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

活著以外的故事

《活著》之所以感動人心,因為在近代中國,活著是一件艱難的事,由之而來就有無限的悲哀與尊嚴。作者余華最初是用小說慣常的第三人稱寫法,寫著寫著,他就覺得不對勁了。在2007年台灣新版自序裡,他說:……其實這與1993年《活著》初版自序裡的說法,一以貫之,他說:「人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

文/莊元生

中國大陸作家余華的著名小說《活著》有不同的版本。中港台不同字體的中文版以外,還有英、法、德、意、日、韓、俄,等等不同語文的譯本。由於小說極受歡迎,獲獎眾多,叫好叫座,暢銷以外,亦長銷,不斷再版,再版,再再版,於是在小說以外,《活著》的意義,一再被作者在不同版本的序言裡增添,此中最特別,也是最敏感,甚至是在中國大陸的現況中不可能出現的六四事件,被作者寫在2012年台灣麥田出版社的二十周年紀念版裡。

余華寫道:

我聽說過一個真實的故事。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的北京,戒嚴部隊的坦克和軍車從四面八方向天安門廣場挺進,很多學生和市民前去阻攔,其中一個大學生身穿白衣白褲,衝上去將手中的石塊扔向軍車上的士兵,迎接他這個舉動的是一排掃向地面的子彈,子彈反彈後打斷了他的雙腿,他倒在血泊裡死去。然後他和其他死者躺在一起,等待家人前來認領。幾天以後,大學生的父親,一位解放軍的軍官來了,他看見死去兒子白色衣褲被鮮血染紅的情景時失聲痛哭。站在旁邊的一位戒嚴部隊的連長,十分同情這位軍官,悄聲問他:「是誤傷?還是暴徒?」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如果兒子是誤傷,不會影響他在軍隊裡的升職;如果是暴徒,他就會受到牽連。他擦乾眼淚,堅定地說:「暴徒。」

這位軍官對自己的命運已經不在乎了。如果定性為誤傷,是對兒子的侮辱,而定性為暴徒,他相信有朝一日會獲得平反,那麼兒子就是英雄。

二十多年過去後,我不知道這位在天安門事件中失去兒子的父親是怎麼活過來的。我想他經歷了太多的痛苦委屈和太多的社會不公正之後,可能已經看破紅塵,也可能變得憤世嫉俗。他現在應該退休了,可能還在苦苦等待政府派人來告訴他,他的兒子是英雄;也可能根本就不相信政府說什麼了,他的兒子本來就是英雄。

這是另一個活著的故事。

1994年,張藝謀改編余華的《活著》,由葛優和鞏俐領銜主演,他憑此片奪得第47屆法國康城電影節評審團大獎。

《活著》之所以感動人心,因為在近代中國,活著是一件艱難的事,由之而來就有無限的悲哀與尊嚴。作者余華最初是用小說慣常的第三人稱寫法,寫著寫著,他就覺得不對勁了。

在2007年台灣新版自序裡,他說:

最初的時候我是用旁觀者的角度來寫作福貴的一生,可是困難重重,我的寫作難以為繼;有一天我突然從第一人稱的角度出發,讓福貴出來講述自己的生活,於是奇跡出現了,同樣的構思,用第三人稱的方式寫作時無法前進,用第一人稱的方式寫作後竟然沒有任何阻擋,我十分順利地寫完了《活著》。

為何我當初的寫作突然從第三人稱的角度轉化為第一人稱?現在,當寫作《活著》的經歷成為過去,當我可以回首往事了,我寧願十分現實地將此理解為一種人生態度的選擇,而不願去確認所謂命運的神秘藉口。為什麼?因為我得到了一個最為樸素的答案。《活著》裡的福貴經歷了多於常人的苦難,如果從旁觀者的角度,福貴的一生除了苦難還是苦難,其他什麼都沒有;可是當福貴從自己的角度出發,來講述自己的一生時,他苦難的經歷裡立刻充滿了幸福和歡樂,他相信自己的妻子是世上最好的妻子,他相信自己的子女也是世上最好的子女,還有他的女婿他的外孫,還有那頭也叫福貴的老牛,還有曾經一起生活過的朋友們,還有生活的點點滴滴……

其實這與1993年《活著》初版自序裡的說法,一以貫之,他說:

人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

以上兩句說話,在《活著》的韓文版自序一再重複出現,顯見其在作者心目中的重量。

2007年,麥田出版社出版了《活著(特別紀念版)》。

《活著》講述農村人福貴一生遭遇。他本是個闊少爺,可是嗜賭如命,終於被騙輸光家產,一貧如洗。他的父親被活活氣死,母親在窮困中患了重病,福貴去城中尋求醫藥,卻被國民黨抓去當壯丁。經過幾番波折回到家裡,母親早已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養大兩名兒女。此後更加悲慘的命運一次又一次降臨到福貴身上,他的兒子,女兒,妻子,女婿,孫子相繼死去,最後只剩福貴和一頭老牛相依為命。

美國《明星論壇報》在2003年報導:「小說的結尾令人難忘,唯一活著的老人福貴給他的老牛也取名叫福貴。敘述者看著老人和牛在暮色蒼茫中慢慢消失,留下他獨自一人。」

小說的開始也是一人一牛,也同樣令人難忘。敘述者「我」回憶十年前的我,十年前的事,十年前的老人福貴。

這位比現在年輕十歲的我,躺在樹葉和草叢中間,睡了兩個小時……我從睡夢裡掙脫而出,吆喝聲在現實裡清晰地傳來,我起身後,看到近旁田裡一個老人正在開導一頭老牛。

我看到老人的脊背和牛背一樣黝黑,兩個進入垂暮的生命將那塊古板的田地耕得嘩嘩翻動,猶如水面上掀起的波浪。

可能是牛放慢了腳步,老人又吆喝起來:  「二喜,有慶不要偷懶;家珍,鳳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

一頭牛竟會有這麼多名字?我好奇地走到田邊,問走近的老人:「這牛有多少名字?」

老人回答:「這牛叫福貴,就一個名字。」

「可你剛才叫了幾個名字。」

「噢——」老人高興地笑起來,他神秘地向我招招手,當我湊過去時,他欲說又止,他看到牛正抬著頭,就訓斥牠:「你別偷聽,把頭低下。」

牛果然低下了頭,這時老人悄聲對我說: 「我怕牠知道只有自己在耕田,就多叫出幾個名字去騙牠,牠聽到還有別的牛也在耕田,就不會不高興,耕田也就起勁啦。」

老人黝黑的臉在陽光裡笑得十分生動,臉上的皺紋歡樂地遊動著,裡面鑲滿了泥土,就如佈滿田間的小道。

這位老人後來和我一起坐在了那棵茂盛的樹下,在那個充滿陽光的下午,他向我講述了自己。

小說故事開始,福貴老人對著老牛福貴說:「二喜,有慶不要偷懶;家珍,鳳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

二喜、有慶、家珍、鳳霞、苦根,都是福貴的家人,此時已經全部相繼過身。這種預告死亡的方式,猶如《紅樓夢》的第五回,賈寶玉在太虛幻境,透過圖畫與詩讖早已告訴讀者,紅樓諸芳女子最終風流雲散的殘酷結局。

至於《活著》的結尾是這樣的。

兩個福貴的腳上都沾滿了泥,走去時都微微晃動著身體。

我聽到老人對牛說: 「今天有慶,二喜耕了一畝,家珍,鳳霞耕了也有七、八分田,苦根還小都耕了半畝。你嘛,耕了多少我就不說了,說出來你會覺得我是要羞你。話還得說回來,你年紀大了,能耕這麼些田也是盡心盡力了。」

小說首尾呼應,教人低迴不已。死去的家人透過記憶彷似招魂般在老人說話裡重生活現。

《活著》的主角福貴,以第一身的說法,娓娓道來,講他所有親友死去的經過,這幾乎等同是一部中國近代的庶民政治史。正如美國《時代周刊》2003年報導:「中國過去六十年所發生的一切災難,都一一發生在福貴和他的家庭身上。」

政治事件是《活著》人物死亡的主要情節,例如,龍二在賭檯上贏走福貴所有的家產,到了中共土改運動,龍二被打為地主槍斃,福貴因為敗家反得保命。又例如,福貴被國民黨的軍隊拉夫打仗, 戰爭結束,他死裡逃生,隻身還鄉,他唯一的生死戰友春生被俘後變成中共軍人,因繼續打仗立功,官運亨通晉升至縣長,文革來了,春生慘被批鬥,終於受不了每天毒打,向福貴告別後上吊自殺。相對於春生,福貴戰後一無所獲,反而避過政治鬥爭,因此保命。

老子說:「禍兮, 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也。」這種禍福相倚的無常現實,以福為貴,也許就是主角福貴的命名意義。然而,活著而艱難,看著至親一個接一個去世,真的是福是貴?還是莊子說的:壽者多辱?

當他親手將親人一再埋葬, 福貴之名,會否是作者有意的反諷?

在《活著》初版自序裡,余華揭示他的寫作原則,直面人生的真實。他說:

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這個原則,可是要捍衛這個原則必須付出艱辛的勞動和長時期的痛苦。長期以來,我的作品都是源出於和現實的那一層緊張關係。真正的現實,也就是作家生活中的現實,是令人費解和難以相處的。作家要表達與之朝夕相處的現實,他常常會感到難以承受,蜂擁而來的真實幾乎都在訴說著醜惡和陰險。

在中共政治運動頻繁的近代,活著艱難。所以,作者藉住《活著》這部小說,在台灣二十周年紀念版講他心目中活著以外的故事,也許是他仍在局中,身受其害的活著故事吧。

 

作者簡介: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新詩及散文獎、中文文學創作獎新詩及散文獎。著有散文集《如夢紀》、《如夢紀〢》、《如夢紀〣》、《經典重讀》、《我讀書時書讀我》,新詩集《忘記了給新界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