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星期刊》作為新舊文化交替下的具影響力的媒體，見證著香港白話文主張與胡適派白話文運動的重大差異，以及香港在五四前後的夾文言夾白話的本土語言生態。

文/吳美筠

五四運動作為文化啟蒙的導口

1919年5月4日，三千多名學生自發前往天安門集會，繼而號召罷課、罷工、罷市，擴展到全國20多個省、100多個城市，最終延展成為一場文化的顛覆。這場政治抗爭運動以具體口號「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下台，反對軍閥主義和日本政府的外侵的具體政治索求開始，到運動散播承傳，其本質的混雜性和多樣性已非純粹由歷史事實所定義。`對知識分子來說，五四是中國進入現代與啟蒙(enlightenment)[1]的重要導口，可惜民主和科學只在理論的層面而不在體制的層次，全面推翻傳統文化之餘，尚未能提出完整理論系統支撐。周策縱[2]、金耀基[3]、余英時[4]均主張把五四運動的跨度擴大，或始自1915年，或結束1927年，並非單指學生運動本身。

五四運動廣義來說指向文化改革，所以有另一說法，五四運動始自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創辦的《青年雜誌》[5]。作為文化啟蒙時代的先驅雜誌《新青年》也不是由零開始，它亦受辛亥革命三民主義、推動告別奴性的國民性蒙蔽、推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階級封建傳統的啟蒙，這分明是敢於把捍衛個人自由、平等權利的現代公民意識植入青年文化精神的領域。另一重要影響當然就是《新青年》是誕生白話文運動的媒體，一開始全盤否定古文，不止基於語言幫助突破思想限制，更是打破文學的壟斷，衍生文學平民化、通俗化的企圖。北方的白話文以一種新文化運動的文化資產和權力象徵，已超越作為啟蒙載體的用意，某程度上更含有語言意義上的民主性。

香港五四的寂寞

反觀香港活在殖民管治之下，無論狹義或廣義的五四運動皆呈現一種相對的抽離。陳學然的《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6]是以香港為主體的五四研究專著，書中提到香港當時出現反日貨情緒和熱潮中，本地的學生運動也只不過是七、八名陶英中學未成年學生手持中國製造油紙傘在街上緩步而行，傘上用白油書寫「國貨」兩字，即被警方拘捕檢控[7]。

圖片來源：《華字日報》1919 年6月4日報導。轉貼自陳學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頁85。

香港人創辦的報紙刊登反日言論，有公司停辦日貨，五四6月上旬有人散傳單抵制日貨。為了阻止排斥日貨運動，華人事務局長發公告：「商業買賣必須基於各人的自由意願，對他人進行干預或協迫之類均屬違法行為，如有企圖鼓吹排貨者，無論其言語行動如何都要處罰，希商民周知，勿發生事端。」[8]香港總督府嚴厲命令下禁止循環日報、華字日報煽動抗日愛國。皇仁中學部分學生秘密組織愛國團，振興土貨，反對舊禮教。荷李活道萃文書坊販賣新文化書籍，雖被警察干涉，沒收書籍，新書一到，仍然搶購一空。[9]可見五四運動在香港遭受意欲保持所謂中立的港英政府打壓，華商為了安穩和商業利益也不積極。但在民間及青年學生中，接觸新文化及白話文學從未真正受阻。

香港當時華人媒體報導五四運動，反映對國族的維繫、守護，這對於香港人來說，更加熱衷保留傳統，對文言、舊體文學偏執守護，其實也是對國家文化一種維繫；個別中學生在狂熱和反叛中的清醒，如香港英華中學復校後1924年7月1日的學生報《英華青年》發表白話小說及廣東話戲劇[10]，反映香港文學早在魯迅訪港前已受新文學運動影響而有另樹本土特色的痕跡。

在本地媒體出現白話觀念的地緣性

提到香港的白話文學，一般的講法是以滯後，次源[11]概括之。上述陳學然一書第三章談論香港的新文化運動，引述侣倫五十年代後的憶述：「『五四』運動給予香港社會的影響，似乎只有『抵制日本貨』的概念，『文學革命』這一面的意義，卻沒有能夠在這封建思想的堅強堡壘裏面發生什麼作用。」同樣以為在九成文盲的香港，認為新文化並無生根。所舉例引收入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務1925-1941》，由創辦華僑日報的名報人吳灞陵所寫〈香港的文藝〉[12]，以及王霞〈第一聲吶喊〉[13]，旁證在北方五四運動結束時期香港仍在新舊文學思潮的過渡，香港新文學被舊文學思想所掩蓋，未能旗幟鮮明的發起。[14]這種論述方法是沿用以胡適、陳獨秀為領袖的主流白話文運動為視角，忽略香港特殊的政治社會環境下，白話語言有自己獨特的步伐和發展內涵這事實。亦只參照最早致力整理關於二、三十年代香港文學[15]資料的盧瑋鑾，其時相當受制於所見資料[16]。

1927年2月18日魯迅來港在青年會大堂作了兩場演講，位置即今日香港必列者士街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前總部。(圖片為作者拍攝)

上文論證沒有提及，比魯迅來港更早的，在大眾傳媒出現有關白話文的理論的提倡，當中香港民間媒體文言白話互滲的閱讀市場，以及香港報人對白話文的論述。雜誌作為提倡白話文和文學改革的地盤，同時亦對時代思潮有所推進之餘，在很多方面呈現與北方主流的文白之爭有著不同的向導和重點。《小說星期刊》作為新舊文化交替下的具影響力的媒體，見證著香港白話文主張與胡適派白話文運動的重大差異，以及香港在五四前後的夾文言夾白話的本土語言生態。

目前香港文學研究己知史料，《小說星期刊》是最早出現有關文學革新和新詩論述、由本地創刊的公開園地。當中亦開啟白話文學的發表，讀者不難發現白話小說和新詩漸次在這刊物增加。

香港著名報人羅澧銘1924年創刊發表的〈新舊文學之研究和批評〉[17]和翌年許夢留的〈新詩的地位〉[18]，猶如在上海的《青年雜誌》發表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借助《新青年》啟蒙讀者對新文學形式和白話文認知。他們過往受主流現代文學史筆所忽略，大抵與政治上，地區上，歷史上的所謂斷裂不無關係。香港作為繁榮都市，與北京、上海交通頻繁，重要的新文學雜誌都發行到香港[19]，文學觀和風格接受同時出現在其他地區並不出奇，惟香港文學在二十年代的邊緣性，正好印證王德威在審視現代中國文學一百年所接受的「現代化」衝擊，其起源的多重緣起和文學流變裏的互緣所產生的不共相。[20]

近年不少古典文學研究正朝向地域文學和文學的區域性作研究進路，重新審視文學發展和流派變化，隨着新文學研究從地域概念展開，香港白話及新文學運動的開展過程和區域性的論述框架必然需要受到正視。[21]

報人是折衷派但並非純粹折衷

香港知識分子對新文化和宣揚新文學有所承擔，即使像1923年創辦、以宏揚儒道經學為目的的學海書樓，在當時也倡導「研古者不忘乎今，研今者不忘乎古」[22]。古今文化之調和，取其可用於世似乎是香港文人的期許。《小說星期刊》創刊總編輯黃守一自述對該刊的期望：

「報紙之種類。有日報週報旬報月報季報年報。或紀世界之事。或紀一國之事。或紀一地方之事。或紀一團體之事……要其旨歸。不外溝通文化而已。」

黃守一又批評報紙議論偏宕，紀載失實，是非莫辯，黑白混淆。可見他們有心通過紙媒匡正文化，反映真相。對於小說等文學作品，他認為盜物寓意，猶有風雅之懷[23]。以紀聞來揭示真相，以文學存風雅，刊物亦容納廣告，可見甚具媒體介入大眾的意識。把新舊文學比較研究放諸創刊，分多期刊登，隱約有通過媒體對香港文化改革的野心，而這種文化變革體現於有讀者參與建構的媒體，而不像北方由政治實體事件作為導火線，是漸進型而非爆發型。

首篇在香港知見的新文學評論作者羅澧銘是報界奇才。父親是著名中醫羅鏡如，少年時跟私塾老師學習舊文學，再升讀聖士提反英文學堂，進香港大學醫學院，然後像魯迅一樣棄醫從文。他中英文俱佳，是當時的知識精英，19歲就出版了以駢四驪六文體寫成的小說《胭脂紅淚》。入《小說星期刊》前曾從商，其後有辦過四家本地小報的記錄。他雅好當時流行的粵曲，與梨園中人交往緊密。又是劇評人、劇作者，與薛覺先為莫逆，曾為薛氏《梅知府》撰（蕭永倫哭靈）一曲。林家聲表示拜師也是羅氏引見。[24]後來為香港讀者熟知的倒是他以筆名塘西舊侣寫的《塘西花月痕》[25]，李碧華正以此為藍本撰寫小說《胭脂扣》而聞名。

如此詳細的介紹，無非把早期香港倡議白話的文人立體形象再現，旨在說明香港白話醒覺者與胡適等人不同之處，若說他們代表折衷派也說不通。羅雖中英俱佳，但沒有赴笈海外接受西方文化洗禮，反之深受私塾教育影響。他以寫作及報刊為志業，同時游走於嚴肅文學與流行文化之間。《小說星期刊》欄目既有具新聞性及批判性的「論壇」及「世界大事記」等內容，以及發表文學作品的「說薈」，也有當時流行的「劇趣」，記梨園逸事，發表劇評，他曾把馬師曾與薛覺先的曲藝作比較，又公開歡迎讀者撰寫粵謳新詞及粵劇曲詞投稿發表。另外又有「諧林」刊登笑話，「閱者俱樂部」推出燈謎、酒令等文字遊戲供讀者參與，可見顧及讀者市場尋求娛樂的需要。另外也有「翰墨筵」刊登讀者投寄的舊體詩。雜誌最後有英語文章，教生詞和寫信，並刊譯文，反映編輯團隊傳播新文化的用心。

值得注意的，是當中刊載的一些帶廣東方言的粵謳。粵謳作為地方色彩濃厚的歌謠，沒有在主流的新文學運動出現實屬正常。然而，當中經常選收一些反映社會問題的作品，與傳統粵謳唱情歌或自傷吟哦之外，多了一重社關意義。像灞陵所撰〈冬之夜〉，文人粵謳寫露宿者題材，帶著新文化運動的典型人道主義和人文關懷：

「君呀、你咪向個處行埋。騎樓底下、邊處重似條街。一個個係噉瞓喺地中、條路就被佢地霸晒。(借用)行埋一步、就要錫正佢個胸懷。所以叫君你行開、都係慌你將佢亂踹。行開一步、不用疑猜。唉、點得廣廈千間，把佢地收留晒。個陣任君到處橫行、着起對鬼鞋。」[26]

這批廣東話作品，亦構成香港本土新文化運動一項重要資源，也是與北方重大的分野。這時期，三及第現像尚未成形，很少在同一個作品，同時出現文言、廣東話、白話文混雜，卻在粵謳和粵劇作品裏首次發現。

香港的白話與八不主義的分歧

羅澧銘力排主流意見，批評胡適八不主義。他開宗明義就說，折衷派擇其善者而學之。雖云折衷屬弱派，一句「不善者不學」，便闡明他之所以並舉新舊文學的長處和短處，正正側映他與同代香港文人十年來觀察，看出新文學發展之弊：「舊文學將在過渡時代。學者復茫無頭緒」，「新文學之長處。固在乎能獨闢奇論。為文學放壹異彩……紹介歐西學說。使國人耳目為之壹新。思想為之壹變」[27]。《新青年》全面否定舊文學，抨擊古文是特權和貴族階級的文學，但羅氏舊文學根柢深厚，引〈曹劌論戰〉論證，文言簡潔不艱澀，易上口，反之白話犯冗長之弊。

胡適八不主義其中四條，羅氏一一將其論調簡單括言之：

「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即要有話說才說。

「不作無病呻吟」→即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變相代表與其他六條相同

「不摹倣古人」→即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

「不用套語爛調」→即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變相跟不僻俗字類同。

這樣提出彼此變相相同之處，並謂「俱可稱為確切不磨之論」。心水清的讀者便發現，其實暗示，這些只不過是做文章的基本原則，並非甚麼新意。正如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一條，羅只回應了一句「茲問題最為重大。非詳細討論之不可。」便不再討論，不花筆墨，看來問題根本超出新舊文學，事實上，下筆為文，須合語法，古今亦然。

羅最反對「不僻俗字俗語」和「不用典」兩項，認定這是白話文的毛病。羅認為國語未統一，南北各地俗語俗字，語言複雜不堪，「試就廣東壹方言之。俗話俗字之多。至于無人盡識。甚而無字可寫。亦往往有之」。[28]這反映作者身處華洋雜處的香港，深深體會地域性語言所造成的交流障礙，反而更主張使用國語而避方言俗字。羅舉「電燈胆。衰過偷貓。贅過陳顯南。」為例，十分有趣。到底誰是陳顯南，陳顯南怎樣累贅，實在無人能識。他提出用俗字須雙方(指作者及讀者)能解的俗字俗語。翌年，許夢樓的〈新詩的地位〉同樣主張用國語而不用方言，他認為香港人不懂講國語也看得懂國語文，國語文就是白話，比文言文隔膜少。反映不懂得講國語並非香港新文學作家的障礙，反之，他們在創作文學時更欲避免方言。[29]

羅又舉證，白話不少慣用語出自典故[30]，不用典是吹毛求疪。又以莎士比亞劇本及拉丁文學為例，說明古文不一定是死文學。這點修正了過份通俗化的胡派新文學視野，力主重視文字美感。他引用英語流傳廣，論證古文字是現代文字的成份，發展深厚的語言不會放棄古典文學。

香港文人的修正與對句讀的守護

他批判新文學的短處是「全用白話不用文言」。他的意思是新文學即使已萌芽，也不能完全否定古典文學；也不同刻意完全廢除駢偶，傳統舊體格律詩。[31]同時他批評舊文學食古不化，有我觀大重，太多文人自命，酬答。而好處是可以用白話。這怎麼說呢？只要看看該刊的作品，便發現不少混雜白話的文言小說，在這些莊諧共存、雜碎而多面的語言背後，我們看見一批淺近文言，在文言中出現白話的情況。吳灞陵在當時賣文維生，兼擅文言白話，工書法，隨便舉一篇當時發表的〈覺悟〉，皆文白夾雜：

「張公館來了一部簇新的小車。一位衣輕裘的少年。略與閨者一二語。便入廳中。有問。介之入覩客遽獻慇懃……」

從當時刊登的廣告，亦可發現，主流的書面語，是沒有標點句讀的淺近文言。這個時期的香港知識界，尚未接受西方的標點符號，句子頓逗時用雙圈標示[編者按：為免讀者不明，本文以單圈標示]。在這標點一項，香港與北方新文學運動極有分歧，甚至顯得有點固執保守。對古文仍十分執愛，可能因為當時的香港人堅守國粹，愛做駢文和格律。

劉再復論五四新文化運動現象，用超穩定結構和非穩定結構[32]來形容舊文學和新文學。新文學這種不穩定結構造成很多不成熟之處。在香港，穩定結構又有助穩定不穩定結構。香港這些新文學論述，表面上似乎對古今文學各打三十大板，調和新舊文學以達成折衷；其實卻是針對胡適的八不主義[33]遂點質詢，從而建構新的白話文化秩序，為文學革新邁向成熟提出修正。正如漢語專家郭紹虞在1929提出舊體逐漸沒落新體代興時，自然有力求變革和守舊作風兩派，而修正派則對舊體兼收並蓄，仍不忘創造新作風，在他眼中，經過修正創造和試驗才會成功。[34]現在論者早已看穿胡適的新文學理論處處破綻，不覺得羅氏評論有何過人之處，但在1924年來說，卻比誰都還要早慧多幾年。

五四最成功的啟蒙是重構語言秩序來建構新文化。以香港為主體的新文學，並不是一場波瀾壯濶的運動，卻是紙媒生態下，產生文字謀生者對白話或文言開放的閱讀市場的回應，造就具地方色彩的文學變異。

《小說星期刊》圖片來源：作者鳴謝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特許提供。

作者簡介：吳美筠，詩人，文學作家、藝評人、編輯、學者、文學策展人。歷任香港書獎、中文文學獎、中文文學雙年獎、青年文學獎等評審工作，2018年為香港教育大學之駐校作家。創辦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香港文學評論學會、《珍珠奶茶》閱讀雜誌等。多年於香港大學、嶺南大學、教育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等大專院校教授文學、媒體、創作、藝評。出版《時間的靜止》、《第四個上午》、《我們是那麼接近》；小說《愛情卡拉OK》；少年小說《雷明9876》；評論集《獨眼讀看──劇場、舞影、文學跨世紀》等，編《香港文學的六種困惑》、《港大●詩●人》、《中國現代詩粹》等。即將出版《拯救雷明之勇闖209》。

[1] 所謂「啟蒙」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便缺乏運用理智的勇氣與決心。啟蒙是為了告別蒙昧盲從，做一個獨立自主、心眼明亮之人。甚至即使通過一場革命推翻專制及權勢的壓迫，若不能實現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種下的「偏見」也可以成為新的專制，駕馭缺少思想的群眾。參康德：〈甚麼是啟蒙運動？〉，《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務印書館，1991年)。可見啟蒙而背後相關文化資源聯結與延伸不被注意的話，便產生新蒙蔽的危機。

[2]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長沙：岳麓書社，1999年)，頁5。

[3] 金耀基：《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1984年) ，頁83-115。

[4] 余英時：《五四新論 : 既非文藝復興, 亦非啟蒙運動 (「五四」八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2005年)。

[5] 1915年9月在上海創刊。第一卷名為《青年雜誌》，新青年的敬告青年宣言自主而非奴隸、進步而非保守、進取而非退隱、世界而非鎖國、實利而非虛文，科學而非想像。第二卷易名《新青年》。陳獨秀在發刊詞提出人權、平等、自由的思想。1917年陳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遷京，由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劉半農、沈尹默、錢玄同輪流編輯，有周作人、魯迅等人撰稿。

[6] 陳學然的《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

[7] 《華字日報》(1919 年6月4日)報導。見陳學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2017年)，頁85。

[8] 沙東迅：《五四運動在廣東》(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頁170。

[9] 同上，頁99

[10] 李雄溪：〈早期香港文學史料管窺──淺談《英華青年》〉載梁秉鈞、陳智德、鄭政恆：《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香港：匯智出版，2011年)，頁5-16。盧偉力所編《香港文學大系戲劇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16年)，頁94-97，收白話警世新劇〈洋煙毒〉，亦選自該刊。

[11] 梁笑梅：〈《小說星期刊》與香港早期新詩的次源性傳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年第3期，頁162-169。

[12] 原刊《墨花》(1928年10月)，第5期。

[13] 原刊《鐵馬》(1929年9月15日)，第1期。

[14] 陳學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頁169-195。

[15] 早期有萌芽期的意思，泛指二、三十年代，1927年至1941年，「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三人談」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香港：天地圖書，1998年)，頁4。

[16] 《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頁2

[17]羅澧銘：〈新舊文學之研究和批評〉連載於《小說星期刊》(1924年第1期)，頁5-10、(1924年第2期)，頁4-6及(1924年第3期)，頁4-6。

[18]許夢留：〈新詩的地位〉，連載於《小說星期刊》(1925年第1期)，頁4-6及(1925年第2期)，頁4-6。

[19] 例如在1910年8月上海創刊的《小說月報》，在1914年全國的14個發行點已包括香港和澳門。

[20] 王德威：〈現代中國文學理念的多重緣起〉，《政大中文學報》第13期，(2010年6月)，頁1-20。

[21] 參吳美筠：〈從尋找香港最早的新詩說起〉，收入許迪鏘編：《情繫筆墨間：第九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論稿匯編》(香港：公共圖書館，2013年)，頁64。

[22]《華僑日報‧香海濤聲》( 1927年2月21日)。

[23] 《小說星期刊》(1924年第1期)，頁1。

[24] 參崔頌明：〈薛派傑出傳人林家聲〉《明報‧明藝》(2015年9月5日)。林家聲曾承認：「羅[澧銘]伯伯是我的世叔，他老人家待我實在太好了！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他帶我去拜訪我最崇拜的薛覺先老師。後來還極力主張五叔(我稱薛老師)收納我為徒，真不愧是我的大恩人。」見〈看「逸林」分析「迷」與「友」〉，《逸林》第二期，網站http://www.lamkarsingfanclub.com/fanclub2a-002.htm。

[25] 1956年起羅澧銘在《星島晚報》胡爵坤力邀下, 以筆名塘西舊侶寫連載專欄《塘西花月痕》，為香港歷史留下了珍貴的資料。專欄前後寫了四年，共一千二百餘篇，1962年分四冊出版了單行本。至九十年代再由他的好友謝永光改編成上下兩冊，於2010年4月香港上海印書館重印再版。

[26] 《小說星期刊‧劇趣》(1924年第10期)，頁7。

[27]羅澧銘：〈新舊文學之研究和批評〉，《小說星期刊》(1924年第1期)，頁6-8。原文只有句逗而沒有新標點。

[28] 羅澧銘：〈新舊文學之研究和批評〉，《小說星期刊》(1924年第1期)，頁9。

[29]許夢留：〈新詩的地位〉，《小說星期刊》(1925年第1期)，頁4。

[30]羅澧銘：〈新舊文學之研究和批評(初續)〉，《小說星期刊》 (1924年第2期)，頁4。

[31] 同上，頁6。

[32] 劉再復：《共鑒「五四」──與李澤厚、李歐梵等共論「五四」》(香港：三聯書店，2009年)，頁14。

[33]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1918年4月)

[34] 郭紹虞：〈新詩的前途〉，《語文通論》(上海：開明書店，1941年)，頁118-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