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民之歌

憤歌但為蒼生故──讀鴻鴻《暴民之歌》

如此始終勇敢直面暴政宰制的詩人,也許亦可以同樣被稱作「對權勢說真話的人」,而他發聲的方式,便是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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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勞緯洛


「詩人要不要介入社會,或擴大來說,文學創作者需要參與公共事務嗎?」「詩言志,發憤而抒情。」這是引錄自鴻鴻《暴民之歌》中兩篇序的首句,分別來自陳芳明和廖偉棠之筆,我想可以作為關於鴻鴻這部詩集最核心的提問與答案。(編輯按:陳芳明序〈公民與詩〉,可參https://new-read.readmoo.com/mooreader/210074733000101/preview;廖偉棠序〈不是詩,是什麼?〉,見http://darkeyescult.blogspot.com/2015/06/blog-post_38.html)

 

《暴民之歌》初版於2015年初夏,我想可視為詩人鴻鴻對台灣318學運和香港雨傘革命,以及台灣本土大小抗爭保衛運動的回應──與其說是回應,不如說是一種回聲,在現實裡詩人切身經歷過這些事情後所發之聲。心之所至,發以為詩,可舒其憤。詩人心中所念所恨所怨所憤之事,統統記錄在他的詩中:「有些東西是移不走的/比如嵌在肩胛的警棍//有些夢是不會醒的/比如抬頭就得面對盾牌的叢林」(<洗街雨>),這都是我們共同擁有的記憶,至少以一種既視感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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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鴻的詩不是配着箏弦淺斟低唱的曲調,而是作為介入並干擾世界的工具,是詩人拿著揚聲筒粗獷地喊出來的聲音。這樣的詩不是寫給自己賞心悅目的,而是有對象的,裏面有些急切的信息需要呼告。我覺得此中觀點可與薩依德《知識份子論》所提出「一種反對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相應。詩人不僅對傳統存疑,更對當下的權威、壓迫保持批判、反抗的意識,敢於為大眾、為真相發聲。如此始終勇敢直面暴政宰制的詩人,也許亦可以同樣被稱作「對權勢說真話的人」,而他發聲的方式,便是詩。他的憤怒是直白的:「原該站在第一線捍衛土地與人民的政府/變成第一手賤賣明天的人」;但是他依然相信,站出來的人的吶喊之聲,可以傳入昏睡者的耳中:「沈睡的台灣會醒/共同迎接一個/沒有污染的黎明」(<鳥飛不絕·人蹤不滅>)。

 

在《暴民之歌》後記,鴻鴻回憶318當天,他問出的第一句話是:「我能做什麼?」而實際上他所問的是:作為一個詩人,「親見隱形的國家暴力,具體現形」,他有甚麼更多的可以做?他說:「一個詩人,能做的還是寫詩。」詩人詡為局外人(amateur),並不是說他可以「攞正牌」對現實束手旁觀,寫詩自作附庸風雅,相反,是他有着必須清醒地自居邊緣的承擔,遊目四方以收集所有夢與現實的碎屑,痛心質問:

 

誰去治療西藏孩童的失語?

誰去治療加薩孕婦的失眠?

露宿的抗爭者會受風寒嗎?

獄中的政治犯會被自殺嗎?

 

──節錄自<有病>

 

除了大大小小的抗爭行動,他更需要的正是為蒼生發言為詩,抒心之憤。鴻鴻敢於直面「打着統一的旗號」的權勢,冷冷地宣告:「對不起,因為一點也不想跟你們站在一起/我只能選擇獨立」(<獨立紀念日>),這是詩人對自身位置的深切反省,也是對島嶼命途的重要敲問,這點對今天的我城來說豈非更是極具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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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是時代的見證者,為天下生靈,發出抗世之言。鴻鴻唱起屬於一眾「愛的暴民」的歌,不很溫柔也不浪漫,但充滿力量:

 

「我們歌唱,對,我們歌唱

 

我們用歌唱佔領一個原該屬於我們的國家,原該保護我們的政府,原該支持我們生存的殿堂 [原稿不分行]

(……)

不過今夜,我們不焚燒自己

我們焚燒這嚴寒的冬夜

讓夏天一夜之間,來到我們眼前!」(<暴民之歌>)

 

這段日子以來,我一再想起鴻鴻在《仁愛路犁田》後記中所說的話:「詩是拿來興、觀、群、怨的,不是拿來陳列玩賞的。(……)如果有一天我們可以不必再革命,世界可以不再需要這些詩,或許那才是一個時代最大的成就。」

 

 

(編輯按:〈暴民之歌〉這首詩也是歌詞,副題是「聞318佔領立法院反服貿學生被媒體與立委指為暴民」,也是一首歌曲,由王榆鈞作曲,與時間樂隊一起演唱。這裏作者所引,與王榆鈞專輯《 原始的嚮往》在網上發放的https://www.kkbox.com/hk/tc/song/5PP00Gk0ZIJPcQD5PcQD50XL-index.html,以及現場演唱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5lJWF7GaaE略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