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評論觀，他提過受其尊師夏濟安身學所得：一個訓練有素的文學批評家，在選擇寫文章時，不一定着眼於名氣大的作家。他要選擇的，倒是那些給他機會表現自己特長的作家，那些令他生出一種「個人興趣」的作家……即使這位作家的名字如何的不見經傳，作品如何不成氣候，他的批評文章也一樣寫得精彩。

文/吳美筠

與臺灣現代文學名家同期肄業於台大

鍾玲老師當年返港任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後，不時去她家飯聚或開詩會。記得有一回，老師鄭重告訴我，下一次會見一位重量級的嘉賓，美筠你一定要拜會。可惜當時我學院內外都忙個天昏地暗，正撞上會議。這是唯一一次缺席鍾老師家聚，錯過了與鍾老師口中的重要人物的初遇，神神秘秘，原來講的是劉紹銘教授。劉教授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Wisconsin University)比較文學系教過一段時間，當時鍾老師正好在那裏修讀博士，便一直尊他為師。那一代人，對師長輩猶為敬重，那管有否正式教過。所以，及至正式拜會，老師着我尊他為師公，那已是後來在一次浸大駐校作家的歡迎晚宴。

初見劉教授，老師介紹我一番，提到我寫現代詩，他眉梢一揚，我心頭震懾。想起他六十年代在台灣大學英文系，正趕上臺灣現代文學勃興豐收期，與他同期的同學，包括白先勇、陳若曦、歐陽子、王文興、李歐梵、葉維廉等陣容，自然極渴望聽他親口講述《現代文學》、《純文學》、《文學季刊》的創辦出版、引進西方存在主義、意識流和虛無思想等文論，如何見證推動臺灣現代文學的興盛。在他多本散文集，散落不少研究台灣文學的珠璣，我一時心裏湧出很多臺灣現代主義的問題，未及開口，只聽他道：你投「天地」的文章我讀着，認為應該是最好的，後設手法用得不錯，只是其他評判意見不同，人數比我多。我頓時訝異，他記性怎麼可以這麼好。當年天地圖書公司忽然搞了一個設題的散文比賽，我用非常實驗的手法參加，摘得季軍，那時節比賽不興作任何評語，更沒有評審記錄，頒了獎金，看冠亞作品，都是傳統散文套路。事過無痕，其時已成明日黃花，無人置喙。想不到劉教授竟然把我和我的作品記住了，不但記住，還把要話說得清清楚楚。師公的美言，身為大專老師的我竟也受寵若驚，恍惚重温黃毛小子給長輩鼓勵時竊竊私喜。

鞭撻曹禺受西方悲劇影響的致命傷

其實我結識他的風采，早在前此研究五四曹禺的《雷雨》，讀到他上世紀六十年批評曹禺的論文，原是他在印弟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 比較文學系1966年的畢業博士論文，原文以英語在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後來再改寫成中文發表在《明報月刊》[1]，現在我們較容易找到的版本是洪範出版的《小說與戲劇》的戲劇部分。文中他如何用比較文學的影響論批評曹禺受西方戲劇影響，拾人牙慧而淺薄，婆婆媽媽不肯承認取源於西方希臘悲劇及易卜生的《群鬼》，曹禺一邊說自己創作時在發洩抑壓的憤懣，既否定批評家認為《雷雨》「暴露大家庭的罪惡」，把劇本所提出的社會問題挪開，又不承認受西方戲劇影響，為自己寫作企圖不斷解說。劉點出，這是因為曹禺的文學認知裏把「抄襲」和「影響」混為一談。我另撰論文謂這是作者影響的焦慮，沒信心面對評論所致。

當年名不見經傳的博士生，批評開創中國現代話劇的第一開山祖師，如果不是博出位，就是膽生毛。惟細看這研究，處處顯示獨立批判的銳利，不賣名家帳的勇氣，細緻比較的難得可貴。林以亮更進一步認為他不應在曹禺身上花那麼大的功夫，因為他的作品淺薄得不能入流派。當他論證批評家從《雷雨》亂倫情節臆測曹禺受Euripides和 Racine的影響力亦非無憑時，通過疏理「悲劇」概念，說明曹禺初創中國現代話劇時對希臘悲劇與中國古典悲劇觀念混淆，並且由於《雷雨》過於顧全三一律和佳構劇的公式，情節和人物塑造受到很大的限制，劇作者「憑一己的好惡來操縱角色和命運的習慣，是曹禺劇作的致命傷」[2]。

其實曹禺對自己的首個劇本並非想像中有信心。劇本一發表，已出現關於序幕和尾聲應否省略的爭議和批評，他堅稱序幕和尾聲彷彿希臘悲劇的合唱部分（chorus）刪去等於「無頭無尾，直挺挺一段軀幹擺在人們眼前」。[3] 他表示他受朱光潛美學的影響。卻正如劉氏批評，他沒有真正理解希臘悲劇觀念，故我想，如他採納朱光潛的悲劇美學中的深度，自然不會有上述混淆。這與作家在不同時期對自己作品不斷發聲，在不同狀態有不同想法的結果。曹禺不斷修改劇本，到了八十年代，反承認「舊本《雷雨》的序幕和尾聲寫得不好……這種寫法是抄了外國的壞東西，外國劇本有這樣一種寫法」；[4]更把《雷雨》的定性為社會問題劇。可見作家自辯的不可靠，作家不一定是自己作品的最佳讀者，作者不斷自辯，越俎代庖，對評論家對自己作品的批評指指點點，正反映他對自己作品和批評的焦慮。

曹禺在意別人的批評，曾公開指責「香港有個劉紹銘，寫了我一篇文章，還是博士論文，水平太差。」劉這年輕的激進言論也受到中國劇評人的抨擊，但我也相信曹禺也參考過劉的論文修正了年輕時的想法。1980年曹禺訪美演講，留在印弟安那大學時，劉紹銘與李歐梵同是負責接待學者。劉在〈君自故鄉來──曹禺會見記〉記述他如何向曹當面「招供」修正了看法：「他的作品，與易、契、奧諸人比起來，雖然失色，但在中國話劇史上，他實在是一代宗師。在他以前的別家作品，今天看得下去的，幾乎沒有。在他以後的，也不多見。」[5]最後一句也不忘辛辣一筆。文中描述曹劉暢談甚歡，說笑拍照喝酒。曹禺取笑他「劉紹銘，你這名字在文革時期會出問題。究竟你與劉少奇有甚麼關係？」對答妙絕，篇幅所限，不在此引述。劉親自送機，可謂臨別緊緊握手泯恩仇。同時讀者可見批評的據點，有方法論，有時代觀，有對照角度，沒有必不可破的立論，沒有不可調整的觀點與角度。

批評家的學問與才情

劉紹銘教授的專長甚多，在學界他是英美文學及港臺文學的專家，是現代文學的重要研究者、翻譯者、創作者，集教授、學者、翻譯家，評論家、散文家於一身。其著作詳見嶺南大學的中國當代作家口述歷史計劃。本文並非旨在研究他的評論，只想從其身影想像其人，不過單從其著作也不難領略其風采：只要留意他怎樣介紹書籍，如何討論文學批評的要義，尤其通過比較譯筆來評論文學，便見做批評和做學問的真章。讀《吃馬鈴薯的日子》，知他是如何苦學成材。此書敍述他如何由一名失學少年，被父親放棄教養，被伯父收留的低下階層，輾轉做過印刷學徒、民生書店售貨員、黑市英文老師，因而被迫自學英文至能通書信。再而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英文專科夜校，進身會考及格，投考台大，又怎樣因香港不承認台灣學歷，毅然靠身上幾百塊美金就登船赴美讀研究院走上不歸路。在美國捧餐做唐餐館侍應半工讀，經歷讀博轉科的巨大難關。其人生之起伏，際遇之奇險，匪夷所思，實為想進身研究之門而躊躇者，帶來啟發與鼓勵。

筆者認為，有時單單看他的序言，已能見其異於常見的獨到。《西風殘照》是一例，序中回答「我為什麼要寫作」之問：純粹因為非寫不可。純為牟利寫作，一定會覺得空虛，把寫作成為一種職業，必會患上職業冷感症。……寫作不可或缺，吐胸中塊壘，比稿費從優更持久可靠……黑板生涯有時而盡，言志歲月無期，職業讀書人，難得一日享受不讀書之自由，但兩三星期不用中文吐塊壘，運[渾]然若有所失……九七後的香港究竟是人間何世，誰也難逆料，但在香港四天，在香港結下的塊壘，澆之不散。」胸中塊壘，不吐不快的寫作原因，不就是詩言志的大體玉成嗎？

至於評論觀，他提過受其尊師夏濟安身學所得：一個訓練有素的文學批評家，在選擇寫文章時，不一定着眼於名氣大的作家。他要選擇的，倒是那些給他機會表現自己特長的作家，那些令他生出一種「個人興趣」的作家……即使這位作家的名字如何的不見經傳，作品如何不成氣候，他的批評文章也一樣寫得精彩。有時不是那作家，只不過是利用這作家來反映自己學問和才情而已。所以看他的批評，如看項莊舞劍，細心斟酌，處處皆學問，字字都是練達文章。例如他評朱自清的散文，謂以前是中學的作文範本，大概取其語言清白和人情味這特色。人情味也時移世易。〈背影〉四、五十年前小朋友無不感動，今天讀〈背影〉，感動五中，恐怕還是為人父母，兒女在外的老子，說不定悲從來，以中文為母語的地區教授中國文學，不能孤立來細讀，要存史觀。在西方教授中國文學呢？一經外文過濾，難睹全貌。中文系學生再餿的作品也要硬啃，外系學生不吃這套，進入西方的租界，局外人看中國文學，強調文字特色，技巧鋪陳，視野別有洞天，中國人管不了。[6]這裏便是以譯本比對評論文學的鮮活例子，也叫人跳出傳統框架外望，用世界文學視角看中國文學。

嚴評學者，寬待後學

最後想記一些小事。年前我在嶺南大學作訪問學人，參與系裏辦的研討會。席間兩位教授為張愛玲研究的觀點爭論得面紅耳熱，互不相讓。劉教授座席，冷眼旁觀了一會，只三言兩語，連消帶打，不針對觀點，只說研究方法，叫大家返回文本細讀，把兩人的口氣都收伏了。劉教授是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和張愛玲小說的譯者，夏志清當年何以推張愛玲為中國現代文學最重要作家，他比很多人清楚。論資歷自可壓人，但他不堆疊理論來嚇人，把批評原理說在前頭，立竿見影，讓大家見識非一般見識！

圖片說明：(右起)劉紹銘教授與王德威教授、陳平原教授、張隆溪教授在學術研討會上。相片由筆者提供。

後來，我回校找劉教授，欲以時任香港文學評論學會主席的身份，邀請他出任顧問。同事說劉教授不看電郵，也沒交代何時回校，可謂神龍見首不見尾。正沮喪之際，只見他人影輕身入房，我隨後跟上了，開門見山說明來意遞上邀請函，想不到他二話沒說就答應了。還打趣說：「我這顧問顧名思義是顧而不問。」我唯唯答是，他又馬上提出意見來，使我喜出望外。他說那本我放在他信匣、學會編製的文集《本土、邊緣與他者》他看過了，認為文章水平參差，說我們一些學者的文章有一定水平，卻夾入了一些稚嫩的文章。我殷殷回答：我想給年輕一輩機會。他馬上點頭，「那我明白了。」這想法的認同，使我對面會印象尤為深刻，至於當日論到香港文學評論發展應嚴肅看待，自不贅言。雖與師公往還不多，單是這件事，還是值得記他。

[1] 英文原稿見Joseph S. M. Lau, “Ts’ao Yu, The Relunctant Disciple of Chekhow and O’Neil: A Study in Literary Influence”, HK; HK University Press, 1970. 中文單行本最早由香港文藝書屋同年出版。

[2] 劉紹銘：《小說與戲劇》(臺北：洪範，1977)，頁110。

[3] 曹禺：《日出‧序》（上海：上海文化生活，1936）。

[4] 曹禺：〈我的生活和創作道路〉，原載《戲劇論叢》第2期（1981）；後載《曹禺自傳》（江蘇：江蘇文藝，1996），頁19。

[5] 見劉紹銘：《上帝‧母親‧愛人》(臺北：洪範，1981年)，頁39-60。

[6] 劉紹銘：〈文學的租界〉，《偷窺天國》(臺北：三民，1995年)，頁180。

作者簡介：從事文學創作、評論、編輯、策劃、學術研究多年。曾任教於香港大學、香港嶺南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2018年香港教育大學駐校作家，先後創辦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香港文學評論學會、書寫主義、「文學香港」網站、評論雜誌《真論》及少年雜誌《珍珠奶茶》等。著作《時間的靜止》、《天使頭上的小木屑》、《雷明9876》、《拯救雷明勇闖209》、《獨眼讀看──劇場、舞影、文學跨世紀》等。獲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教育（非學校）優異表現獎，最近編輯出版文集《You Are Not Al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