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國靈與韓麗珠的疾病書寫。韓麗珠的〈感冒誌〉用「感冒」與「醫院」的狀態批評社會，其靈感來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的《盲流感》（Blindness，1995）。這些例子顯示了在社會動盪時期，疾病往往用作文學隱喻，而illness這個字指的正正就是社會病態。
Photo credit: recombiner on VisualHunt / CC BY-NC-SA
受訪者及訂正：蔡元豐博士
訪問者：吳廣泰先生
筆錄：徐竟勛先生
訪問日期：2020年11月26日 下午4時(以Zoom進行視像訪問)
吳：今天很感謝蔡教授接受《真論》訪問。你之前在〈疾病與話語〉（編按：此文原文為英文，翻譯本已收錄於《真論》第二期）之中提到，近代西方醫學由二百年前開始傳入中國，從而帶來了許多新的話語，但中國文學本身也有以疾病為題的書寫，例如在《紅樓夢》與古典詩詞中也出現過。古代與現代的疾病書寫其實有甚麼分別呢？
蔡：棄醫從文的魯迅曾以現代病理學的眼光來讀《紅樓夢》，認為林黛玉可能死於肺結核，而紅學家張惠博士則推斷為心衰竭。[1] 西方醫藥科學傳入中國，包括解剖學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現代心理學，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由潘光旦（1899-1967）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介紹到中國。為甚麼性心理學尤其重要呢？因為它直接影響了我們重新理解文學，包括作者——白日夢者——的創作心理（例如張愛玲早年遭受父親家暴及母親歧視）、作品裏人物的心理，還有讀者閱讀的慾望，以及作品的潛意識結構。
吳：因此主要是在心理學的範疇中影響中國？物理上則比較少？
蔡：就文學而言，心理學的影響是最突出的，如孫乃修的《佛洛伊德與二十世紀中國作家》（1999）等專著。至於解剖學，則余華的先鋒小說〈現實一種〉〈往事與刑罰〉及〈一九八六年〉最為突出。
Photo by Alexander Krivitskiy on Unsplash
吳：上世紀是社會動盪的時代，社會動盪與疾病書寫有沒有關係？例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文革之後的傷痕文學，甚至九十年代香港回歸時的精神病書寫，會不會代表社會動盪令疾病書寫出現？
蔡：「社會動盪」這個詞非常有趣，使我聯想到「動亂」、「戰亂」、「霍亂」乃至「精神錯亂」，都有個「亂」字，彷彿就不是健康正常的狀態。五四文學的開山之作——魯迅的〈狂人日記〉借用妄想狂（paranoia）的視角回顧中國文化傳統。抗日戰爭時期，巴金的《寒夜》寫到肺病，講的是人們在大後方重慶的生存狀態。文革及後，有詩人郭路生（筆名食指）的朦朧詩以及〈在精神病院〉（1991）等憂鬱症詩歌，德國漢學家彭吉蒂（Birgit Bunzel Linder）就在我編的論文集中探討過他詩歌中的精神病。[2] 香港文學當然也有不少例子，例如潘國靈與韓麗珠的疾病書寫。韓麗珠的〈感冒誌〉用「感冒」與「醫院」的狀態批評社會，其靈感來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的《盲流感》（Blindness，1995）。這些例子顯示了在社會動盪時期，疾病往往用作文學隱喻，而illness這個字指的正正就是社會病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