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豐

疾病與文學的距離——訪問蔡元豐教授(下)

疾病當然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人如何反應、處理,都會影響疾病的自然狀態。禁止散播「謠言」,反讓病毒流傳。

Photo by Lok Yiu Cheung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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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蔡元豐博士

訪問者:吳廣泰先生

筆錄及整理:徐竟勛先生

訪問日期:2020年11月26日 下午4時(以Zoom進行視像訪問)



病是生命的故事

 

吳:那麼,如果疾病回到自然本身,會不會喪失了它本身的文化意涵?文化背後的東西會不會就此消失?

 

蔡:這個問題的關鍵詞是「自然」和「文化」,譯成英文就是nature與culture。我們習慣將這兩個概念二元對立,認為「自然」就不是人為的,而「文化」是人為的,不自然的。我跟文學院的同事剛剛辦了個人類世(Anthropocene)國際研討會。「人類世」是地質學名詞,關乎人類如何影響地質。在香港移山填海,要勘探地質,過去發現的花崗岩未來在將軍澳堆填區將會是垃圾,人類留下的各種廢料已經成為地殼最表面的一層。人類世學者大多注意氣候變化,溫室效益與工業文明息息相關,人類「文化」其實已經影響了「自然」,人與自然密不可分,「文化」是「自然」的一部分。故此,當疾病回到「自然」本身,並不會喪失其「文化」意涵,反而更能看清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正如疫情,不單止回應自然,也回應了文化與制度。疾病當然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人如何反應、處理,都會影響疾病的自然狀態。禁止散播「謠言」,反讓病毒流傳。

 

吳:所以人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蔡:對,這個概念類似道家哲學的自然觀,二而一,一而二。

 

吳:文學往往將疾病視為隱喻,此外尚有其他可能嗎?

 

蔡:從修辭學和語言學來說,提到隱喻,便會想到換喻。隱喻把兩種不相干的東西放在一起,而換喻則是部分與全體的關係,如用「寶劍」換喻「武士」,用「機翼」換喻「飛機」。防疫與「戰爭」是隱喻的關係。就換喻而言,魯迅本來學醫,同時他本人百病纏身,身為病人,除了用疾病隱喻文化,晚年論戰時雜文中罵人的脾氣也許受到肺病影響。另一例是史鐵生,由〈我與地壇〉到《病隙碎筆》,作品中那些對於人生無常的感悟,其實與他的癱瘓和腎病直接關連。再舉外國文學為例,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啟迪》(Illuminations)中分析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認為普魯斯特的句式及節奏其實是出於他對哮喘病窒息的恐懼,哮喘的節奏感成就了普魯斯特的節奏感,疾病與藝術相輔相成,發生共生關係(symbiosis)。[1]

 

二零一六年,香港的傑出表演藝術家陳麗珠搬演了英國劇作家莎拉‧肯恩(Sarah Kane,1971-99)的遺作《莎拉‧肯恩在4.48上書寫》(4.48 Psychosis)。據統計,凌晨四點四十八分是自殺率最高的一刻。原著描述人的失眠狀態,由抑鬱到瘋癲,間雜多段緊張的醫患對白。陳麗珠當時以獨舞形式表演了這齣疾病誌。肯恩說:「沒有一種藥,可以給予我們生命的意義。」佛家曰「生老病死」,疾病其實就是生命的換喻。接受換喻,就是視疾病為生命的一部分。如果看來,〈狂人日記〉中狂人的焦慮其實也代表了魯迅一生的焦慮。

Photo by Ben Sweet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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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剛才提及桑塔格,我想到《疾病的隱喻》中所引用的玩笑:肺病在這個年代已經消失了,所以這個年代的藝術也新不如舊了。

 

蔡:按照這個邏輯,如果愛滋病終於能夠治癒,日後性愛文學作品的水平也許會大大下降了吧?王國維說「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乃因一代有一代之病痛?

 

吳:疾病書寫能否做到治療效果?不單止是作家自己,也可能是社會本身,特別是這個時代。

 

蔡:疾病書寫,渡己渡人。有種治療手法叫「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創始人是澳洲社會工作者、家庭治療師麥克‧懷特(Michael White,1948-2008)及其拍檔大衛‧艾普斯頓(David Epston),二人的代表作是《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Narrativ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1990)。他們結合文學和治療,鼓勵病人寫出自己的故事,讓所思所感躍然紙上。他們相信疾病書寫有治療效果,儘管療效因人而異。深圳有位作家叫李蘭妮,曾先後患上抑鬱症和癌症,寫成小說《曠野無人》。她在病院裏採集病人的故事,用作題材,得到自癒。但她在香港科技大學報告時,臺灣作家駱以軍卻坦言寫作對他自己的長期抑鬱無甚效用,認為這種書寫僅僅是發洩。不過,懷特卻認為患者可以通過敘事,把問題外化,從而重新建立自我的主體。例如小朋友夜尿,其實並非小朋友自己的問題,而是不可控的生理原因使然。懷特鼓勵病人講述不同的故事去尋找新的自我。故事中有主線,有主流的意識形態,也有潛藏的伏線、非主流的價值觀,借用解構主義思想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講法,故事裏是有其他「痕跡」(trace)的,只是祕而不宣罷了。這些理論其實都是通過敘事來尋找其他可能,探索生命之中能否發展出其他故事?我們可不可以重寫自己的故事?可不可以成為我們故事的主人翁,不讓別人主宰?可不可以取回撰寫故事的權力?這是「後佛洛伊德」甚至「反佛洛伊德」的想法,因為佛洛伊德雖然會找出過去的創傷(trauma),例如孩童時候受過的性侵,但是再度挖起傷疤,卻沒有辦法治療。而敘事治療讓權力回到「客戶」(client)手上——「客戶」不是被對像化的「病人」,治療師也並非權威,只是依賴醫學知識作為工具幫助病人去尋找自己生活中的其他可能。如此一來,文學便非鏡子,不是所謂「反映」生活的鏡子,而是構成生活的要素:我們每時每刻的生活,其實都正在書寫人生的篇章,以我們自身為作者創造自己的情節。

 

當病人失去權力,便會依賴其他東西,產生無力感。文學治療的目的是讓人們重新把握自己,主動書寫而非被講述。這是基於福柯的權力觀念,是奪權行為。懷特承認受到福柯啟發,反對傳統佛洛伊德的「負向心理學」(negative psychology),採取「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究竟疾病書寫能否達到療效呢?從詩歌療法到敘事治療,大家一直在嘗試。畢竟每個人的敏感程度不同,我們只要知道日常生活其實都是寫故事的過程,而社會大眾應能通過每日「書寫」,從焦慮中走出去。

 

(本文經受訪者斧正及補充,謹此致謝。)




[1] Benjamin, “The Image of Proust,” in his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214.

疾病與文學的距離——訪問蔡元豐教授(中)

疾病使人閱讀、書寫,並具治療作用,對創傷後遺症尤其有效。這場疫症的後遺症會很大,而我們還未完全發現這些後遺症。疫情尚未結束,我們仍須書寫。

Photo by Joshua Fernandez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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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蔡元豐博士

訪問者:吳廣泰先生

筆錄及整理:徐竟勛先生

訪問日期:2020年11月26日 下午4時(以Zoom進行視像訪問)



人禍與疾病相連

 

吳:《方方日記》記敘了作家方方在武漢封城期間所寫的日常,亦是二零二零年華文世界非常重要的疾病書寫作品。當中講了許多問題,例如新冠肺炎其實是人為因素所致,即人禍導致肺炎大爆發。作者批評了政府、官員、制度。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也批判了人禍造成災難,例如《車諾比的聲音》,認為人禍是核危機出現的原因。這兩篇中外作品都指向人禍,但會不會消解了疾病在文學裏的獨特意義?

 

蔡:時有湊巧,昨天(2020年11月25日)《武漢封城日記》的精裝英文版面世了;同日,英國廣播電台選出了世界一百位女性(BBC 100 Women 2020),方方與周庭都在名單之中。人禍與疾病是互相關連的,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的西班牙流感,在美國爆發了第一波,然後傳到了英國、法國、西班牙、蘇聯,但為甚麼叫「西班牙流感」呢?因為當時大多數政府隱瞞了疫情,只有西班牙、中國等幾個國家公佈了感染人數,而西班牙的數字很龐大,便命名為「西班牙流感」。其他國家把感染死亡人數當成軍事機密而不公開,可見歷史上有許多政府都曾隱瞞疫情。另一個例子是1958-61年中國的「三年困難時期」,官方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當年的大饑荒是人為政策造成的,大陸作家都曾寫過。

Photo by Paul Kramer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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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方方不斷追責,質問政府官員、醫院領導、疾控專家。姑勿論疾病的起源,還有各種陰謀論,但至少吹哨的醫生,為甚麼公安拘捕他們,而且禁止他們散佈所謂的「謠言」?事實證明,那些並非謠言,而是醫護人員在手機上互相通告疫情,只是為了讓大家提防。因此,追責是應該的,疫症蔓延往往源於人為錯誤,甚至是制度問題。絕對的政府權力缺乏監督,疫情得以惡化。當然,民主社會亦面臨著考驗,西方人信奉「不自由,毋寧死」,加上輕視疫症,不願戴口罩,也讓疫情擴散。正視人禍與疾病的關係,並不會消解疾病在文學裏的獨特意義,反而能揭示疾病與政治、文化及社會的相互作用。

 

吳:其實,人禍比自然災難更恐怖吧!《方方日記》是作家方方自己的日記,在微博上半公開地發佈。那麼,疾病書寫如何有助個人與社會連結?

 

蔡:社交平台是最能連結社會的發表渠道,在中國大陸卻成了賦權和監控之間的角力場。方方展示了在這個科技發達的年代,通過書寫,就可以將疾病與其他人連結起來。《方方日記》的意義在於寫完六十篇後引起了讀者接力;方方個人的隨筆刺激了讀者積極參與書寫。《方方日記》被封殺,讀者接著寫,寫了被刪,刪了再寫。這點在文學和疾病的意義上很重要。美國敘事醫學教授麗塔‧卡蓉(Rita Charon)指出,疾病讓我們有能力去講故事,聽故事。故此,疾病不僅是文學故事的內容,而且提供了寫作的動因和條件。

 

吳:疾病反而有助人與人之間的連繫?

 

蔡:疾病使人閱讀、書寫,並具治療作用,對創傷後遺症尤其有效。這場疫症的後遺症會很大,而我們還未完全發現這些後遺症。疫情尚未結束,我們仍須書寫。

 

吳:通常創傷之後文學作品湧現,例如傷痕文學,讓我們姑且看看這次疫情之後,會不會也有新的「傷痕文學」吧。

 

蔡:大陸連《方方日記》的讀者接力也不讓刊登,有病也不許呻吟。

 

吳:另有一本《武漢封城日記》是臺灣出版的,由記者所寫,但沒有《方方日記》吸引。

 

蔡:那本臺北聯經出版的日記是社會工作者、女權活動家郭晶寫的,比《方方日記》長,寫了七十七天。同時,電影工作者艾曉明亦在網上寫過。在美國紐約,也有三位華裔女性寫過,即已故作家張蘭(1969-2020)的〈疫情中的紐約人〉、記者竇婉茹的〈紐約疫記〉和留學生王若沖的〈紐約疫情日記〉。

Photo by Mark Hang Fung So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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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在〈疾病與話語〉中,你提到鄧寒梅從五種角度去研究疾病,卻忽略了疾病本身的敘述。身為作家或文學批評家,應當如何面對疾病本身呢?

 

蔡:鄧寒梅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疾病敘事研究》的結論中提出了五個研究方向:文學、社會學、倫理、宗教,以及比較文學——首尾兩個都是文學,卻偏偏沒有提到疾病本身。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的名著《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指出疾病書寫不能停留在隱喻層面,要麼把肺病吐血浪漫化,要麼把癌症擴散戰爭化,甚至把愛滋病傳染道德化。桑塔格死於白血病,即血癌。這點與西西的《哀悼乳房》頗為類近,因為她們寫的都是癌症本身,並非將之僅僅視為文學手法。我們一方面用譬喻描述疾病,例如把武漢肺炎疫情比喻為戰爭;另一方面又將疾病變成社會或政治弊病的隱喻。疾病既可以是喻體,也可以是喻詞。其實,戰爭是很差勁的譬喻。大陸常常說要打贏這場抗疫戰爭,「抗疫」變成「抗戰」,疾病問題變成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然後疾病控制變成健康碼、行為監控。然而,戰爭必定有傷亡,而面對疫情,最重要的應該是減少感染者及死亡人數,並非像打仗樣,為了勝利不惜犧牲人命。用戰爭比喻防疫,豈不是在說前線醫護人員死得其所?

 

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臨床醫學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1963)中,發現人類發明顯微鏡逆轉了疾病觀念。以前無論是中醫或傳統西醫,都建基於人體內部。傳統西醫認為人體內有不同種類的液體,影響著人的性格,例如有種液體叫「幽默」,太多幽默的人就會喜歡開玩笑。自從發明了顯微鏡之後,人類發現了細菌、病毒,原來患病並非全然因為身體內部出問題,而是外界入侵。這樣用疾病來比喻社會問題就麻煩了!假如說非洲難民逃到了歐洲發達國家,引起了社會問題,便會有人說他們是細菌,入侵了健康的社會。這樣,人們就會用病毒的眼光去看待新移民。因此,我們必須要獨立分析病原。按照鄧寒梅的文學取向,疾病依然只是隱喻。當然,疾病並非不能成為隱喻,魯迅的〈狂人日記〉亦如此,問題是我們不應只用隱喻的角度去看疾病,而必須還原疾病的本質,避免將疾病浪漫化、道德化或妖魔化。

 

疾病與文學的距離——訪問蔡元豐教授(上)

潘國靈與韓麗珠的疾病書寫。韓麗珠的〈感冒誌〉用「感冒」與「醫院」的狀態批評社會,其靈感來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的《盲流感》(Blindness,1995)。這些例子顯示了在社會動盪時期,疾病往往用作文學隱喻,而illness這個字指的正正就是社會病態。

Photo credit: recombiner on VisualHunt / CC BY-NC-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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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及訂正:蔡元豐博士

訪問者:吳廣泰先生

筆錄:徐竟勛先生

訪問日期:2020年11月26日 下午4時(以Zoom進行視像訪問)

 

吳:今天很感謝蔡教授接受《真論》訪問。你之前在〈疾病與話語〉(編按:此文原文為英文,翻譯本已收錄於《真論》第二期)之中提到,近代西方醫學由二百年前開始傳入中國,從而帶來了許多新的話語,但中國文學本身也有以疾病為題的書寫,例如在《紅樓夢》與古典詩詞中也出現過。古代與現代的疾病書寫其實有甚麼分別呢?

 

蔡:棄醫從文的魯迅曾以現代病理學的眼光來讀《紅樓夢》,認為林黛玉可能死於肺結核,而紅學家張惠博士則推斷為心衰竭。[1] 西方醫藥科學傳入中國,包括解剖學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現代心理學,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由潘光旦(1899-1967)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介紹到中國。為甚麼性心理學尤其重要呢?因為它直接影響了我們重新理解文學,包括作者——白日夢者——的創作心理(例如張愛玲早年遭受父親家暴及母親歧視)、作品裏人物的心理,還有讀者閱讀的慾望,以及作品的潛意識結構。

 

吳:因此主要是在心理學的範疇中影響中國?物理上則比較少?

 

蔡:就文學而言,心理學的影響是最突出的,如孫乃修的《佛洛伊德與二十世紀中國作家》(1999)等專著。至於解剖學,則余華的先鋒小說〈現實一種〉〈往事與刑罰〉及〈一九八六年〉最為突出。

Photo by Alexander Krivitskiy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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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上世紀是社會動盪的時代,社會動盪與疾病書寫有沒有關係?例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文革之後的傷痕文學,甚至九十年代香港回歸時的精神病書寫,會不會代表社會動盪令疾病書寫出現?

 

蔡:「社會動盪」這個詞非常有趣,使我聯想到「動亂」、「戰亂」、「霍亂」乃至「精神錯亂」,都有個「亂」字,彷彿就不是健康正常的狀態。五四文學的開山之作——魯迅的〈狂人日記〉借用妄想狂(paranoia)的視角回顧中國文化傳統。抗日戰爭時期,巴金的《寒夜》寫到肺病,講的是人們在大後方重慶的生存狀態。文革及後,有詩人郭路生(筆名食指)的朦朧詩以及〈在精神病院〉(1991)等憂鬱症詩歌,德國漢學家彭吉蒂(Birgit Bunzel Linder)就在我編的論文集中探討過他詩歌中的精神病。[2] 香港文學當然也有不少例子,例如潘國靈與韓麗珠的疾病書寫。韓麗珠的〈感冒誌〉用「感冒」與「醫院」的狀態批評社會,其靈感來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的《盲流感》(Blindness,1995)。這些例子顯示了在社會動盪時期,疾病往往用作文學隱喻,而illness這個字指的正正就是社會病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