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之所以感動人心，因為在近代中國，活著是一件艱難的事，由之而來就有無限的悲哀與尊嚴。作者余華最初是用小說慣常的第三人稱寫法，寫著寫著，他就覺得不對勁了。在2007年台灣新版自序裡，他說：……其實這與1993年《活著》初版自序裡的說法，一以貫之，他說：「人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

文/莊元生

中國大陸作家余華的著名小說《活著》有不同的版本。中港台不同字體的中文版以外，還有英、法、德、意、日、韓、俄，等等不同語文的譯本。由於小說極受歡迎，獲獎眾多，叫好叫座，暢銷以外，亦長銷，不斷再版，再版，再再版，於是在小說以外，《活著》的意義，一再被作者在不同版本的序言裡增添，此中最特別，也是最敏感，甚至是在中國大陸的現況中不可能出現的六四事件，被作者寫在2012年台灣麥田出版社的二十周年紀念版裡。

余華寫道：

我聽說過一個真實的故事。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的北京，戒嚴部隊的坦克和軍車從四面八方向天安門廣場挺進，很多學生和市民前去阻攔，其中一個大學生身穿白衣白褲，衝上去將手中的石塊扔向軍車上的士兵，迎接他這個舉動的是一排掃向地面的子彈，子彈反彈後打斷了他的雙腿，他倒在血泊裡死去。然後他和其他死者躺在一起，等待家人前來認領。幾天以後，大學生的父親，一位解放軍的軍官來了，他看見死去兒子白色衣褲被鮮血染紅的情景時失聲痛哭。站在旁邊的一位戒嚴部隊的連長，十分同情這位軍官，悄聲問他：「是誤傷？還是暴徒？」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如果兒子是誤傷，不會影響他在軍隊裡的升職；如果是暴徒，他就會受到牽連。他擦乾眼淚，堅定地說：「暴徒。」

這位軍官對自己的命運已經不在乎了。如果定性為誤傷，是對兒子的侮辱，而定性為暴徒，他相信有朝一日會獲得平反，那麼兒子就是英雄。

二十多年過去後，我不知道這位在天安門事件中失去兒子的父親是怎麼活過來的。我想他經歷了太多的痛苦委屈和太多的社會不公正之後，可能已經看破紅塵，也可能變得憤世嫉俗。他現在應該退休了，可能還在苦苦等待政府派人來告訴他，他的兒子是英雄；也可能根本就不相信政府說什麼了，他的兒子本來就是英雄。

這是另一個活著的故事。

1994年，張藝謀改編余華的《活著》，由葛優和鞏俐領銜主演，他憑此片奪得第47屆法國康城電影節評審團大獎。

《活著》之所以感動人心，因為在近代中國，活著是一件艱難的事，由之而來就有無限的悲哀與尊嚴。作者余華最初是用小說慣常的第三人稱寫法，寫著寫著，他就覺得不對勁了。

在2007年台灣新版自序裡，他說：

最初的時候我是用旁觀者的角度來寫作福貴的一生，可是困難重重，我的寫作難以為繼；有一天我突然從第一人稱的角度出發，讓福貴出來講述自己的生活，於是奇跡出現了，同樣的構思，用第三人稱的方式寫作時無法前進，用第一人稱的方式寫作後竟然沒有任何阻擋，我十分順利地寫完了《活著》。

為何我當初的寫作突然從第三人稱的角度轉化為第一人稱？現在，當寫作《活著》的經歷成為過去，當我可以回首往事了，我寧願十分現實地將此理解為一種人生態度的選擇，而不願去確認所謂命運的神秘藉口。為什麼？因為我得到了一個最為樸素的答案。《活著》裡的福貴經歷了多於常人的苦難，如果從旁觀者的角度，福貴的一生除了苦難還是苦難，其他什麼都沒有；可是當福貴從自己的角度出發，來講述自己的一生時，他苦難的經歷裡立刻充滿了幸福和歡樂，他相信自己的妻子是世上最好的妻子，他相信自己的子女也是世上最好的子女，還有他的女婿他的外孫，還有那頭也叫福貴的老牛，還有曾經一起生活過的朋友們，還有生活的點點滴滴……

其實這與1993年《活著》初版自序裡的說法，一以貫之，他說：

人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

以上兩句說話，在《活著》的韓文版自序一再重複出現，顯見其在作者心目中的重量。

《活著》講述農村人福貴一生遭遇。他本是個闊少爺，可是嗜賭如命，終於被騙輸光家產，一貧如洗。他的父親被活活氣死，母親在窮困中患了重病，福貴去城中尋求醫藥，卻被國民黨抓去當壯丁。經過幾番波折回到家裡，母親早已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養大兩名兒女。此後更加悲慘的命運一次又一次降臨到福貴身上，他的兒子，女兒，妻子，女婿，孫子相繼死去，最後只剩福貴和一頭老牛相依為命。

美國《明星論壇報》在2003年報導：「小說的結尾令人難忘，唯一活著的老人福貴給他的老牛也取名叫福貴。敘述者看著老人和牛在暮色蒼茫中慢慢消失，留下他獨自一人。」

小說的開始也是一人一牛，也同樣令人難忘。敘述者「我」回憶十年前的我，十年前的事，十年前的老人福貴。

這位比現在年輕十歲的我，躺在樹葉和草叢中間，睡了兩個小時……我從睡夢裡掙脫而出，吆喝聲在現實裡清晰地傳來，我起身後，看到近旁田裡一個老人正在開導一頭老牛。

我看到老人的脊背和牛背一樣黝黑，兩個進入垂暮的生命將那塊古板的田地耕得嘩嘩翻動，猶如水面上掀起的波浪。

可能是牛放慢了腳步，老人又吆喝起來：「二喜，有慶不要偷懶；家珍，鳳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

一頭牛竟會有這麼多名字？我好奇地走到田邊，問走近的老人：「這牛有多少名字？」

老人回答：「這牛叫福貴，就一個名字。」

「可你剛才叫了幾個名字。」

「噢——」老人高興地笑起來，他神秘地向我招招手，當我湊過去時，他欲說又止，他看到牛正抬著頭，就訓斥牠：「你別偷聽，把頭低下。」

牛果然低下了頭，這時老人悄聲對我說：「我怕牠知道只有自己在耕田，就多叫出幾個名字去騙牠，牠聽到還有別的牛也在耕田，就不會不高興，耕田也就起勁啦。」

老人黝黑的臉在陽光裡笑得十分生動，臉上的皺紋歡樂地遊動著，裡面鑲滿了泥土，就如佈滿田間的小道。

這位老人後來和我一起坐在了那棵茂盛的樹下，在那個充滿陽光的下午，他向我講述了自己。

小說故事開始，福貴老人對著老牛福貴說：「二喜，有慶不要偷懶；家珍，鳳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

二喜、有慶、家珍、鳳霞、苦根，都是福貴的家人，此時已經全部相繼過身。這種預告死亡的方式，猶如《紅樓夢》的第五回，賈寶玉在太虛幻境，透過圖畫與詩讖早已告訴讀者，紅樓諸芳女子最終風流雲散的殘酷結局。

至於《活著》的結尾是這樣的。

兩個福貴的腳上都沾滿了泥，走去時都微微晃動著身體。

我聽到老人對牛說：「今天有慶，二喜耕了一畝，家珍，鳳霞耕了也有七、八分田，苦根還小都耕了半畝。你嘛，耕了多少我就不說了，說出來你會覺得我是要羞你。話還得說回來，你年紀大了，能耕這麼些田也是盡心盡力了。」

小說首尾呼應，教人低迴不已。死去的家人透過記憶彷似招魂般在老人說話裡重生活現。

《活著》的主角福貴，以第一身的說法，娓娓道來，講他所有親友死去的經過，這幾乎等同是一部中國近代的庶民政治史。正如美國《時代周刊》2003年報導：「中國過去六十年所發生的一切災難，都一一發生在福貴和他的家庭身上。」

政治事件是《活著》人物死亡的主要情節，例如，龍二在賭檯上贏走福貴所有的家產，到了中共土改運動，龍二被打為地主槍斃，福貴因為敗家反得保命。又例如，福貴被國民黨的軍隊拉夫打仗，戰爭結束，他死裡逃生，隻身還鄉，他唯一的生死戰友春生被俘後變成中共軍人，因繼續打仗立功，官運亨通晉升至縣長，文革來了，春生慘被批鬥，終於受不了每天毒打，向福貴告別後上吊自殺。相對於春生，福貴戰後一無所獲，反而避過政治鬥爭，因此保命。

老子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也。」這種禍福相倚的無常現實，以福為貴，也許就是主角福貴的命名意義。然而，活著而艱難，看著至親一個接一個去世，真的是福是貴？還是莊子說的：壽者多辱？

當他親手將親人一再埋葬，福貴之名，會否是作者有意的反諷？

在《活著》初版自序裡，余華揭示他的寫作原則，直面人生的真實。他說：

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這個原則，可是要捍衛這個原則必須付出艱辛的勞動和長時期的痛苦。長期以來，我的作品都是源出於和現實的那一層緊張關係。真正的現實，也就是作家生活中的現實，是令人費解和難以相處的。作家要表達與之朝夕相處的現實，他常常會感到難以承受，蜂擁而來的真實幾乎都在訴說著醜惡和陰險。

在中共政治運動頻繁的近代，活著艱難。所以，作者藉住《活著》這部小說，在台灣二十周年紀念版講他心目中活著以外的故事，也許是他仍在局中，身受其害的活著故事吧。

作者簡介：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新詩及散文獎、中文文學創作獎新詩及散文獎。著有散文集《如夢紀》、《如夢紀〢》、《如夢紀〣》、《經典重讀》、《我讀書時書讀我》，新詩集《忘記了給新界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