年》，他在創刊號的〈敬告青年〉一文，提出六義：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3]

又例如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就在1918於《新青年》發表〈新的！舊的！〉。李大釗面對社會現實，由關於中國人新舊不調和的矛盾生活開始，帶出對新青年的盼望，李大釗熱情洋溢地向青年喊話：「因此我很盼望我們新青年打起精神，於政治、社會、文學、思想種種方面開辟一條新徑路，創造一種新生活……這全是我們新青年的責任，看我們新青年的創造能力如何？進！進！進！新青年！」[4]

更不消說陳獨秀，抱著反傳統的啟蒙精神和民主思想，在〈本誌罪案之答辯書〉中，提到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5]

百年之後再看，破舊之功，或勝於立新。1942年，評論人李長之在〈五四運動之文化的意義及其評價〉中就說，五四運動是一個移植的文化運動，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文化運動，在文化上是一個未得自然發育的民族主義運動，在文化上最大的成就是自然科學，可看作西洋思想演進的一種匆遽的重演，而五四運動的精神事實上已漸就結束。對於五四精神，李長之嘆息「沒有發揮深厚的情感」，「在精神上太貧瘠」[6]。李長之是以相當高的水平，衡量五四運動的精神意義。

五四運動是以青年為主體的新文化運動，當中的核心人物都相當年輕。白話文的推廣與個性思想的解放，是五四運動的堂皇業績，但從一些白話文學作品，又看到青年人的苦悶。

郁達夫是五四時期的代表作家，1921年郁達夫與郭沫若、成仿吾在日本東京成立創造社，同年寫成短篇小說〈沉淪〉並出版短篇小說集《沉淪》，小說的主角有憂鬱症，既有性的苦悶，又有中國人的自卑和羞恥感。小說多少反映出五四一代青年消極的一面。

到了1925年，魯迅寫成短篇小說〈孤獨者〉，後收錄於短篇小說集《彷徨》，小說中以第一身的我，看主角魏連殳的徨惑人生，「以送殮始，以送殮終」，〈孤獨者〉中，魯迅也回應了郁達夫〈沉淪〉，魯迅寫道：「使人不耐的倒是他的有些來客，大抵是讀過《沉淪》的罷，時常自命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餘者』，螃蟹一般懶散而驕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聲嘆氣，一面皺著眉頭吸煙。」[7]

當然，對於五四青年的醒覺與苦悶，刻劃得尤其細膩的小說，當數巴金的《家》，小說在1931連載，1933出版，一紙風行。《家》中的覺新、覺民、覺慧三兄弟，大哥覺新是逆來順受的不幸者，先後失去了梅表妹和妻子瑞珏。在新舊勢力的刀來劍往中，覺新抱著拉扯的矛盾心理。

如今看來，不少香港人對於五四的想像和印象，是來自粵語片的影像，五十年代中聯的創業作，正是《家》，由吳回導演，吳楚帆、張瑛、張活游主演，飾演高家三兄弟。當然粵語片電影人，對於巴金原著小說的政治議論，是完全稀釋了。

青年的導師胡適

巴金的《家》刻劃出五四青年對自由戀愛的追求。《新青年》的易卜生（Henrik Ibsen）專號在當時影響深遠，在《家》中，巴金就有這樣的刻劃：

「燈光突然大亮了，書桌上《新青年》三個大字映入她的眼裡。她隨手把這本雜誌翻了幾頁，無意間看見了下面的幾句話：『……我想最要緊的，我是一個人，同你一樣的人……或者至少我要努力做一個人。……我不能相信大多數人所說的。……一切的事情都應該由我自己去想，由我自己努力去解決。……』原來她正翻到易卜生的劇本《娜拉》。

這幾句話對她簡直成了一個啟示，眼前頓時明亮了。她明白她的事情並沒有絕望，能不能成功還是要靠她自己努力。總之希望還是有的，希望在自己，並不在別人。」[8]

在《新青年》四卷六號的「易卜生號」，有，還易卜生戲劇的中譯，包括了羅家倫和胡適合譯的《娜拉》（A Doll's House，即《玩偶之家》）、陶履恭翻譯的《國民之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即《人民公敵》）和章士釗妻子吳弱男翻譯的《小愛友夫》（Little Eyolf），以及袁振英的《易卜生傳》。

「易卜生號」的重頭文章，是胡適發表〈易卜生主義〉，胡適引入的易卜生主義，包括寫實主義，面對家庭、法律、宗教、道德的勢力，重點在於個人要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救出自己，使個人有自由意志，並負起責任。胡適在〈易卜生主義〉中說：「易卜生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都寫了出來，叫人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是如此黑暗腐敗，叫人看了曉得家庭社會真正不得不維新革命：——這就是『易卜生主義』。」[9]

易卜生主義的引入，自由戀愛的觀念，不服從的選擇，以至於個人的自主自由意識，正是透過外國文學和哲學的引入，帶來思想的劇烈震盪，而其中，青年的導師胡適，在五四運動時期的影響力已是無以復加。

胡適留學美國，在美期間，寫了〈文學改良芻議〉，發表於《新青年》二卷五號。胡適在1917年回國並任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編委會，他在《新青年》四卷四號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胡適說文學革命，目的是要創造中國國語的文學。有國語的文學，才有文學的國語；有文學的國語，才有真正和標準的國語。換言之，國語的地位，需要文學來支撐，國語的生命和價值，借文學才可以成立和發展。[10]

1919年，五四運動當日，胡適身在上海，同年他發表了多篇文章，其中七月在《每週評論》31期發表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引來藍知非和李大釗的回應，是為問題與主義論戰開始。

胡適一文直指「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11]至於已經左傾的李大釗，就擁護布爾扎維克主義的觀念。胡適另有〈三論問題與主義〉和〈四論問題與主義〉兩文，總括出「歷史的態度」立場。同年刊於《新青年》的〈新思潮的意義〉，就以評判的態度的出發，以研究問題和輸入學理為新思潮的手段，又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整理國故，最終以再造文明為目的。

再造文明孰對孰錯，難以分辨，但從內外改造中國，已是二十世紀的時代命題。五四百年，我們沒有時間寶石令時光倒流，而我們可以從前人的經驗中，找尋未來的更好的出路。

作者簡介：鄭政恆，影評人、書評人。著有《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詩集《記憶前書》及《記憶後書》，合著有《走著瞧──香港新銳作者六人合集》，主編有《沉默的回聲》、《金庸：從香港到世界》、《五○年代香港詩選》、《香港短篇小說選2004—2005》、《2011香港電影回顧》、《讀書有時》三集，合編有《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小說卷》、《香港文學與電影》、《香港當代詩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及《香港粵語頂硬上》等。2013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獎(藝術評論)。2015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

註釋：

[1]隻眼（陳獨秀）：〈朝鮮獨立運動之感想〉，《每週評論》第14期，1919年3月23日，第2版。

[2]毅（羅家倫）：〈「五四運動」的精神〉，《每週評論》第23期，1919年5月26日，第1版。

[3]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創刊號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頁1—6。

[4]李大釗：〈新的！舊的！〉，《新青年》第4卷第5號，1918年5月15日，頁446—449。

[5]陳獨秀：〈本誌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第6卷第1號，1919年1月15日，頁10—11。

[6]李長之：〈五四運動之文化的意義及其評價〉，《李長之文集》第1卷，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18—26。

[7]魯迅：〈孤獨者〉，《彷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頁120。

[8]巴金：《家》，香港：天地圖書，1994年，頁28。

[9]胡適：〈易卜生主義〉，《新青年》第4卷第6號，1918年6月15日，頁502。

[10]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4卷第4號，頁289。

[11]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週評論》第31期，1919年7月20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