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大學中文系

將過去成為此刻——嶺大駐校作家潘國靈講座後記

小說家對於時間有自己的想法,有時候書中的時間與現實時間是相通的,因為說到底作家都是在真實生活的人,他們也會直接復述生活中時間的流逝,正如西西在《我城》中,讓那個處於70年代的自己,一字一句的帶領讀者遊走於當時經濟剛起飛的香港;但有時候,小說時間與現實時間是背向的,因為小說家大多有著雕刻時光的渴望,他們希望透過扭曲、或倒退時間,去創造出更多可能。

文/崔婉珊

自上世紀90年代起,嶺南大學中文系開始「駐校作家計劃」,今年的駐校作家是香港著名小說家潘國靈。近日他主講題為「小說與生活:關於時間的課題」的公開講座,提到了很多關於小說與時間的課題,過後我也一直心有戚戚焉,特別是他提到小說家如何將過去成為此刻。究竟為何小說家會執着於,截取人生過去的某個時段作書寫,而非展望未來?難道未發生的不是更能帶來創作的源泉嗎?在經歷時間的推移、及新知識的洗禮後,我們是否就能以新的思維,看待舊的人事?以往合上的盒子,我們可能在時間的洪流中取得合適的鑰匙嗎?這樣的話,過去是否就能成為此刻?

小說家對於時間有自己的想法,有時候書中的時間與現實時間是相通的,因為說到底作家都都是在真實生活的人,他們也會直接復述生活中時間的流逝,正如西西在《我城》中,讓那個處於70年代的自己,一字一句的帶領讀者遊走於當時經濟剛起飛的香港;但有時候,小說時間與現實時間是背向的,因為小說家大多有著雕刻時光的渴望,他們希望透過扭曲、或倒退時間,去創造出更多可能。

潘國靈在講座中分析「時間」和文學創作的關係。

潘國靈反覆提醒不要將事件想得過分簡單,世上並沒有那麼多塵埃落定,反而大多都是事過境遷後的回望。時間在滑動,舊的事物可能因此有了新的解釋;同時,新的人、事亦不斷進入我們的生活,給予我們新的知識,去理解過往不能理解的事情。

小說家也是一樣,他們在寫作時熱衷於「必要的時差」。當事件發生時,他們或許沒有充足的內在、及外在因素去即時書寫。就內在條件而言,他們可能沒有相當的經歷和知識去沉澱出反思,因而於當下認識當下是件不易的事;而外在條件也就是實質的條件,例如充足的時間、健康的身體、甚至書寫的工具,要知道在浩劫當中,什麼創作,什麼書寫,都遠遠不及生命重要。因此,相比起邊走邊寫,作家更習慣過後回望,在現在建立與過去的關係,將過去變成此刻。

即使在一些創傷的時刻,作家也能夠透過時間,將其變成創作的靈感。潘國靈提出創傷的原因,在於它把生命的河流截斷了,繼而導致一些人和事的消失,而作者卻企圖用文字去召喚復歸,正如顏純鈎在《血雨華年》中,透過書寫的方式回顧文革,找回當時盪失的良知,他表示寫作對他而言,正是去除文革流毒的良藥。在這時候,延宕的時間便成了作者的救命稻草,他們甘願住在失落的時間裏,用時間換取寫作的機會,或許你會說他們偏執,但不得否認這的確創造了更多可能。

顏純鈎的《血雨華年》。

的確,經常回到過去會有迷失在期中的風險,迷失在過去的定義在於深陷其中,卻無法沉澱任何新的見解。但是,我們不得抹煞作家喜歡沉浸在其中的可能,就如被稱為「未曾離開集中營」的猶太作家因惹.卡爾特斯(Kertész Imre,1929年-2016年)(註1) ,為何他離開集中營多年仍要回望當時的生活?有沒有機會這就是他最好的生活方式?緊握着過去,又會否為他創造了獨特的寫作風格?

因惹.卡爾特斯(Kertész Imre)的《非關命運》(Sorstalanság)。

我認為既然人是需要依靠不斷學習而成長,那麼將來的我,能夠想通我現在想不通的事情,也是相當合理的,適時的回望過去某段人生,打開當時關上的盒子,並無不好,就如張愛玲的〈封鎖〉中,呂宗楨和吳翠遠因一次電車上意外的封鎖,給予了他們反思人生種種的機會,最後得出了自己過得並不快樂的結論。雖然有的時候,根本沉澱不出任何新的見解,但仍然可以將沒有結果當成一個結果,可知道要是能像蘇軾在《定風波》中,回首過去後仍能做到「也無風雨也無晴」,也未嘗不是一種本領。只要謹記把打開、及關上盒子的鑰匙掌握在自己手裏,在你認為值得的時候回望過去,並無何不可。


註1:卡爾特斯因出身於猶太家庭,1944年被納粹投入奧斯威辛集中營,1945年獲得解救。他於1975年,推出首部以他在集中營的生活為背景的小說《非關命運》,並於2002年因該部作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作者簡介:在中學時修讀了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畢業後於香港大學附屬學院修讀「中文專業傳意高級文憑」,現為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三年級學生,雖然看似與文學脫離了關係,但我始終堅信書本是喧囂城市中一味解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