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叫「老師」更為合適。我從他身上學到的不止是學問，還有各種待人處事和對工作——尤其是學術——的態度。
文/趙傑鋒
李歐梵是我在中文大學念博士時的論文導師。身邊很多同學習慣叫自己的論文導師為「老闆」，我卻只叫他「老師」。他有些弟子會直接以英文名字稱呼他，我卻一直不敢這樣叫他，一來是出於尊敬，二來我認為叫「老師」更為合適。我從他身上學到的不止是學問，還有各種待人處事和對工作——尤其是學術——的態度。每次見到老師，總是有一種請教或是傾訴的念頭，儘管畢業了，我們還保持非常緊密的聯繫，每次見面聊天他總給人無限動力。如果說他是「老師」，也許他在我心目中更像是「父親」。李歐梵總是有一種這樣的魅力。
李歐梵這名字早已人所共知，他的求學和教書經歷在牛津大學出版的《我的哈佛歲月》中早已詳述，不容我多作闡釋。他是美國學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祖師，這亦舉世皆知。本文是我作為他五年的學生、助教和研究助理的一點個人經驗，文章以「雜憶」為題，只求把一些有關老師的記憶在褪色前記下來，我的能力也僅此而已。我大學畢業不久剛進中大工作時，便早已在不同的圖書館講座、書展和課堂上聽過他的課，也曾戰戰兢兢地索過合照。真正接觸到他的學術和方法，是在修讀博士初期他的一堂研討課上。
研究的起步是一大堆不連貫的資料
李歐梵的講座我早已旁聽過很多次，他亦從不拒絕任何人旁聽。第一次正式「上課」，是在我剛入學中大博士的一年。那年是2015年，剛好是二戰結束七十年，老師以「戰爭與記憶」為題，開了一門研究生的研討班（seminar）。我以修課學生之身分，名正言順選了這一課。剛開學不久，便發覺他的課與我經驗中的一般大學課堂與別不同。老師與他的一位德裔博士生合作，以德國的二戰歷史為主題討論戰爭與文化記憶，那時我對德國的興趣還不大，知道也不多，只記得幾本指定讀物，包括保羅福塞爾（Paul Fussell）的《一戰與現代記憶》（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和彼得貝克（Peter Burke）的《知識的社會史》（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都是較為平易近人的歷史學術著作，讀起來津津有味。
過了首四堂，老師便要求我們做「功課」。課堂作業除了期末論文外，還有一個簡報（presentation），長約半小時，題目自訂，但要與課堂主題有關。沒有任何指定方向，要自己找資料做研究，看甚麼書也由自己決定。這可頭痛了，一來我當時對德國歷史認識不多，二來我對有關「記憶」的理論掌握不深，不可能在短時間作一個有關德國的深入研究。那天正徬徨，在大學書店漫無目的遊蕩，無意中找到了一系列有關香港二戰時期的「老兵」口述歷史，有關香港的抗戰歷史一直都是一塊缺失的拼圖，當年「口述歷史」的流行也正好與課堂的「戰爭記憶」主題不謀而合，便決定用香港抗戰記憶作為我簡報的題目。那數個星期間一口氣在書店、圖書館找來一大堆有關香港二戰老兵的資料狼吞虎嚥，到頭來卻找不到論點，只好把找到的資料和書目在簡報中略加說明。資料有一大堆，卻毫無邏輯可言。開始簡報時，冷汗直流，緊張得差點咬到自己的舌頭。以一般的大學課堂的標準，我肯定會拿個「零雞蛋」。
李歐梵教授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代表人物，也是漢學界的重量級學者。他曾在香港書展「名作家講座」，與讀者分享如何在全球化下的保持人文素養。
結果卻出人意表，老師對我的簡報讚賞有加。記憶中他站起來，漫漫走過來跟我聊了幾句，魂不附體的我早已忘記他的評語，只記得其中的一句：他希望這題目是由他的學生做出來。但是，這個一點邏輯都沒有的簡報有甚麼值得研究？其他同學的簡報條理分明，理論運用遠超於我，老師卻似乎興趣不大。只記得當時聽了他的話我一時呆立，不懂得回應。往後成為老師的學生後，才發覺這是他的研究方法。一些研究在起步階段很多時都是一大堆不連貫的資料，如何從資料中提煉出一個好研究才是一門功夫，否則如果只看理論和二手研究，所有「研究」都會千篇一律。老師常對我說：要是掘到一塊石頭，便要想辦法把它雕成珠寶。這也是他對歷史資料的執著，也奠定了我研究戰時電影的興趣。
老師的教學魅力
除了研究生的課，老師也有一門名為「中國文學經典導讀」的課，每年開一次，是一門本科生的課。課上老師要求學生看原始史料或文章，如梁啟超的《飲冰室合集》、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和胡適的《四十自述》（但我很懷疑有多少同學有認真看過）。這樣做是希望學生不會先入為主受其他人的觀點影響，他亦要求學生在功課中多提出個人觀點，不要盲目跟隨或套用理論。看書要讀原文，不要看翻釋。這也是他為甚麼多次鼓勵我學外語，也是我在他身上學到最重要的態度。
幾年來，老師本科生課堂都定在下午。他每次都在上課前十分鐘到達課室，揹着一個破舊的書包，裏面總放着幾本與課堂有關的書，上課前拿出來，放在旁邊的小桌子上，卻很少用。上課時他坐在課室中央，隨身有一張只有他看得明的手寫講義。我有幫忙做過「PowerPoint」，但只供參考，老師在課上總是隨心所欲，行雲流水，有時甚至不按幻燈片次序演講，一說便是兩小時，聲如洪鐘。李歐梵每年的課——儘管課堂名稱一樣，內容也不盡相同。他曾對我說，這是他對「教學」的要求，也是對學生負的責任。每年的第一課，他都緊張得睡眠不足，大清早起牀改講義，直至上課前十分鐘才給我「最新版本」。儘管老師對格式要求不高，但偶爾我還是要修改格式、圖片、顏色和字型（前一晚我本已校對好），這是件趣事。
李歐梵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講「挫而彌堅」。
談到論文，老師總不用講稿，侃侃而談最少兩小時，起初每次見面，我都在他辦公室坐上幾小時。往後為省車程和時間，便乾脆到他家裏去談。每次到他家裏，他總會預先泡好茶，坐下來，先聊一些生活瑣事，再談論文。給他一篇文章初稿，他都會認真看完，打回頭時寫滿評語。有次趕交稿限期，匆匆趕就文章給他過目，看完後他生氣得很（他說沒有），當然我對他的評語沒有任何反駁，反而心感歉疚，我明白這是他一直對學術寫作抱有極高要求之故。此後我朝乾夕惕，提醒自己不再倉猝寫作，寫的東西要有「commitment」——我「入門」時李歐梵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有時聊得晚了，師母會親自下廚，留我吃晚飯。有時晚飯後，老師會留我與他一起看影碟或音樂會。這些都是極美好的回憶。
從整個時代進問題的脈胳
有關學術，基本上任何題目老師都能從容回應，從不把任何話說盡，亦不會給一個「標準答案」，「李歐梵」的方式是以提問引導思考。他的學問博大精深，從不被一家之言所束縛。開始研究一個問題時，老師不從問題直接入手，而是把問題的連繫的「脈絡」（context）釐清。從一整個時代進入，逐步收窄和歸納，而非以流行理論作演繹。老師非常重視理論運用，常警惕我：理論有脈絡，也有歷史，使用時要小心。或許有人會片面地把這理解成一種反「（西方）理論」論調，事實上並非如此。有次我不求甚解，把一個位法國學者的理論寫在我的初稿中，老師讀後馬上指正，並指出我在有關理論內容和脈絡的誤讀。
如果學問是一套武功（人文學科中常有這個比喻），那麼老師的套路便有點像金庸筆下的「獨孤九劍」，像是一套千變萬化的方法，而非一套固定的模式。因應問題的變化而改變應對方法，直接而不拐彎。有一天，師徒倆在火車站等車，他提起這一招是他的老師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的得意「絕學」：一個問題可從多方面作辯證，「一方面」（on one hand）可這樣看，「另一方面」（on the other hand）又可那樣看，一個問題因而能夠延伸出不同的「問題組」，老師稱為「problematique」。因此，一個問題會如根莖（rhizome）般延伸出很多問題，不會出現單一結論。
直到退休前，李歐梵的辦公室大門總是打開的，任何學生都可以推（敲）門而入，只要你有問題，他總是來者不拒。數年來，每次我約他談論文或聊天，他從來沒有拒絕，有時不想到辦公室，便到德國餐廳喝啤酒、吃香腸，或請我吃自助餐，邊吃邊談。他數次「請」我在他課堂上演講，這是我人生中最榮幸的事，當時我的研究計劃尚未成熟，他亦從未抱怨。他指導我的研究計劃期間從未有用自己的地位施加壓力，只用理據說服我，相處數年，李歐梵從不自誇，有時甚至說要從我身上「學」一些東西，我深感慚愧之餘，也感受到真正的學者風範。如果說「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學生們在修行道上，要學的又何止「學術」？
[編輯按：分題為編輯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