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失落的城裏，無論樓梯的歷史如何，濱海街的記憶怎樣，姑勿論去年煙花是否特別多，只是休憩從來沒有設限，我城也應更多選擇，就像蕭紅所說的，「蟲子叫了，就像蟲子在說話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甚麼，就做甚麼，要怎麼樣，就怎麼樣，都是自由的。」

文/陳志堅

那夜(編者按：2021年2月26日)觀賞了廖志強導演、吳美筠監製的文學影像，電影以八位詩人的書寫為根本，拍攝成獨立電影。影片分作兩部分，前部分獨立成片，主題為「失落的詩城」，後部分綜合幾位詩人書寫貫穿而成，主題為「尋找我城」。

我不是讀電影的，但這部文學電影觸及了好些文學視角，那就可以作為一部文學作品來閱讀。要知道導演不是要拍出文學與影像對讀，而是要藉著詩人的書寫重新開拓，作為獨立視角重新向觀眾說話。

「失落的詩城」以鄭政恆書寫〈樓梯街〉為藍本，以快鏡剪接方式切入，就像在說歷史的演變。一位女子在樓梯街附近尋找從前和歷史，電影選擇了具探索感的音樂，呈現主角沿街走路，在行走中攝影、尋索和思考，無論是「陳列着瓷器、象牙、名畫與雕刻」，還是「青年會赭紅的外牆、漆黑的鐵梯」，就像在記錄從前的歷史定格，又彷彿與魯迅在青年會相遇，雖然老調子已經唱完，但仍舊「聽見喧嘩如潮的沉默」。在這失落的的詩城，電影以樓梯街的拍攝作為重構我城想像的開始。

經過對歷史的想像，就像走進當世的處境。電影走進了吳美筠〈休憩界限〉的詩作，以戲劇方式拍攝一位似是露宿街頭的青年男子。他拾取一張報紙，內文與政事有關，男子把報紙丟掉，顯然對政事不加理會；隱約看見袋裏的結他，他是玩音樂的。如此對照，就像在說明現世的選擇，也作為後部分的伏筆，這種微小的電影語言，十分隱藏，卻有力量。然後，男子就在界限街的長椅上躺着，雙眼凝視碧天，這年頭，日子就像「在垃圾房乞求午睡，蜷曲的膠蟲，像曳不走的背心袋」，然而，「天橋底不屬於任何人」，電影鏡頭一下子聚焦在翠葉下陽光映入，又改易了清新的劇場音樂，主角雖然躺在街道旁無人問津的長椅上，但休憩自在卻是屬於他的，縱然他是草，也是微粒。那末，我們要問，我城到底是否容許休憩的存在﹖休憩與生活本質是否必然相對？誰有休憩的權利﹖進而，我們更會問，到底誰為我城定界限？故此，我認為八位詩人的創作結合成前後兩部電影，事實上都在這首著意探討「我城界限」的詩作和鏡頭下定調，然後再在其中開展一個個我城的故事。就是說，「休憩界限」其實就是我城界限，出處去就，也成為我城故事中理應思考的問題。

飲江〈於是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寫出《去年煙花特別多》的想像，「今夕復何夕，煙花多璀璨」。電影以默劇人的方式演繹，我認為導演的選擇是在呈現我城一張張蒼白的臉，對照地下鐵多重曝光的影像，緩慢的敘述節奏，「漫漫長夜不知是囚徒的幽默，還是囚徒的諷刺」。電影選擇以藍色光影呈現這世界，主角在人聲中默念着自己的孤獨，他不是沒有曾經外出的可能，然而再次折返，對著沒有質感的畫面，吃著自己的麵。如果詩作是呈現了節日裏沿街的燈飾，電影卻有力地呈現燈飾背後的乏力。在界限裏的故事，這或許是我城裏最多人的狀態。

至於劉偉成〈鰂魚涌濱海街〉是重新說了一遍故事。「我遺下一些東西在那裡，你提我找回。」電影以黑白鏡頭訴說孫兒替爺爺尋回從前的記憶作為藍本，蒙太奇的拍攝方式，以快鏡呈現多重影像，在不同的畫面裏尋找碎片化的從前。日光快速映入和快速倒退，是時間的明證，就是要說明「每天上班下班，我都走過，這條不起眼的街道」，它或許只有「回收紙」或「街尾肉檔」的畫面，但原來可以是某一代人的重要記憶，或者說是大部分記憶。電影選擇貝多芬的音樂，畫面瞬間轉為彩色，宏觀拍攝鰂魚涌海景，「爺爺，我替你找到了。」找到了那份平常街道裏的日常，也找著海傍那「見證時代的水平」。

「尋找我城」是電影的第二部分。電影以周漢輝〈上坡﹒下坡〉為本，假設舊時代的錄像拍攝，以長鏡頭的拍攝方式，呈現主角的內在心理時間。導演沒有選擇重映詩作的書寫，而是重新創作獨有的故事，在隨便的公園打籃球，吹泡泡，顯然長鏡頭想說白的是細水長流的父子情。而後部分紅衣男子的處理，以時空重疊的方式，藉鏡頭移動彷彿自己在看著從前的父子，也在看自己的長大。後來，那對男女對答時，「和沿街你告訴我的家事」，後面出現的男子就像是自己在看著自己，電影的意象原型大概需要觀眾多一份省思。

而梁璇筠〈回到香港仔〉詩作，導演選擇以介紹式的方式拍攝，無論是鏡頭移動還是場景切換，鏡頭選擇以慢鏡逐步放大，或快鏡聚焦，又以低視角拍攝呈現場景，顯然是在聚焦香港仔的特寫，例如天后古廟的地方景緻。此外，以宏觀視角拍攝香港仔的遊艇或躉橋，也是在說明這裏的狀態，固然以古典傳奇式的音樂配搭，更顯這裡的新舊共濟。然而，導演選擇以一男一女各自遊走在香港仔，最終兩人相遇，輕輕一笑，彷彿呈現〈回到香港仔〉詩作裏「純樸如最初」的狀態，敘述節奏自然，也可以說是重新演繹了詩作。

在眾多電影拍攝裡，羅樂敏〈椅子〉的拍攝，似乎是最貼近年輕人的思想，也可以說是我城年輕人現在最寫實的狀態。導演選擇晚上的場景，一位少女在抽煙，從表情和眼神充分呈現了一代年輕人的孤獨感，而導演選擇一位富有時代感的少女，或許在強化時代特質的效果。雖說孤獨不是年輕人的專利，然而，「各有前因的椅子，逐一搬到島上的角落」，鏡頭下有被可給移動的椅子，「被政府安置的休憩長椅」，不難理解現在許多年輕人本來就像孤島，每一張椅子都有著自己的從前，特別喜歡導演隨意拍了幾個一閃即逝的街坊，坐在椅子上是如此的百無聊賴，就像隨便地經過了大半生，而這些人背後的故事也像是在等着拍的。鏡頭也着重光影的處理，少女對着玻璃罐內的燈光，卻像絲毫沒有半點燭光的希望，如果我們細讀樂敏詩作的最後，「深深淺淺的浮刻，猶如無旗幟的旗杆」，也會發現作者是在呈現失落的年輕人那種無根的狀態。然而，導演卻藉著鏡頭切換，以日照的場景呈現少女一夜後重生的狀況，配以音樂的轉換，主角臉色轉變，看見島民的生活日常，就像逐步打破了昨夜沉厚的孤獨，彷彿在說明經過時間的淘洗，有了重新出發的可能，少女當下選擇做自己想做的事，再回到椅子安坐，這回卻有了同伴。這種日與夜的光影對照，自然地讓年輕人形成某種信念。或許導演打算在鏡頭下呈現另一種想像，也藉著鏡頭的力量，帶給年輕人新方向和可能，在我城裏尋找，又在尋找我城。

最後是鍾國強〈福華街茶餐廳〉。以茶餐廳作為尋找我成的最後故事，我想導演的選擇是有理的。茶餐廳本來就是我城的縮影，裏頭的人每一個都是我城的代表。也斯評陳冠中《香港三部曲》〈金都茶餐廳〉﹕「他只是以傳統的言情故事，老練的人情世故去寫某一個香港的深層心理、集體無意識。」所謂集體無意識，卡爾﹒榮格說：「除非你由無意識轉變為意識，否則你的一生將由無意識引導，而你把它稱作命運」。在茶餐廳，有誰不是喋喋不休，隨意說白，甚或盲從，只跟著走，抑或是孤單沉默，「直不起背來」，在思考恐懼，或是只是在發呆。然而，導演選擇的電影鏡頭語言，顯然是在呈現一位失落的男子，外觀看來，他有工作，也不太潦倒，在從前的情人面前強要裝出一點自信，然而背着別人時，卻是真真實實的那個失落於茶餐廳裡的人。在「一個慵慵的下午，工作在遠方喊着寂寞」，我城的茶餐廳裡，有多少食客在做着自己喜愛的工作﹖而當我們要踏出茶餐廳，回到我們以為熟悉的世界，又有多少人能昂首踏步，說這裡是我的原鄉，我以這裡為傲，「踏出門外是否還會想起，這個曾經那麼真實，那麼瑣碎的世界？」在「捱騾仔」、拼日子的生活中，生活從來都是困難的，甚而，我以為每當人從茶餐廳裏出來，就像谷崎潤一郎〈陰翳禮讚〉所說的狀態，「擔心在這樣的房間裡，忘卻時光荏苒，不知不覺中歲月流逝，出來時已白髮蒼蒼。」

尋找我城，或者就是從前青楊街的瞬間，地文誌裏的偶遇，島民的孤寂，或是茶餐廳裏的眾生。然而，我們卻要說的是，在失落的城裏，無論樓梯的歷史如何，濱海街的記憶怎樣，姑勿論去年煙花是否特別多，只是休憩從來沒有設限，我城也應更多選擇，就像蕭紅所說的，「蟲子叫了，就像蟲子在說話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甚麼，就做甚麼，要怎麼樣，就怎麼樣，都是自由的。」

作者簡介：陳志堅，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後於香港中文大學獲教育文憑、文學碩士、教育碩士。現職中學副校長、中國語文科主任、中國文學科主任。任教育局課程發展委員會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委員、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中國文學科目委員會主席，曾任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兼任講師、寫作比賽評審、校際朗誦節評審等。著有散文集《時間擱淺》、小說《離群者》、青少年小說《無法預知的遠方》、《紅豆糕的歲月》，主編散文合集《情味﹒香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