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上海開明書店寫信通知,因為沈從文的著作已經陳舊過時,所以已將他一切書籍的紙型完全銷燬,從此「沈從文」三字就在大陸文壇完全消失了。
文/莊元生
沈從文是中共治下,少數堅持理性與常識的作家學者,另一人是陳寅恪。
我讀沈從文多年,一直知道他1949年之後,被逼放棄文學創作,改投到美術史研究,一部重量級著作《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只知而未曾親自讀過,此書於2020年8月再版,近日到手,翻閱之間,無限感慨。
疫症陰霾底下,惶惶不可終日,早前與友談及讀書養志,尤其在此艱困時勢。早上打開食飯檯,才能將此大部頭書《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攤開閱讀,此書放在最前面是郭沫若的書法序言,完全是垃圾文章,據知郭沫若寫此短文前,根本沒有看過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完全是官樣式應酬文章,純粹表現政治凌駕學術的權力慾。(郭沫若是中共御用文人四大不要臉之首,雖然四大不要臉,名單眾說紛紜,但郭沫若始終榜上有名)
從常識出發需要正直與強大勇氣
再翻書是一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引言〉,沈從文撰寫,少引經據典,大都是沈從文將過眼千萬件文物消化之後,如數家珍,親切道出,此文寫於1980年,〈後記〉則述說此書拖延17年出版的政治風波及其個人自1949年後的艱辛經歷,寫於1981年,均在文革結束,沈從文被劃為右派份子、反動派平反之後,才能自由寫作。〈再版後記〉寫於1983年,由助手王㐨執筆,其時沈從文已中風,不能動筆,只能口述。王㐨附記則寫於1992年,訴說此書再版也是艱困重重,直至沈從文1988年去世之日,也未能得見此書再版。
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後記,沈從文說:「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多久,這份待印圖稿,並不經過甚麼人根據內容得失認真具體分析,就被認為是鼓吹『帝王將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書毒草。凡是曾經贊同過這書編寫的部、局、館中幾個主要負責人,都不免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我本人自然更難於倖免。」
近日香港,尤其是教育界都感受到這種「文化大革命」的氣氛。「並不經過甚麼人根據內容得失認真具體分析」就說香港從來沒有三權分立,只有三權分工,所以現有學校課本都要更正改寫。
回說沈從文在〈引言〉自道他的寫作方法:「試從常識出發,排比排比材料」,看來平平無奇,但在當時中共馬列進步史觀,一言堂底下,學者研究都是先有了結論,才安排史料,沈從文說是從常識出發,這是需要何等正直與強大的勇氣。另一例子是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1953年陳寅恪在廣州嶺南大學,他的一名學生汪籛從北京來統戰老師,請他到北京主持中國科學院新設的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寅恪開出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註:指毛澤東、劉少奇)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結果師生不歡而散,亦同時種下陳寅恪在文革慘被批鬥的禍根。
其實,沈從文的力抗時代風氣,早在他文學創作裏就已經鮮明表現出來,他的名著《邊城》,寫在小說前的〈題記〉就表明以理性與當時盲目風潮對抗的態度。
「照目前風氣說來,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及大多數讀者,對於這種作品是極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給人中國不需要這類作品,後者『太擔心落伍』,目前也不願意讀這類作品。這自然是真事。『落伍』是甚麼?一個有點理性的人,也許就永遠無法明白,但多數人誰不害怕『落伍』?我有句話想說:『我這本書不是為這種多數人而寫的。』」
「我的讀者應是有理性,而這點理性便基於對中國現社會變動有所關心,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各在那裏很寂寞的從事與民族復興大業的人。」
沈從文相信他的讀者應有理性,而理性亦是他寫作堅持及人生態度,「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正正與中共的馬列史觀相反,中共依照馬克思的歷史五段論認定,華夏民族過去歷史都是黑暗的封建,未來才是共產主義的天堂。
五四時代,反傳統潮流所趨,與中共馬列史觀一拍即合,過去的中國代表黑暗落伍,而寫過去華夏文明的優美與人性的真實及美善,是沈從文小說的主要內容,所以被當時進步左派文人視為「落伍」。
正正因為如此,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代表歌頌封建道德的沈從文就不能再從事文學創作了。
1953年上海開明書店寫信通知,因為沈從文的著作已經陳舊過時,所以已將他一切書籍的紙型完全銷燬,從此「沈從文」三字就在大陸文壇完全消失了。
文革中的厄運一直不為外人所知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文革剛過,香港出版社計劃出版沈從文精選集,去信沈從文要求編選,極為誇張的情況是,當時中國大陸上根本難以找到沈從文的文學著作,需知沈從文在1949年前是著名的多產作家,中共就是有辦法讓你完全消失!
沈從文不無感慨說道:「這二十多年,經過社會反覆大動盪,我身邊所有圖書,早已全部散失,蕩然無存,即後來新印那本小說選,也無從保留,從公家能借到的已更少了。這次應香港時代圖書有限公司邀約編選這份選集時,才知道麻煩甚多,無處著手。」
最終得香港友人幫助,才能在1982年於香港出版一部《從文散文選》。距離上次在1948年小說《長河》的出版,二書相隔長達34年!(編者按:查看此書初版在香港應為1980年,翌年亦在香港首次出版《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此外,對於沈從文還有一種誤解,認為他改投服飾史研究「未始不是沈從文的幸運,他以後只躲在歷史博物館裡,倒使他逃脫掉爾後一連串文人作家所遭受的厄運。」(見於台灣馬森教授主編的沈從文小說《邊城》作者簡介)
文革中,沈從文的厄運一直不為外人所知,文革結束,沈從文對《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拖延出版寫了一篇〈曲折十七年〉。張新穎在《沈從文的後半生》指出,「〈曲折十七年〉和《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後記不同主要在於,前者較為詳細地敘述了作者從編著這部書到這部書最終出版這十七年的經歷,特別是下放階段和回京之後的遭遇。」
〈曲折十七年〉寫到沈從文被下放到湖北貧寒農村的經歷,當中充滿文革式的黑色幽默。
1969年11月底,沈從文作為博物館三戶老弱病職工之一,被首批下放到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幹校,三家人到達後,「才知道『榜上無名』,連個食宿處也無從安排。於歲暮嚴冬雨雪霏微中,進退失據,只能蹲在毫無遮蔽的空坪中,折騰了約四個小時,等待發落。逼近黃昏,才用『既來則安』為理由,得到特許,搭最後那輛運行李卡車,去到二十五里外,借住屬於故宮博物館一個暫時空着的宿舍中,解決了食宿問題」。
沈從文對段這生死經歷的記述郤是彷彿家書一般樸實生動,「因為人已年近七十,心臟病早嚴重到隨時可出問題程度,雨雪中山路極滑,看牛放羊都無資格,就讓我帶個小板凳,到後山坡看守菜園,專職是驅趕村前趁隙來偷菜吃的大小豬。手腳凍得發木時,就到附近工具棚乾草堆上躺一會會,活活血脈,避避風寒。夜裏吃過飯後,就和同住的三個老工人,在一個煤油燈黃黯黯光影下輪流讀報,明白全國『形勢大好』。」
中共建政至今,喉舌報導從來都是全國形勢一片大好。對於《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無論捧此書(前述郭沫若書序),還是批鬥此書,都沒有看過或看不懂此書。文革式的荒謬,可見於1983年4月沈從文致黃裳的信:
「出版原定六四年試印,不意『文化革命』一來,忽成為『毒草』,支援此書編印的齊燕銘先生,被綁起來『歷博』鬥了一整天,我則本為陪鬥人物,但心臟病已明確,恐在鬥中倒下,所以一會即放至隔室坐聽各種醜惡凶狠辱罵,計上下午七小時。事實上卻無甚麼人看得懂書中內容,甚至於根本還不曾看過此稿。」
在政治瘋狂的年代沈從文是少數堅持正常的作家,因此亦付上沉重的代價。
在最艱困的時期也沒有放棄
沈從文的最後一部小說《長河》(未完成)在1948年出版,許多人都覺得若沈從文繼續從事小說創作,文學成就將會更大,看過《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也許會有所改觀呢。〈引言〉最後,沈從文說:「總的說來,這份工作和個人前半生搞的文學創作方法態度仍有相通處,由於具體時間不及一年,只是由個人認識角度出發,據實物圖像為主,試用不同方式,比較有系統進行探討綜合的第一部分工作。內容材料雖有連續性,解釋說明卻缺少統一性。給人印象,總的看來雖具有一個長篇小說的規模,內容卻近似風格不分一章敘事的散文。」
夫子自道正正是學生汪曾祺在〈沈從文的寂寞〉裏對老師的深刻觀察與理解:
「沈從文後來『改行』搞文物研究,樂此不疲,每日孜孜,一坐下去就是十幾個小時,也跟這點詩人氣質有關。他搞的那些東西,陶瓷、漆器、絲綢、服飾,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聰明,人的創造,人的藝術愛美心和堅持不懈的勞動。他說起這些東西時那樣興奮激動,讚歎不已。樣子真是非常天真。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給它起一個名字,叫做『抒情考古學』。」
所謂「抒情考古學」是指沈從文將中斷的文學創作,以學術著作、服飾史研究保存延續下來,還是張新穎說得好:「他的文物研究關注的是那些普通的東西,他從這些普通的東西上能夠看到普通人的生活,體會到普通人的情感。他對這個一往情深的。他看到銀鎖銀魚,會想到小銀匠一邊因事流淚,一面用小銅模敲擊花紋;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婦作手藝,能發現手藝人的情結和手藝之間的緊貼或者遊離。他用心於工藝美術,用心於物質文化史,對普通人的哀樂和智慧『有情』,和一般的關注文人字畫甚麼的有很大距離。根本上看,這個文物研究的著眼點,其實也是他的文學的著眼點。」
一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縱使在最艱困的文革時期,沈從文一直沒有放棄。
1969年,沈從文下放湖北,手邊無書又無其他研究資料下,「只能就記憶所及,把圖稿中疏忽遺漏或多餘處一一用籤條記下來,準備日後有機會時補改」,文革劫難中倖存下來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說明稿校樣,沈從文從湖北幹校回到北京後作過多次校改,幾經波折,亦不能容於中共,最終只能在1981年於香港出版。
(按:本文分題為編輯所加。)
作者簡介,莊元生,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新詩及散文獎、中文文學創作獎新詩及散文獎。著有散文集《如夢紀》、《如夢紀〢》、《如夢紀〣》、《經典重讀》,新詩集《忘記了給新界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