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身份混雜的詩人,要帶著本來的文化去看待他方的文化,是一種障礙,但詩人之言令我明白到解開東西方文化差異的鑰匙,就是他盡心對每一個文化的關懷和尊重。哪怕是從來被功利主義忽視的香港本土文化,他都一步一步堅持把她帶往世界,直至死亡的一刻,這就是人文之所在。
文/石堯丹
三、詩人的鑰匙
梁秉鈞的旅遊並不是簡簡單單的遊歷,他在尋找身份的時候,發現東西文化的異同,同時以個人特別的身份位置有意或無意地化解「東西」的隔閡,或提升「東西」的交流。
節引一首《東西》裏的詩〈帶一枚苦瓜旅行〉:
當我帶著這枚白色的苦瓜乘坐飛機
來到異地,踏上異鄉的泥土
我才想到問可曾有人在海關盤問你:
為甚麼不是像大家那樣綠色的?
⋯⋯
你總是原諒我言語的陋習,當我問:
你甚麼時候回來?你只是回應:
你甚麼時候走?一個離去,一個
歸來,你接受了我言語的時態
滑溜而不可界定
⋯⋯
總有那麼多不如意的事情
人間總有它的缺憾
苦瓜明白的(註18)
相信這枚白苦瓜是很奇怪(對於西方人),而詩人明白彼此的差異,因為當他帶著白苦瓜搭飛機,其實有意識到別人對其的異光。即便如此,詩人其實在「原諒」一詞無疑是文化隔閡的潤滑劑。無論是言語上多麼的「陋習」,只要「原諒」,繼而了解後的「接受」,就有機會化除人間中的「缺憾」。
一則〈有關翻譯的通信〉的詩(節錄):
在沒有解釋的地方,嘗試去體會
另一個人沒有說出來的那句話
一個新的生命,永遠連接著另一個
孤獨的人,原來在沉默中想的話
⋯⋯
謝謝你與我一同走過這些彎彎曲曲的路
無言的彼此商量走出彎彎曲曲的句子(註19)
梁秉鈞在生前非常喜歡結交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面對文化差異,不是只有沉默,無視或衝突,而是應該「體會」到「商量」的過程。大概這就是詩人心底裏與西方文化交流的方法。詩人明白跨越文化或跨越時空並不容易,因為本來香港就被權力想像為「無地方性」(placelessness)及「無時間性」(timelessness)的空洞。(註20) 由此使香港被殖民的一份子產生對「家」的疏離感,可是梁氏一代人在成長中並無屈服於殖民者的強權,反而以多元文化抵抗殖民政府,發展出香港的本土文化。故此,詩人跨越文化時立足點是香港文化,而考慮的是如何不失自身得來不易的獨特文化的同時,又可融合異國的文化。詩人在《東西・後記》中寫到:
「閉門讀書,神遊古今中外,遇見好的性情人品也如嚐美味。這也是可以跨過時空限制的,雖然做起來並不容易。近年認識了比較談得來的朋友,往往是一些來自不同背景,但願意跨越文化差異接觸不同事物的同好。好似自己也在重畫地圖,不以地理上的同鄉籍貫、血緣上的親屬關係來定遠近親疏⋯⋯在心理上把它們連起來,構成一幅奇怪的新圖。」
詩人打開東西之門的鑰匙,毋庸置疑的是對人文關懷。把血緣和傳統固有的文化打開一扇窗,好讓西方文化進來,進來是詩人用心去窺探異同,然後保持「嘗試的了解」和「嘗試的包容」之心態對待之,使東西文化能和諧交流。這把鑰匙能否解開所有「從黃河流域望向幼發拉底河流域」的種種差異?「路通還是不通?」(〈望葉〉)這些並非最重要了,重要的是「葉化為瓦引向更美的想像」(〈蓮葉〉)。故此,梁氏其實是當代人的縮影,但他卻是香港跨越文化的先軀,又是一條把東西文化連接的橋梁。香港本土文化並不是一語,甚至幾萬字就能說得通的事,梁秉鈞心裡自知,就如「苦瓜明白的」一樣。
梁秉鈞在《後記》亦寫到「是甚麼令一個人想離開自己的文化去擁抱另一個文化,一個人在另一個文化看見甚麼,盡心探求帶來多少的痛切與狂喜?」「我喜歡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接觸不同的文化但又同時知道跨越文化是不容易的。我既遇見種種不同的東西,有時帶著它們跨越邊界,有時倒是它們帶我跨越了我自己認識的邊界。」(註21) 無疑的是,一個身份混雜的詩人,要帶著本來的文化去看待他方的文化,是一種障礙,但詩人之言令我明白到解開東西方文化差異的鑰匙,就是他盡心對每一個文化的關懷和尊重。哪怕是從來被功利主義忽視的香港本土文化,他都一步一步堅持把她帶往世界,直至死亡的一刻,這就是人文之所在。
(註18) 梁秉鈞,《東西》,頁8-10。
(註19) 梁秉鈞,《東西》,頁153-154。
(註20) 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54.
(註21) 梁秉鈞,《東西》,頁170-171。
作者簡介:九十後香港人,偶爾寫詩、攝影。現職浪蕩子,在荒漠尋覓夢的出口。見字讀書,見詩飲水。曾獲文學獎,作品散見於港臺文藝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