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與香港文藝刊物的淵源尤其值得探討。香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多樣編輯理念與風格，讓陳映真得到發表作品的機會。《好望角》、《盤古》、《四季》與《大拇指》雖然各有不同立場，但同時包容具有多元寫作風格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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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葉嘉詠

一、引言

香港與台灣的文藝關係研究，現時探討的議題包括歷史背景及相關資料的述評、[1]港台的出版與傳播方式、[2]港台電影的交流，[3]還有以人物為主要討論對象的如葉維廉、[4]李英豪等。[5]綜觀而言，研究成果多環繞現代主義思潮、現代詩或是文學雜誌研究等。本文的研究對象陳映真，雖未曾在香港居住，也沒有實際參與香港文藝雜誌的編務，但其發表在香港具有台灣特色及風格的作品，都是不容忽視的，尤其是陳映真在1960年至1970年期間在香港發表的作品，可以作為一個個案，考察其作與香港文藝刊物的關係，嘗試呈現台灣文學在香港的意義。

陳映真與香港文藝刊物的關係密切。1963年，陳映真第一篇發表在香港《好望角》的小說是〈哦！蘇珊娜〉，發表時間比台灣還要早；1968年，陳映真被捕入獄。在陳映真入獄的七年間(後獲特赦於1975年出獄)，香港的《盤古》與《四季》都刊登其作以示支持。及至陳映真重新寫作，《大拇指》還與台灣同步發表其新作〈夜行貨車〉。以下將會分別探討陳映真作品發表於香港的四本文藝刊物的意義、陳映真與該文藝刊物的宗旨的關係等，以見陳映真創作歷程的轉變，以及香港文藝界與陳映真的交流。

二、陳映真創作在香港

1. 《好望角》

香港文藝界對陳映真的重視，首推崑南、李英豪等人創辦的《好望角》。《好望角》的創刊號(1963年3月)刊載了陳映真的短篇小說〈哦！蘇珊娜〉，[6]李英豪表示「在香港文壇，《好望角》可以說是最先對陳映真的小說推崇備至，介紹出來」；[7]古蒼梧亦認為《好望角》在香港有引介台灣作品的作用：「很多當時冒起的重要作家都在這本刊物上發表作品，我們香港的讀者才能讀到。」[8]《好望角》確實為香港與台灣文壇架起了重要的溝通橋樑，這篇小說其後還獲得「好望角創作獎」，[9]由此可見陳映真小說進入香港文壇的視野；如果細心留意年份，便會發現陳映真同樣重視這本文藝刊物，〈哦！蘇珊娜〉的首次發表地就在香港，直至1966年9月，這篇小說才在台灣《幼獅文藝》刊登。陳映真對香港文壇的支持與信任，由此可見一斑。

〈哦！蘇珊娜〉敘說主角「我」與情人的關係並不圓滿，經常自覺孤獨，直至認識教會長老彼埃洛，聽到「哦！蘇珊娜」這首詩歌，她才覺得人生有意義，可惜隨着彼埃洛的死亡，她領略到人生無常，繼而離開情人，尋找未可預知的未來。這篇小說一直被視為現代主義的作品，與《好望角》的文藝風格一致。游之夏認為〈哦！蘇珊娜〉表現出「濃烈的虛無而失落的羅曼蒂克情調」，[10]也斯指出：「現代主義文藝觀，經一九五六年創辦的《文藝新潮》、五九年崑南、王無邪、葉維廉創辦的《新思潮》、六○至六一年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時報．淺水灣》、六三年崑南、李英豪、金炳興主編的《好望角》等的推動，對現代文學的介紹，開始在六十年代有了更廣泛的影響和成熟的結果。」[11]

《好望角》除了推動現代主義的風潮，亦體現了政治取向。《好望角》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的文藝刊物之一。「現代文學美術協會」成立於1958年，由葉維廉、崑南與王無邪組成，1959年1月1日草擬〈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宣言〉多次提及中華民族：

為了我們處於一個多難的時代為了我們中華民族目前整體的流離更為了我國半世紀以來文化思想的肢解於是我這決定的時刻中我們都臨著一個重大的問題這個重大而不可抗拒的問題迫使我們需要聯結每一個可能的力量從面裡發揮每一個人的勇敢每一個人的信念每一個人的抱負共同堅忍地正視這個時代共同表現中華民族應有的磅礴氣魄共同創造我國文化思想的新生這個組織希望是通向光輝未來的一座橋樑跨越這半句紀的斷崖希望是一股新思潮奔向廣闊的世界

讓所有人有共同善良的願望的年青人緊密地站在一起站在一起肩負一個偉大而莊嚴的使命[12]

〈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宣言〉以類似革命的口號、激昂的語調鼓勵人心，以文學喚醒社會救國。此外，《好望角》首三期的版頭都以反白體印了〈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宣言〉的一些文字，並特別強調「文學」、「美術」、「現代」、「中國」、「詩」等幾個用字，根據陳國球所言，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成就了一個發展『現代主義』文學的空間，更神奇地構設了一個『中國想象』的寄存所。於此時空，『文學』與『政治』有最詭異的結合」，[13]《好望角》正是前者服務於後者的例子。[14]

〈哦！蘇珊娜〉跟《好望角》的現代主義風格相近，其政治意識則不太明顯，但黃繼持認為，正因為陳映真多次以現代主義技法入文，更能明白這種寫作方式的特點：「這段時期的陳映真(二十四歲到二十八歲)，縱可劃歸於現代派作家之群，畢竟表現得頗不一般。而且由於躋身其中，他更能深知弊病，反省與批判更中要害。於是便有下一時期的突破。」[15](陳映真在其自剖文章〈後街〉中提及，〈哦！蘇珊娜〉寫於服兵役之時，即1960年間)[16]後來，例如下文討論到的刊載在《盤古》的作品，陳映真的創作減少運用現代主義的技法，趨向以寫實手法表現台灣的實際狀況。

〈哦！蘇珊娜〉的現代主義風格亦引起了兩位香港作家的討論，對於一位初次在香港發表作品的台灣作家來說，作品受到肯定，當然值得高興，顯示陳映真在香港文壇開始佔有位置。先看十三妹的說法：

本來，遇到所見略同的情況，應該高興才是。可是一來，對於這位前輩在文化界的手腕，從不恭維。其次，別人談過的我從來不屑於去趁熱鬧。我們這一行多的是以耳代目之輩，他們之所以也對什麼有意見，不過是呼朋引類嗆來酒食之時，取其中一二還肯去翻下書本流之唾餘，公然出來賣弄而已。

可是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好東西到底是好東西，稍肯開開眼孔的人一看就給挑出來，決不會被埋沒了的。

這個嶄新的名字李映真(按：應為陳映真)的這篇小說，使我粗略一看就喜歡的是手法新，而且格調也不低。因為對於今之報刊，千萬篇一律的所謂「大牌」小說作家們的手法，一加比較，則大牌們已老遠被這新人的新手法新風格拋在後面去了。[17]

十三妹行文間不免給人自大與驕傲的觀感，這看來是她的本色，對於不滿與不公，她向來直接表達，所以經常與人在文字上爭執。[18]她雖然在上文中沒有指名道姓，但用字極盡諷刺；受一位受廣大讀者歡迎的專欄作家稱讚，〈哦！蘇珊娜〉的受關注程度可能有所提升。

另一位對這篇小說同樣看好的是《好望角》主編、引進現代主義思潮到香港的李英豪。有趣的是，李英豪在兩年後的《新生晚報》專欄才談〈哦！蘇珊娜〉，其中一篇專欄文字〈罵和專利權〉，似是回應十三妹之言：

有人罵我這小子之談陳映真的「哦！蘇珊娜」，因為他兩年前早已介紹過於報端；那沒有使我憤怒，只使我感到可悲，若果「專欄作家」的專斷「專」到如此地步，誰還有什麼資格談藝文？而且，那迹近於抹煞！談得好與不好，對與不對，是一回事；但至少有談的自由，至少可以有一點兒個人的看法。那有「只此一家」的道理？我們有時實在欠缺豁達的胸襟，和納維的氣量，不互相激發，而好爭「專利權」！不論是大至談文化這等題目，小至談一個籍籍無名的青年新作家，每個人都應享受到民主的權利。[19]

雖然兩人同樣借談論陳映真小說來罵人，但他們都是讚賞〈哦！蘇珊娜〉的。(李英豪在幾天之前就談過〈哦！蘇珊娜〉，稱讚「陳映真的才氣便是這麼不『顯』露，而從慢而淡的調子中，流出真性情及現代人的狂態與憂傷來」[20]。)李英豪在兩年後仍念念不忘談〈哦！蘇珊娜〉，可見這篇小說在李英豪心目中佔有相當的份量，或有助再次引起讀者了解陳映真及這篇作品的興趣。

2. 《盤古》

也斯在〈陳映真與香港〉中提及：「入獄期間，台灣報刊沒有提他了，反而是香港文化界一直聲援，在報刊上談他作品的人不少」，[21]其中包括《盤古》。《盤古》創刊於1967年3月12日，由戴天、陸離、胡菊人、梁寶耳、吳昊、羅卡、金炳興、古蒼梧、陳炳藻等創辦，至1978年7月15日停刊，共177期。《盤古》的宗旨為：「1. 以理智態度探討中國傳統文化、2. 以客觀立場介紹西方學術新知、3. 以獨立觀點評論當前香港、中國及世界問題、4. 以誠真精神從事文學、藝術及學術之創新。」其中第一項，尤其值得用來探討陳映真作品的意義。

《盤古》在第18期刊登陳映真的三篇雜文〈流放者之歌──於梨華女士歡迎會上的隨想〉、〈新的指標──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及〈知識人的偏執〉和兩篇短篇小說〈我的弟弟康雄〉、〈鄉村的教師〉。

正如上文提及的〈哦！蘇珊娜〉，〈我的弟弟康雄〉與〈鄉村的教師〉都屬於陳映真現代主義時期的作品，亦即他之後反對的「(他顯得)憂悒、感傷、蒼白而且苦悶」的作品，「顯示市鎮小知識份子的那種脆弱的、過份誇大的自我之蒼白和非現實的性質」。[22]〈我的弟弟康雄〉以康雄姐姐的角度述說我的弟弟「虛無」的一生，並以嫁給富有丈夫作為對弟弟死亡的控訴；〈鄉村的教師〉寫從戰爭歸來的吳錦翔，初見學生時還抱有希望，後因「墮落」、精神不振自殺而死。這些小說內裡的悲傷情緒與現代主義表現方式，已較少見於陳映真後來的現實批判寫作之中，尤其是雜文。

在〈流放者之歌──於梨華女士歡迎會上的隨想〉中，陳映真明確提出「中國傳統文化」就是「三十年代中國文學」，「正如許倬雲指出：由於特殊的因素，做為中國新文學重要的一環的三十年代文藝傳統在台灣中斷了；年青的世代和中國文學的新舊傳統都失去了連繫」。[23]陳映真是將「中國傳統文化」收窄為一個時期的文學傳統，對比那時台灣流行的現代主義思潮，強調「台灣的作家，應該能夠從於女士那兒學習使用實用主義(廣義底)觀點去創作，養成文藝工作者的責任感。在這個問題上，批判並破除病變了的現代主義，並且和它做堅決的訣別，又恐怕是一切問題中最迫切的課題也說不定。」[24]

至於另一篇雜文〈新的指標──國民黨的文藝政策〉，陳映真肯定國民黨的「當前文藝政策」案是「具有相當開明和現代的性質」，並同時讚揚「國民黨在當前西方個人主義文藝思想氾濫的時候，公然提出了文藝的社會性和功用性，便表現了一種獨立的思考，也表現了該黨了解於建國時期的、經濟發展時期的特殊需要。」[25]而〈知識人的偏執〉一文中，陳映真似是要回應〈新的指標〉，強調要破除「黨派性」。[26]換言之，支持國民黨的「當前文藝政策」不等於支持國民黨，而是支持其所提出的內容。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期的《盤古》，岑逸飛在〈台灣絕對不能獨立──從陳映真被捕事件說起〉提到：「(可是)我們卻不可因此而把『蔣政權』與『台獨』楚河漢界，截然劃分起來。從我們的立場層次來看，反『台獨』應先於反『蔣』；但從診斷治療的動機來看，則不得不追溯到『台獨』這個逆流的根源。於是我們發覺，原來『台獨』是和『蔣政權』分不開來的；現代中國出現了一群不顧大體，鬧民族分裂的中國人，竟然完全是由『蔣政權』引發出來的。」[27]雖然陳映真談的是文藝，岑逸飛側重在政治，但可見兩者立場的不同，前者強調政策的內容，後者則指黨派必然與其他問題相關，而《盤古》沒有避重就輕，相反兼容各種言論，這正如《盤古》創刊人之一戴天在其創刊詞中說：「盤古雖然是神話中的人物，但其代表的，卻是真正的自由人精神。做一個自由人，和做一個奴隷人的根本區別，乃在於前者能獨立思考，而後者卻喪失了想的權利。」[28] 陳映真與岑逸飛可作為例子，說明《盤古》能夠表現「自由」、「獨立思考」的一面；其後《盤古》沒有再刊登陳映真的作品，不然可以討論「左傾」時期《盤古》[29]與陳映真理念的相似或差別。

3. 《四季》

《四季》創刊於1972年11月，編輯包括也斯、沈西城、覃權和小克，由於銷售情況不佳，只出版至第二期1975年5月便停刊。雖然《四季》沒有寫發刊辭，但也斯曾經提到：

我們辦一份文學雜誌，想它能包含更廣闊的視野：既能回顧、能反省，又能前瞻、能探索，看看是否除了狹義的寫實主義以外，也可有各種不同的方法探討現實，想通過書評、討論、翻譯、史料整理，提醒人們不要忽略了文學的豐富性和全面性。[30]

《四季》創刊號不但有首次組成的「穆時英專輯」，還有「加西亞‧馬蓋斯專輯」、評論台灣作家如黃春明、七等生、施叔青等專輯，內容多樣，切合《四季》宗旨。

陳映真的〈纍纍〉發表於《四季》創刊號，由於陳映真當時正在坐牢，故以「陳南村」之名發表。[31]這篇小說比在台灣的發表時間還要早七年，再次印證陳映真對香港文壇的信任。同樣，《四季》對這篇小說的重視，對陳映真被判坐牢的聲援，可從其作為第一篇小說的安排見到。陳映真在〈後街〉這樣形容〈文書〉、〈將軍族〉與這篇小說：「軍隊裡下層外省老士官的傳奇和悲憫的命運，震動了他的感情，讓他在感性的範圍內，深入體會了內戰和民族分裂的歷史對於大陸農民出身的老士官們殘酷的撥弄。」[32]

有留意台灣動態的讀者，對台灣特殊的政治環境應該有所認識，這篇小說的意義不但是加深讀者對台灣政治狀況的了解，還有藝術層面上的欣賞。〈纍纍〉使用「纍纍」的意象串連男性身體與果實纍纍兩個形象，描述三位外省老兵面對同僚升等、身體衰弱、回家無期等困擾，其中魯排長面對這些不如意，除了嘆息，還因為年輕士兵的身體，重拾生活的呼吸，「而對於這些人，活著的確據莫大於他們那纍纍然的男性的象徵、感覺和存在」，[33]魯排長由這些男性象徵想起從前在中國的裸體屍體，一生一死的景象，他最終還是想到「活著總是好的，他好像又看到澡堂滿滿的纍纍然的光景，像一片果樹園上的纍纍的果實，止不住一個人笑出來。」[34]陳映真深入外省老兵的內心，發現他們的失落不只是三十多年來一直不得歸家的精神落寞，還有身體的衰老，故此充滿生命力的自然環境，讓這些老兵暫時找到一絲安慰。

選擇香港作為發表這篇小說的場域，看來確實別具意義。刊載這篇小說時為1972年，距離台灣解嚴還有十多年，外省老兵三十多年離鄉別井，最多只能在香港與親人會面。香港作為相對自由的地理位置，對於台灣，尤其是那時還在坐牢的陳映真來說，應該是多麼嚮往的地方。可惜的是《四季》只出版兩期，而且兩期相隔三年之多，難以發揮影響力，不然可以讓更多香港讀者看到台灣作家如何描述受地理阻礙而不得不忍受的心理痛苦，也更警惕自己要珍惜香港這個自由的空間。

4. 《大拇指》

《大拇指》於1975年10月24日創刊，由也斯、吳煦斌、張灼祥、鍾玲玲、西西、羅維明、舒琪、何重立、杜杜、適然、李國威、何福仁等創辦，至1987年停刊。[35]《大拇指》是一份綜合性刊物，有文藝、校緣、藝叢、時事、生活、書話、電影電視、音樂等版面；[36]也斯指「《大拇指》的文藝版，一向鼓勵比較生活化的作品；贊成刻劃現實，但不認為現實只限於某一個階層，不認為現實的刻劃只有一種方法，而且亦不僅以刻劃現實為滿足，認為能透過現實題材，表達深長的意義更好。」[37]

陳映真的〈夜行貨車〉[38]發表於《大拇指》第75期，即1975年3月，同時，這篇小說亦於《台灣文藝》刊登，可說是港台同步的作品。〈夜行貨車〉描寫兩男一女在資本主義企業生存的故事；林榮平為外籍公司的財務經理，與秘書劉小玲是情人關係，但林為了名譽利益，拒絕與劉結婚，劉後來愛上同公司的詹奕宏，後者的善妒影響了兩人的關係。在歡送劉的晚宴上，詹以離職抗議外籍上司對中國人的侮辱，最後與劉一同乘坐開往南部的貨車回鄉。結局顯示陳映真認為化解省籍矛盾才是最有效的解決問題的方法，與《盤古》發表的雜文〈新的指標〉的內容有相似之處。〈夜行貨車〉呈現中低下層人物在商業社會的生活及心理活動，讓香港讀者理解當前台灣的實際生活，這種「現實題材」與《大拇指》重視的編輯方向相似，但不同的是，陳映真堅持對台灣鄉土的熱情，超越省籍黨派的理想與希望，讓香港讀者理解到台灣的現實社會狀態。

《大拇指》非常重視這篇小說，除了上文所說是與台灣同時刊登外，還發表在雜誌的第一版，另特別以一小段文字介紹：

十年沒有發表小說的陳映真，最近寫成「夜行貨車」(同時會發表在台灣文藝第五期)和「賀大哥」兩篇新作，這是使人興奮的消息。我們在這裡可以看見陳映真如何把他對現實的批評，溶入小說的細緻藝術中。這一期先請戴天談談這篇作品，下一期再刊出另一輯評論，歡迎來稿。[39]

這段特別標示的文字不但強調了〈夜行貨車〉切合《大拇指》的宗旨，而且特別組成評論文章特輯，專門評介陳映真的小說，這不只是對陳映真的支持，還是對其寫作理念與表達方式的認同。

《大拇指》發表的〈夜行貨車〉不僅是支持出獄後的陳映真，更為了呈現「他的新轉變」。[40]坐牢前的陳映真小說受現代主義影響，這在上文《好望角》、《盤古》的討論中已經提及，〈夜行貨車〉則標誌其創作新路向，所以這期的評論文章不但「可說是香港青年作者向台灣前行作者的致意」，[41]亦有其實際作用。戴天的評論雖說是「印象」，但短短的篇幅已勾勒出〈夜行貨車〉的幾個特點：語言、象徵與氣氛描寫，[42]對一直以現代主義或藝術角度欣賞陳映真小說的讀者，提供新的分析方向，亦為理解下一期的細緻評論奠下基礎。

《大拇指》第七十六期的評論文章，共有五篇，分別從人物、[43]情節、[44]民放情感、[45]意象等角度切入，[46]不論鑑賞焦點是不是內容，最後似乎都不會忽略陳映真轉向現實主義寫作的核心主題──省籍，例如陳敬航的〈人物與象徵〉：「劉小玲(外省人)和詹奕宏(本地人)的結合，以及他們的下一代，是台灣的前景和希望」、[47]李孝聰的〈民族的愛情故事〉：「在她身上擁有一個民族的自尊、風度和希望，她共等待一個去愛她的人，與她共同創造這個民族的新生。」[48]上文曾經提及，陳映真的雜文不斷呼籲要破除「黨派性」，〈夜行貨車〉便能落實在具體作品上，以文學表達新的寫作思考。黃繼持在〈在現代中國文學脈絡中重讀陳映真的作品〉中認為：「陳映真對『華盛頓大樓』人物的剖析，正是他扣緊此時此地的『人間』實踐。他出之以批判的態度，意在指向人文的國度。」[49]《大拇指》選擇這一篇小說〈夜行貨車〉，充分表現陳映真「對現實的批評，溶入小說的細緻藝術中」，為香港讀者認識新的陳映真創作具有前瞻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相對於《好望角》或《盤古》「汲收一批原友聯系統刊物培育成長的青年人，進身為準文化人」，[50]《大拇指》的閱讀對象包括學生，[51]每期的《大拇指》都有中學生投稿，並有「編後」點評該期的學生投稿。[52]因此，香港中學生可以透過這份文藝刊物認識陳映真〈夜行貨車〉，並由此了解對岸的現實狀況，還有助提高學生鑑賞文學作品的能力。

三、總結

陳映真自1960年開始發表作品，香港文藝界一直深表關注；1968年，陳映真坐牢，引發香港知識份子的熱烈討論，並多次隔岸聲援，例如岑逸飛，[53]其中劉紹銘還為其出版首本小說結集。[54]其後蔣中正去世，陳映真提早出獄，香港都對其相當支持，例如繼續刊登小說、撰寫小說評論，還邀請他來香港發表演說等，都可見香港學術界對陳映真非常重視。

陳映真與香港文藝刊物的淵源尤其值得探討。香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多樣編輯理念與風格，讓陳映真得到發表作品的機會。《好望角》、《盤古》、《四季》與《大拇指》雖然各有不同立場，但同時包容具有多元寫作風格的作家。陳映真透過香港文藝刊物與讀者交流，一方面讓香港讀者更認識陳映真的文學創作發展歷程及理念，另一方面更理解六十至七十年香港具代表性的文藝刊物的特色。陳映真或是一個個案去認識香港與台灣文壇的相似及相異之處，日後如果加入更多台灣作家及作品與香港文藝刊物關係的具體研究，或能更全面地了解台灣文學對香港文藝界的意義。

編按：本文標題由編輯所訂，原文標題為〈陳映真與香港文藝刊物(1960-1970 年代)〉。

原文刊載於《中國文學學報》第5期(2014年12月)，承蒙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葉嘉詠，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現於原校任講師。研究興趣包括臺灣文學、香港文學、電影研究等。曾發表的論文有〈朱天文小說中的食物文化〉、〈《八方》與陳映真〉、〈國族‧家族──重讀鍾曉陽《停車暫借問》〉等。

[1] 李瑞騰：〈香港文學在台灣：一個歷史的考察〉，《文學評論》第21期(2012年8月15日)，頁38-43。

[2] 應鳯凰：〈香港文學傳播台灣三種模式〉，《文學評論》第21期(2012年8月15日)，頁44-54。

[3] 蘇偉貞：〈一九五○，六○年代台港電影交流的分與合〉，《文學評論》第21期(2012年8月15日)，頁55-63。

[4] 須文蔚：〈葉維廉與臺港現代主義詩論之跨區域傳播〉，《東華漢學》第15期(2012年6月)，頁249-273。

[5] 陳國球：〈香港現代主義運動的國族想像：在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宣言到李英豪的文學批評〉，梁秉鈞、許旭筠主編：《東亞文化與中文文學》(香港：明報出版社，2006年)，頁353-384。

[6] 陳映真：〈哦！蘇珊娜〉，《好望角》第1期(1963年03月01日)，頁8。

[7] 李英豪：〈夢與證物——懷「好望角」現代文學藝術半月刊〉，《文藝雜誌》總第7期(1983年7月)，頁29。

[8] 杜家祁、古蒼梧：〈回首雲飛風起——談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學》總第229期(2004年1月1日)，頁28。

[9] 〈一九六三-四年度好望角文學創作獎揭曉〉，《創世紀》第20期(1964年6月)，封底。

[10] 游之夏：〈陳映真和「我的弟弟康雄」〉，《中國學生周報》第848期(1968年10月18日)，頁4。

[11] 也斯：〈香港短篇小說選（六十年代）序〉，也斯編：《香港短篇小說選(六十年代)》(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初版)，頁8。

[12] 崑南：〈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宣言〉，《打開文論的視窗》(香港：文星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頁161。又例如：「當我們孤寂地坐在一個角落的時候，我們有沒有想到我們中國人的血己流了不少，想到我們中國人已受異族欺凌得太多，想到我們中國人在酣睡中已沈醉了一百年，已在迷失中痛苦掙扎半個世紀呢？﹝……﹞我們不能是中國最後的兒女，我們也然是中國繼起的身女！我們要自覺，我們要自救！」崑南：〈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宣言〉，《打開文論的視窗》(香港：文星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頁164-165。

[13] 陳國球：〈香港現代主義運動的國族想像：在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宣言到李英豪的文學批評〉，梁秉鈞、許旭筠主編：《東亞文化與中文文學》(香港：明報出版社，2006年)，頁383。

[14] 陳國球：〈宣言的詩學──五、六○年代現代主義文學的運動面向〉，梁秉鈞、陳智德、鄭政恆編：《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香港：匯智出版，2011年)，頁240。

[15] 黃繼持：〈現代主義帷幔之外〉，《魯迅‧陳映真‧朱光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96。

[16] 陳映真：〈後街〉，《我的弟弟康雄》(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01年)，頁20。

[17] 十三妹：〈給「大牌」小說家們薦一篇可供觀摩的新人小說〉，《新生晚報》1963年3月23日(星期六)，第5版。

[18] 十三妹對不同政見、人物發表個人見解，亦無懼批評同行。參考樊善標：〈前言〉，《犀利女筆──十三妹專欄選》(香港：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1年)。

[19] 李英豪：〈罵和專利權〉，《新生晚報》1965年4月7日(星期三)，第5版。

[20] 李英豪：〈哦，蘇珊娜〉，《新生晚報》1965年3月30日(星期二)，第5版。

[21] 也斯：〈陳映真與香港〉，《信報》1987年5月30日(星期六)，頁12。

[22] 許南村：〈試論陳映真〉，《第一件差事》(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頁20。

[23] 許南村：〈流放者之歌──於梨華女士歡迎會上的隨想〉，《盤古》第18期(1968年10月20日)，頁32。

[24] 許南村：〈流放者之歌──於梨華女士歡迎會上的隨想〉，《盤古》第18期(1968年10月20日)，頁33。

[25] 許南村：〈新的指標：國民黨的文藝政策〉，《盤古》第18期(1968年10月20日)，頁40。

[26] 許南村：〈新的指標：國民黨的文藝政策〉，《盤古》第18期(1968年10月20日)，頁40。

[27] 岑逸飛：〈台灣絕對不能獨立──從陳映真被捕事件說起〉，《盤古》第18期(1968年10月20日)，頁6。

[28] 戴天：〈盤古和自由人〉，《盤古》創刊號(1967年3月12日)，頁5。

[29] 陳冠中：《事後：本土文化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31-32。

[30] 也斯：〈《四季》、《文林》及其他〉，《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香港：靑文書屋，1996年)，頁170。

[31] 也斯解釋用「陳南村」這個筆名發表，是依據台灣《筆匯》傳統。也斯：〈陳映真與香港〉，《信報》1987年5月30日(星期六)，頁12。

[32] 陳映真：〈後街〉，《我的弟弟康雄》(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01年)，頁19。

[33] 陳南村：〈纍纍〉，《四季》第1期(1972年11月)，頁7。

[34] 陳南村：〈纍纍〉，《四季》第1期(1972年11月)，頁8。

[35]「最初以周報形式出版的《大拇指》，由第五十四期(一九七七年二月一日)改為半月刊，再過七年，到了八四年十月的第一八七期，再改為月刊。」迅清：〈九年來的《大拇指》〉，《香港文學》第4期(1985年4月5日)，頁95。

[36] 許迪鏘：〈在流行與不流行之間抉擇－－由《大拇指》到素葉〉，《素葉文學》第59期（復刊34號）(1995年7月-9月)，頁108。

[37] 也斯：〈《大拇指》小說選序〉，《大拇指小說選》(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78年)，頁1。

[38] 陳映真：〈夜行貨車〉，《大拇指》第75期(1978年3月15日)，頁1、5-8。

[39] 陳映真：〈夜行貨車〉，《大拇指》第75期(1978年3月15日)，頁1。

[40] 〈解剖「夜行貨車」〉，《大拇指》第76期(1978年4月1日)，頁1。

[41] 也斯：〈陳映真與香港〉，《信報》1987年6月2日(星期二)，頁16。

[42] 戴天：〈「夜行貨實」印象〉，《大拇指》第75期(1978年3月15日)，頁1。

[43] 陳敬航：〈人物與象徵〉，《大拇指》第76期(1978年4月1日)，頁3。

[44] 江游：〈熱情的陳映真〉，《大拇指》第76期(1978年4月1日)，頁9、小藍：〈劉小玲的愛〉，《大拇指》第76期(1978年4月1日)，頁9。

[45] 李孝聰：〈民族的愛情故事〉，《大拇指》第76期(1978年4月1日)，頁9。

[46] 惟得：〈車的意象〉，《大拇指》第76期(1978年4月1日)，頁9。

[47] 陳敬航：〈人物與象徵〉，《大拇指》第76期(1978年4月1日)，頁3。

[48] 李孝聰：〈民族的愛情故事〉，《大拇指》第76期(1978年4月1日)，頁9。

[49] 黃繼持：〈在現代中國文學脈絡中重讀陳映真的作品〉，《魯迅・陳映眞・朱光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31。

[50] 吳萱人：〈兩個面貌對立的《盤古》〉，吳萱人：《香港七十年代靑年刊物：回顧專集》(香港：策劃組合，1998年)，頁79。

[51] 許迪鏘：〈《大拇指》點滴〉，吳萱人：《香港七十年代靑年刊物：回顧專集》(香港：策劃組合，1998年)，頁85。

[52] 例如第22期(1976年3月26日)、第75期(1978年3月15日)、第114期(1980年3月15日)、第190期(1984年3月15日)等。

[53] 岑逸飛：〈台灣絕對不能獨立──從陳映真被捕事件說起〉，《盤古》第18期(1968年10月20日)，頁6-9。

[54] 劉紹銘編：《陳映眞選集》(香港：小草出版社，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