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承禧

邵洵美（1906—1968）是新月派詩人，出身於官宦世家，曾留學英法，與徐志摩並稱詩壇雙璧。志摩成了詩人的代名詞，洵美卻被世人遺忘。邵與左翼作家不咬弦，曾被文壇巨擘魯迅惡言相向；邵的身份和作品有違1949年建政後的意識形態，晚年景況淒涼。即便80年代獲得「平反」，討論也不離他的情史，或簡單地標榜他為唯美主義詩人，卻不知其「唯美」風格沒有持續多久；他花了最大心力經營的兩項事業，出版和翻譯，常得不到重視；更為人忽略的是，邵是寫針砭時弊幽默文章的高手，更是民國其中一位最重要的文藝批評家。

陳子善在2005年為邵綃紅所撰《我的爸爸邵洵美》作序說：「他的評論集《火與肉》和《一個人的談話》，不要說至今未得到應有的評價，即使是專門的研究者，恐怕也有許多未曾聞見」。[1] 十多年過去後依然如是。陳子善認為〈一個人的談話〉[2] 「在邵洵美為數眾多的文學論述中佔有一個特殊的位置」、[3] 沈從文稱此文為「最美的散文詩」、[4] 邵謙稱它是「有連續性的備忘錄」，[5] 而筆者以為，它更像是一篇觀照自我的評論人手札。本文嘗試拋磚引玉，闡述文中的一些文藝觀，兼藉此反思五四新文學運動。

自我是從觀照中彰顯

〈一個人的談話〉所對應的，是兩個人或以上的談話，或一個人向眾人的談話。兩個人或以上的談話，是價值觀之間的交流，自會產生爭執和虛偽的理解，如邵於文中說：「最奇怪這世界上專多一般要求人了解的人，以及一般專要去了解人的人，於是便有分辯，誤會，爭論，怨恨，懊悔，種種的笑話。」[6] 小至日常爭吵，大至種種的主義和學說亦然。真正的理解是從自己與自己的談話而來。故此一個人的談話也不是演講或獨白，[7] 而是自說自話的觀照。正由於是一種觀照，真正的對話才會產生，由是構成這篇文章。標題用「一個人」代替「我」而拉開了距離，表明這並不是一篇甚麼文學家、甚麼派系的文藝宣言，而僅僅是「一個人」的供狀和觀察，也是邵接近而立之年，對自身文藝觀的回眸。恰如文中說，詩「是一種供狀，是一種觀察；而不是一種領悟，或是一種會心。」[8] 如果覺得文學是能夠領悟什麼的，離文學就遠了。

文學更加不是直線的表達自我。邵引用艾略特之說：「『詩不是去放任情感，而是去逃避情感；不是去表現人格，而是去逃避人格。』但是他又說，『祇有那種有人格有情感的人，才知道怎樣叫做去逃避那些東西。』」[9] 這與時人常以為詩是表達作家情感的說法恰恰相反，邵也借他人之口批評了一些只是浮淺情感宣洩的新詩。用佛家的說法，一旦有了「我執」，執著於「我」的在場、「我」的絕對性，「我」就會刻板化，反而遠離了真正的、誠實的「我」。換言之，文學最難能可貴的是，怎樣從「無我」中得見「我」。新文學誕生於「啟蒙」，亦盡受其約束。由引進「個人」一刻起，就帶來了「集體」，集體主義正是來自「我」的澎湃感情。就此來看，新文學作家所歌頌的「個人主義」與文學有著根本衝突。同樣地，如批評家僅以「個人主義」來定義五四作家，只會刻板化、庸俗地統合了該時代的作品，亦扼殺了該時代本有的文學聲音。

「定義」的專橫與文學學院化

新文學的興起掀起了甚麼是新詩的討論。然而邵直截了當地說：「我不喜歡定義，定義慣常是低能兒的工作。」[10] 意思就是，詩有著它應如是則如是的本色，是「創造」，[11] 並不需它者來定義，定義都是庸俗和遠離了詩。作品既是獨一無二的創造，又豈能經定義解釋？定義僅是為了遷就那些「看不懂」詩的俗人。他引艾略特的說法：「真的詩在未被人看懂以前即能點化」，[12] 一旦「看懂」，詩的神聖不再，即淪為俗物。這不代表刻意造出古怪語言就是詩，[13] 詩是「去洩露一種為平常人所從未領悟過的神秘」，[14] 類似於宗教的情感。這正是傳統批評最重視的不可言說傳統，「道可道，非常道」，是對「字」本身神聖（道）的尊重。這傳統已在理性之名下，屈從於學院的論文需求，經西方語言學拆解至體無完膚，因分科而變得支離破碎。

「定義」於今天成為顯學，作品總要用主義和思想去概括（或作者深受影響而預設了批評路徑），才能完成「學術成果」。文學趨於學院化，定義和理論分析駕馭了這門情感之學。邵說的「低能兒」不無諷刺意味：「所以我覺得假使一個人不想做詩學教授，他祇要能鑑賞一首好詩便成了」。[15] 今天，不單是批評家，連文學作家都要棲身於學院，作品儼如是對職位的「定義」，唯「俗人」只有圈內的孤芳自賞。「在中國，你要做一件事情，你非得同時做這件事情的教授不可。所以一個個寫文章的都會變成一個個說教者。」[16] 教研與創作本是最不匹配的組合，卻是現代「文學工作者」最常有的頭銜。當「定義」的權力愈來愈大，也是人愈來愈不尊重文學的純粹和神聖的時候，最後文學將變得無意義。〈一個人的談話〉珍貴的是，它道出一種新文學出現時的初心，非為服務「新文學」，而只是對文字、文學和情感的神聖敬仰。「牠有一種宗教的力量，牠會給我們一種生活的秩序。」[17] 文明的進步來自敬仰而非延異。

趣味抗衡庸俗，展現人格

然而如果作品變成絕對純粹、神聖、不可批評，就會變得封閉和極權，等於白白浪費了啟蒙思想。故此批評非常重要，但怎樣不落入思想的牢籠，就在於經驗、趣味和天才，這些都是融入於自身的東西。邵於文中提到，高尚趣味與庸俗對立；能從學究中培養，卻不是學究；更加不是道德、政治或宗教。它是真正個人領域上的立足處，如周作人說的「自己的園地」，它代表著一個人的天賦和經歷的累積。邵曾說艾略特「祇用歷史的方法去敘述每一個時代的詩人或批評家對於詩的見解」。[18] 從而避免對詩作出時代的專橫定義；同樣地，邵於文中寫了一大段文學經歷的自白，並說「對於自己趣味的表白才是一篇真正的供狀。」[19] 即是說，高尚趣味不是由上而下置入，而是逐步隨著一些天賦的東西、不知甚麼原因的安排、自然、感覺、隨興、機緣巧合、幻想、幽默等慢慢建立起來。〈一個人的談話〉侃侃而談，皆因見解都是經過作者的累積、消化、沉澱和重新提取，變成了自己的東西，形成文藝觀。舉重若輕，最難也是最容易。如此坦白、率性、一針見血的文章，今天已不多見。

邵評當時的作家：「魯迅有天才，沒有趣味；茅盾有趣味，沒有天才；達夫有天才又有趣味，在他的作品裏，我們可以看見他整個人格。」[20] 筆者以為，邵認為魯迅和茅盾的作品都是先有觀念，而不像郁達夫般直視自我，作品如供狀般反映自己的性情和欲望。魯迅和茅盾後來都刻板化為左翼戰士，其反抗之聲亦淪為政治宣傳。當代中國的問題，正是從「不見人格」開始。「高尚趣味是建設的，低級趣味是破壞的。」[21] 高尚趣味是人格和國體的建設，而低級趣味只會掩蓋人格和破壞美感。真正有趣味的人很少，天賦與機緣不可強求，但對一個國家或地方能夠展現國格卻是不可或缺，恰恰因為高尚趣味者不附和庸俗政權或立場。抗衡極權的，不是個人主義或革命，而是趣味。「高尚趣味也沒有道德觀念，因為牠不被社會的習俗來轉移。道德的標準是跟着時代變易的。」[22] 高尚趣味的人能看穿由上而下觀念的置入、時代道德的可笑，並透過自身經歷、對文學和歷史的尊重，展示出真誠的自我和人格。一個社會的文化格調就建立起來。

定義「新文化」的自信催生文化革命

新文化運動最大的發見是「自我」，同時也是最大的桎梏。文學和天馬行空的想像，都加上了個人主義、政治啟蒙、自由價值等的包袱。謂之「解放」，卻是專制的「八不主義」；[23] 非寫某種文字、主題、文類不可。受盡今人批評的左翼文藝，與被稱譽為自由主義者的胡適，並無二致。從這些「進步」價值中誕生的新文學本身就是問題。30年代小品文興起，周作人將之上溯晚明小品，可說是對西方進步價值和「自我」發現的一種消退和回歸。

〈一個人的談話〉有意思的是，邵不是從「我」，而是從觀照自我的角度出發去談文論藝，亦即他說的「供狀」。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何他突然於文中插入一個西洋故事、一部劇作的想法、羅列自己的文學經歷，因為這些都是「供狀」的一部分，類似於自己對自己的審視。這些審視消解了「自我」的「定義」，故此詩是逃避情感、小說是作者進入書中世界、文章是一個人的談話。自始，批評便不僅僅是對作品的批評，而同時是對自身的批評和創造。如是者，批評便不是為了什麼觀念而寫，而能自成「作品」。這種觀照自我的文藝觀也見於他的詩作上，如〈你以為我是什麼人〉：

你以為我是什麼人？是個浪子，是個財迷，是個書生，是個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錯了，你全錯了；我是個天生的詩人。[24]

這是一位傳奇詩人透過詰問來確立自我的一份供狀。它被銘刻於邵的墓上，象徵詩人與詩的永恆對話。

這種拉開與「自我」距離的做法，在極端自信（同時極端自卑）的五四新文化中尤顯珍貴。新文化運動以「新」為號召，「我」要與一切「舊」的切割，「我」的當刻便是「新」和最好，把線性的科學發展觀、革命觀引進了文學。須知史上成功的文化運動，如文藝復興、古文運動，皆是以復興上古傳統為號召，而鮮有自命為「新」。新文化運動後，極端自信帶來的就是極端理性與瘋狂、極美與極醜，失卻敬畏心。真正的啟蒙帶來的不是人的全知，而是人的渺小和無知。這是觀照自我的重要。

[1] 陳子善：〈序〉，《我的爸爸邵洵美》（邵綃紅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頁2。

[2]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人言周刊》，第1卷第12期至第27期（1934年5月5日至8月18日）。

[3] 陳子善：〈編選者言〉，《洵美文存》（邵洵美著，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6），頁3。

[4] 邵綃紅：《我的爸爸邵洵美》，頁137。

[5]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上海：第一出版社，1935），頁3。

[6]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27。

[7]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3-4。

[8]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14。

[9]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36。

[10]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14。

[11]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25。

[12]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21。

[13]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22。

[14]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25。

[15]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18。

[16]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51。

[17]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55。

[18]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15-16。

[19]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60。

[20]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63。

[21]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56。

[22]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56。

[23]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1日），正文起頁21。

[24] 邵洵美：《詩二十五首》（上海：時代圖書公司，1936），頁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