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身段】或許是時代找上了我們——記《四圍讀書會：一人文學》

影像帶來的感覺是震撼的，看到舞者的舞蹈、黑夜中的城市、以及那彷彿是已經死亡的香港又會否或如何重生呢？在黑夜中我們又是否只能像幽靈般活著呢？

文：小編

疫症肆虐足足有一年了，人們在這一年的生活模式完全顛倒：外出要戴口罩，人與人之間要有1.5米社交距離，而工作亦全部在家進行，那麼文學又會變成怎樣呢？在1月15日舉行了一場公私空間無間的線上《四圍讀書會：一人文學》，每人只能對四面牆來回應。原來是次讀書會是基於學會一個文學影像創作計劃，學會邀請了郭頌儀導演製作一套文學與影像有關的藝術電影，郭頌儀導演邀請了4位的年青藝術家參與，分別是詩人韓祺疇、唱作人Luna、編劇李昊及說唱創作人子馬，四人分別作答有關個人以至社會及藝術問題，並創作文本交由導演郭頌儀化成影像。

在會上4位藝術家分享了在疫症下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以至創作，如子馬因疫情關係影響了工作，但反而投放更多時間於創作；而韓祺疇則身處台灣，他初到台灣之時需一人面對14日隔離，雖然台灣疫情不嚴重，但每當看到香港疫情嚴峻的新聞，反倒有流落異鄉之疏離。導演郭頌儀表示收到大家的創作及問題答案後十分有趣，如李昊寫的小說是一個活在城市的人，他漸漸輕得如空氣般漂浮，這給了導演靈感，把4位年青藝術家的作品以舞蹈於影像中呈現。在會上播放了部分片段，如一位舞者在沙灘上的爭扎持回屬於自己的身份，又或舞者在黑夜的香港街道裏持尋屬於自已的地方，而韓祺疇為是次計劃創作的詩亦穿插其中。影像帶來的感覺是震撼的，看到舞者的舞蹈、黑夜中的城市、以及那彷彿是已經死亡的香港又會否或如何重生呢？在黑夜中我們又是否只能像幽靈般活著呢？

小編非常期待這部由香港文學評論學會製作，希望集文學、舞蹈與影像的行動藝術作品能早日面世，一窺究竟。據香港文學評論學會經理表示這套文學電影將於三月首播。這個行動藝術相信會為時代留下印記，不知放映之時，疫情遠去了沒有？

【文青身段】意識形態與國族之間——中國現代派與左翼文藝

戴望舒是一個文化中介者，亦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他在三十年代中國大量翻譯西方文學作品如波多萊爾，同時他又在法國的文學雜誌發表詩歌，可見當時的現代派的文人是有能力成為世界文壇的第一線。

圖為當日線上演講之截圖。

文/吳廣泰

現代主義在中國三十年代的上海已悄然出現，但與我們現在所認識的現代主義是否有分別，而當時的現代主義作家又是否如我們所想？鄺可怡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於11月6日所舉辦的網上學術演講：「從封傳七十年的信件說起——中國現代派和左翼文藝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對以上現代主義課題以及中國左翼文學的一些解答。

在三十年代的現代主義文學作品或作家，我們一般會把他們歸類為「新感覺派」，如劉呐鷗、穆時英、施蟄存、葉靈鳳、戴望舒等，劉吶鷗於日治台灣出生及長大，懂日文及法文，有一定的外語能力；穆時英的早年作品如《南北極》有左翼文藝的傾向，但他之後傾向了現代主義，更成為「新感覺派」的重要作家；施蟄存的作品多受佛洛伊德影響，他懂外語，並在當時主編《現代》文藝雜誌，認為是當時是站在世界文藝的第一線；葉靈鳳懂繪畫及外語，除創作外亦會翻譯及編輯，期後更南下香港，推動文藝發展；最後是戴望舒，他是眾人當中最具複雜性，他曾在法國留學，自學西班牙語到可翻譯程度，他亦是在三十年代南來香港的文人；他的詩《雨巷》，學習法語詩的斷句，此詩更是當時現代詩的代表。

鄺可怡教授指出戴望舒是一個文化中介者，亦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他在三十年代中國大量翻譯西方文學作品如波多萊爾，同時他又在法國的文學雜誌發表詩歌，可見當時的現代派的文人是有能力成為世界文壇的第一線。這裏有一個有趣的地方，普遍認為現代主義的課題是資本主義，但戴望舒卻以一個「左翼文人」的形象於法國自居，他在與當時年青的法國著名漢學家艾田伯通信時，批評當時著名作家馬爾羅，說他的作品沒有真正反映當時中國的革命情況。鄺可怡教授指出戴望舒的例子給文學研究者或文學愛好者一個啟發，我們不應對閱讀對像有預設框架，如戴望舒被人歸納為現代主義作家，但他卻自認屬於中國左翼知識份子，是世界的知識份子。

當然把戴望舒放回當時的文化語境，便會明白這種看似矛盾的意識形態，如在香港二戰前英國殖民的中立取態，與南來左翼作家抗日思想有衝突，不少作家如葉靈鳳便翻譯一些與戰爭有關的作品如《紅翼東飛》等，希望以翻譯對抗審查制度，宣揚抗戰思想；在當時的現化派作家面前，意識形態之爭往往不及國族存忘之爭，他們寧可選擇國族，如戴望舒和葉靈鳳。

因此當我們閱讀或研究時不要遺忘和忽視作家的隱藏部分，應將他們全面考察才能了解及接近作家的新貌。

[文青身段] 五四，青年必讀但難念的書？

文/匙耕

五四，到底有甚麼值得青年必讀之書？抑或五四本身就是一部青年必讀之書？

五四，到底講的是那場街頭抗爭運動，抑或尚未實現的精神理想？

人人都有手機隨身拍的科網時代，賽先生(科學)來了，德先生(民主)還是那麼遠嗎？

四圍讀書會：五四精神與青年必讀書

講者陳學然博士

我懷著這種心情，在疫情尚未平息的五四101周年的晚上，參加香港文學評論學會所辦四圍讀書會，聽「五四精神與青年必讀書」。在網上參加講座，感覺沒有那麼剎有介事。陳學然出版了專書《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以專家身份配合PPT上載，簡述當年在北京學界發生的五四。

四圍讀書會：五四精神與青年必讀書

文學角度認識五四通常從《新青年》開始。這次比較深刻的是講者提到當年五月四日，在天安門聚集三千名學生，手持「打倒賣國賊，收回山東權利」的標語示威。當時總指揮原來是傅斯年(1896-1950)。為甚麼注意傅斯年(1896-1950)？他受老師胡適影響，不主張動用武力。在軍閥極權的時代，火燒趙家樓，到底誰點火，恐怕一時說不清？讀陳占彪《五四現場》，有當事人憶述，現場見憤怒的學生潑煤油點火，之後北洋軍閥政府開始搜捕學生入獄。往後遊行罷課罷市……《五四運動的性質》作者余英時，有學生叫王汎森，曾撰博士論文研究後來成為台大校長的傅斯年，認為與其說他是「一個五四青年的失敗」。倒不如說一個「失敗的五四青年」。

傅斯年(網絡圖片）

至於香港的五四，我看過城大製作的短片[https://m.facebook.com/pages/category/Book/家國之間五四在香港百年回望-113097737017745/ ]，記述香港的五四運動被港英政府打壓， 難以引起巨大的衝擊。片中說香港的「五四」 運動發生在1919年6月4日。根據當天的《華字日報》，只是七、八個白衫褲學生在中國製造的油紙雨傘上用白油寫上「國貨」兩個大字，在街上緩慢步行，連口號也沒有吭一聲，便被警察拘捕，落案起訴，控告「此等舉動不准行於香港」。方知百年前香港已有第一場傘運。

五四發生與媒體興起，出版業崛起，助長知識文化有關。除了傳統的五四文藝書及雜誌，書評家鄭政恆推介較少人討論的小說《熱血痕》(1920出版)，作者寫時僅廿歲，已企圖通過文學介入社會事件。

圖片來源：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文學

作者孫受匡(1900-1965)皇仁中學畢業，創辦了當年香港第一個新文化機構「受匡出版部」。《熱血痕》珍本獨家收藏於中大。書中痛罵香港學「生」大多數是學「死」，作品亦已使用大量白話。

主持吳美筠指出歷史事件、文獻是歷史事實，讀歷史也講求如何詮釋，歷史視野。五四的文化精神，不同時代人言人殊，成為不同政治立場爭逐話語權的據點。正如大量搜攞1915-1923民間報刊撰寫《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的周策縱，在《五四運動史》中譯本再自版自序說：「五四」運動本身的複雜性和後來各黨派的不同解釋，更使親身參與者、所見者、所聞者、所傳聞者，前後的回憶往往自相矛盾；或加油加醋，畸輕畸重；或無中生有；或抹煞事實；或誇張減料，抹黑抹紅，幾乎無所不有。因此他深惡當代史實多在逢迎上意，為黨派之爭而去歪曲歷史。

《五四運動史》書影

這次網上活動參與者數十人，很少有人發問。提問只有一人。五四已經成為過去，對於當下的年青人，真的有關係嗎？

我們早已知道五四運動並未成功，有缺陷的五四，還能向這世代提供精神資源嗎？如果說，五四學生外對強權內除國賊的自信，生活和教育觀念的革新，代表著意識形態的解放，啟蒙(enlighten)，覺醒(awakeness)；那今天呢？余英時曾撰文分析五四的文化和歷史作用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8274;引述胡適曾將「五四」新思潮的根本意義歸結「評判的態度」。文中提及另一本胡適、雷震、殷海光等人辦的雜誌《自由中國》。若說是把五四精神再發揮到空前的高度，特別在政治領域的話，就是說明，通過對國民黨種種不合理政策的強烈批評，以異見聲音來宣揚自由民主法治，推動民主運動。雜誌終被國民黨所禁，最終停刊。

圖片來源：https://haikuang.org/

小文青最想不到，這雜誌竟是由當年寫第一首新詩的胡適所創辦所推動。胡適的新詩寫得差，眾所周知，甩不掉舊體套路，但有些用來唱便流行起來。其中一首〈蘭花草〉，網上聽過陳奕迅和葉倩文合唱版。

我從山中來，帶得蘭花草。

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時過，

蘭花卻依然，苞也無一個。

若以花為喻，又覺恍有所指。如此說來，五四今天，是否苞也無一個？是否看得太多種得太早？

相關文章：https://www.literaturehk.com/292939001328/2019/4/28

【文青身段】記第一次網上讀書會——亂世應否讀書？

面對着文明社會中最野蠻的事，我們是否仍有「餘力」去寫詩，談文說藝是不道德嗎？

文/小編

近日瘟疫肆虐，被迫減少聚會，每人皆為口罩奔馳；面對着天災人禍，香港整個社會都處於極度繃緊狀態，大大小小的藝術活動都被迫取消，精神生活陷入絕境。幸好，現今科技發達，足不出戶仍可知天下事，而本會以Zoom舉行首個網上讀書會，希望大家在壓迫的生活下找到調劑，但可能我們會不禁懷疑，藝術在亂世中是否仍有意義？ 是次讀書會主題是「亂世好讀是殘忍的？」，並以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的一句說話作引入：「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講者鄧正健指出這句說話在網上被不少人濫用，很多人不懂背後意思便侃侃而談。面對着文明社會中最野蠻的事，我們是否仍有「餘力」去寫詩，談文說藝是不道德嗎？但阿多諾看過保羅·策蘭（Paul Celan, 1920-1970）的〈死亡賦格〉便開始改變想法，他更在《否定的辨證法》中指出：「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後你不能再寫詩，這也許是錯誤的。」，而以上種種的出現是源自「資產階級主觀性的原則」。這種說法明顯是出自阿多諾的學術背景，他是新馬克思主義者，當中亦涉及不少馬克思主義理論；鄧正健更援引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的學說解釋，使聽者更明白阿多諾說話中背後的意思。

鄧正健在讀書會中推介了兩本書值得我們參考細讀，分別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的《知識份子論》及柄谷行人的《倫理21》，兩本書都是作者的講稿，非艱澀難懂的理論專書，大眾較易明白，而他們二人都是由文學研究轉向哲學、文化的多元路向；薩依德認為學者應利用其學識及專長駕入公共領域改變世界，具備此責任承擔的才算得上「知識份子」，而柄谷行人在書中說出了人應如何在社會中保有道德和論理。筆者對薩依德和柄谷行人的觀點非常佩服，而「知識份子」的論說讓人想起魯迅，如何用「筆」啟蒙民眾，改變一代人的思想。而當面對着超過我們想像的野蠻，面對着各方面不同的壓力時，我們又能否保持倫理和道德，在社會上做正確的事呢？

【文青身段】尋找多種賞詩的角度詩生活節 PoetiCity 2019

詩其實又盛載更豐富的意義，尤其是在文化藝術眾聲喧嘩的年代，詩尚有其他未被發現的可能性。

文/小編

如果你問一個普通的香港人，什麼是詩，他們可能會給你一個統一的答案，詩是一種艱深難明的文學。而作為一位愛好文學的青年，小編覺得除了「艱深難明」和「文學」，詩其實又盛載更豐富的意義，尤其是在文化藝術眾聲喧嘩的年代，詩尚有其他未被發現的可能性。

終於，小編帶著各種關於詩的可能性的疑問，在2019年10月4日，參加了由「太初工作室」與「一時」主辦，聯合不同協作單位合作的「詩生活節PoetiCity 」開幕禮———無錯，這一天正是香港政府宣布以緊急法的方式，訂立蒙面法前的一個晚上。在外在時局急速變化下，為這次開幕禮增加了一些不確定因素。然而，主辦方依舊盡量完成活動的流程，並且吸引不少喜愛文藝的朋友。「詩生活節PoetiCity 」自2016年起已經舉辦，聯結城中創意人才與文化機構，希望以創意 (Creativity) 、社區 (Community) 、跨界共生 (Coexitense) 三個方向呈現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蘊。今年的主題是「撕開」，著重拆解後的開創，這個意念套用在詩的創作和閱讀上，無形中連結了讀者和作者的共同關注。

活動場地有四個展覽區域，分别是「Represent 重現」，展示24位來自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HKDI) 視覺傳意高級文憑課程的同學與老師，將24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詩人的詩句化成24本小書。其次是「Reborn重生」，由攝計師重新製作19位本地詩人的詩集封面，19本詩集作為一系列一起推出市面。接著是「Reshape 重塑」，由設計師將幾位本地詩人的詩，化為天花板上的裝置，從另一個角度讀詩。最後是「Response 重疊」，設計師以互動裝置的形式與詩人周耀輝的〈放生蜥蜴〉展開對話，與觀眾一同走進詩的世界。這些展覽均衝擊我們對詩的看法，擴闊了詩的理解場域。

在開幕禮上，主持人方太初邀請不同界別的人士，作一次誇界創作人對話，分別有設計師、建築師、攝影師和作家等，其中有些對話內容對小編很有啟發。例如一位設計師重新設計某本詩集的封面時，由於改動了原本封面上的字句的位置，因而與詩集作者引起一些爭論。另外亦有作家表示，當自己的作品交予另一界別的創作人進行「再創造」時，自己從不干預。從這些爭論中可見不同界別的創作人，對創作有不同的考量和堅持，令人聯想到藝術本質的問題，十分有意思。

10月31日將會是詩生活節 PoetiCity 2019的最後一日活動，主辦方將在晚上七時半至九時在維園舉辦「文字手巾體驗＋音樂 ＋讀詩」，維園的晚上過詩生活，相信自六月以來首次。

【文青身段】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文學組主席？

文：小編

在10月14日於灣仔舉行的藝術發展局選舉論壇，雖然因先前政局而改在閒日下午時間，但仍有不少市民到場，特別是文學藝術界別選舉，在討論其間更是座無虛席。今年文學藝術界別的民選代表委員選舉參選人有兩位，分別是編劇甄拔濤先生及香港文學促進協會副理事何佳霖女士。甄拔濤的政綱主要是守護創作自由、爭取建立屬於香港的文學館、在國際層面推動香港文學等；而何佳霖的政綱主要是建立香江文學庫電子版、在圖書館增加小型文學館、建立文學交流平台等。

在答問環節，2013-16年文學範疇民選委員本會主席吳美筠博士提問，如何策劃及組織文學館的架構、構成；並向何佳霖表示自己在任內已促成香港公共圖書館香港文學資料室資料的擴充及作家資料網上連結，又指香港中文大學亦有香港文學資料庫，不明白何「建立香港文學電子資料庫」的政綱。她又指何為香港文學促進協會會員，日後會否因避免利益衝突而退出協會。但何亦只含糊其辭，說一切聽從藝發局指示，未有完整作答，台下聽眾再三追問會否資源重疊時才稱「自己了解不足」。作家鄧小樺稱自己從事文學亦會涉及政治，如編「六四」詩選等，藝發局如何保障創作自由。甄拔濤稱他參選的最大原因便是保障香港人的創作自由，並建議增加藝發局民選委員等，而何佳霖因已用盡回答時間，並未有發言。

候選人辯論環節，甄拔濤向何佳霖詢問對「六四」及反送中的看法，並要求何舉出現時藝發局文學範疇的資助類別。何佳霖聞訊即面有難色，指「係咪一定要回應？」她形容六四事件是悲劇，應該由歷史去評判。至於有關「反送中」的看法，她「淨係難過」，稱暴力無法解決問題。其後甄批評何在多個議題上無法下判斷，更直言：「咁點解仲要出嚟選？」他指出藝發局委員需面對不同判斷，而判斷是建基於理念及是非黑白，他之後主動稱「六四係講緊一個政府殺人，逍遙法外咗30年。」就在此時，台下操國語口音為數約二十餘人的老年觀眾大聲叫囂，指罵甄拔濤，主持人多次要求安靜亦無果，其後更有人激動站起指著甄大叫，「你係唔係中國人？」「講文學唔好講政治」，令台上辯論一度中止，主持曲飛一也難以維持秩序，此時在場不少其他聽眾亦叫喊，「走啦！」「講廣東話！」，主持人呼籲台下聽眾冷靜，但台下仍有何的支持者不斷指罵甄。甄繼續發言時強調文學與社會政治已密不可分，談文學必定會牽涉政治，文學作品有否涉及政治亦有關創作自由。

在論壇尾聲，何佳霖只剩最後七秒發言時間，她說：「我係中國人，我愛中國、我愛香港」。甄拔濤則以最後兩秒發言時間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作結，贏得台下歡呼及掌聲。最後一眾操口音的老年觀眾亦隨何女士的離開一同消失於會場。

小編認為何佳霖女士對藝發局的運作和香港的文學界不甚認識和了解，修整香港文學的工作其實不論是坊間如香港中文大學，或是官方部門，如公共圖書館等亦持續進行中，但何女士仍主力在政綱上倡議電子庫，反映基礎掌握不足。此外何亦指希望可協助不同派別階層提供創作條件，但她多番強調協調「南來作家」融入香港文壇，透過對話作溝通交流。小編對此十分疑惑，香港自三十年代起已有不少著名作家是「南來」，如劉以鬯、葉靈鳳等，他們都成為香港文學的一部分，為何現在又特別標名「南來」製造對立，香港文學內涵從來深廣而包容，只有好或不好的作品，不會畫地自限。而甄拔濤先生倡議建立屬於香港的文學館實是好事，但在執行和策劃上必先有周詳的計劃，要慬慎推行，與現在已進行編修香港文學的團體或部門多溝通交流，避免文學館流於局限。

【文青身段】詩之發現與鏡頭想像下的街道記憶——《尋找失落的詩城——四條街的鏡像》

文/吳芷寧

「善忘的香港人」是近數十年不時聽到的描述。大家真的喜歡遺忘？抑或是未曾找到記錄的方法呢？事實上，我們對自己的城市總是習以為常，幾曾發現自己在街上踱步時，街道就是生活足跡的見證者。2019年9月29日在尖沙嘴郵意咖啡店，香港文學評論學會發佈了電影《尋找失落的詩城——四條街的鏡像》，正告訴我們，街道可被詩所發現，與鏡頭相碰後更可展開無限想像，對抗遺忘！

捕捉流動的街道——〈樓梯階〉

　　「樓梯街」因為「人」而變得流動起來。電影也善用詩中樓梯意象，借用女孩的視角，上上落落，在街道來回往復。明明在鏡頭下的街道是變化萬千，當下想抓緊它，下一秒卻流逝。但有趣的是，女孩卻相機不離手，以「硬照」捕捉街道。拍照令人停下來，回顧街道，憶起我城的種種過去：魯迅先生在青年協會的演講......同樣，被電影鏡頭框著的只是街之一隅，當畫面流動時，我們的記憶也隨之有所觸動，與街道、詩暗生關係，它們給予了樓梯街的「沉厚」，也呈現了童年的「詭奇幻想」。

歷史下的塵粒—─如果你是〈休憩界限〉的主角

　　觀看〈休憩界限〉的電影改編時，很自然便會進入主角的拾荒視角；但與原著對讀時，便會發現電影彷彿是評論，視角的運用是對詩的一種詮釋，反而揭開了作者隱藏到最後才出現的「我」。界限街改編為電影時是一個充滿歷史記憶的街道，對於在那裏執荒為生的小人物來說，好像甚麼也不是，「今日是何日？/今天是昨日的明天」。電影中多次把鏡頭轉向天空，好像告訴我們即使男人有多狼狽，甚至社會有何種變化，天空也不會同情，依然晴朗。

今夕復何夕 煙花多璀璨——〈於是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

　　當囚徒重返城市生活，他每天都會比在獄中更精采嗎？電影以默劇方式處理囚徒的角色，而且他整個造型都只由黑白構成。囚徒走在街上時，躋身來來往往的人群，自己好像格格不入。默劇的演繹更暗示囚徒的內心世界只有自己，面對著無限的孤寂， 片中更不時出現杯麵自己一個吃，路自己一個走的畫面。「今夕復何夕/煙花多璀璨」最可怕的不是時間流逝，對囚徒來說最哀傷的是，與如斯美麗的街景相反的心情。

橫向視角重塑的街道——鰂魚涌海濱街

　　當我們置身街道時，總有縱橫交錯的感覺，往來的車輛，四面湧現的人，濱海街也一樣。流動是我們對街道的一種認識，描寫風物也多用「步移法」。不過，鏡頭下的濱海街卻是多個橫向的定格拼湊而成。雖然片中多次變換畫面像是步移，但停下來的時候彷彿是定點，刻意用橫向鏡頭框起濱海街。橫向視角是一種象徵，它就是從濱海街感覺到，那鰂魚涌的海岸線。水平線的改變也意味著生活所起的變化嗎？電影鏡頭重塑的海岸線提醒著在現代都市生活的我們，街道、人事的今昔變遷。

後記

　　街道縱橫交錯，記憶斑駁零碎，所以容易遺忘。詩人重新發現了四條街道的情志，以電影呈現，鏡頭前表面上對詩作詮釋，可能導演廖志強其實別有一番情懷。電影鏡頭無時無刻在提醒著我們，正因如此，我們更需要詩的再發現，以及形像光影添設想像。

閱讀豈止為分數

文/小編

香港文學評論學會和書寫主義於8月30日合辦了一場〈閱讀，不必是打分數的「報告」〉的講座，講者有新銳00後年青作家勞緯洛和資深評論人鄭政恆，新人與舊人之間的對話亦擦出不少火花，二人向聽眾分享了閱讀和寫書評的心得，並指出閱讀報告和書評的差異。

剛在今年考完DSE的勞緯洛比較了閱讀報告和書評的差異。在DSE的中文科考試中，有一份校本評核（SBA)的考核，當中需要撰寫閱讀報告，而勞緯洛以過來人身分指出說，閱讀報告與書評都是對書的睇法，但最不同之處是閱讀報告是分數先行，一筆一字都是為了拿更高的分數，而且是有一套「取分方法」，只要遵從框架結構，找出書中問題，清楚表明立場；或以一重要場境分析貫穿中心，但往往因字數限制，淪為內容簡介。書評則是自由的，可提出個人意見和想法，更著重書的背後概念。SBA對勞緯洛來說亦有所得著，SBA 要求多元閱讀，需認識不同範疇的知識，非文學書反而擴闊視野，增加文學以外的興趣，對個人成長有所幫助。

鄭政恆認為撰寫「內容簡介」亦非壞事，因為簡介是書評基本功，撮要是功夫和歷練。他亦鼓勵年青人多閱讀，要學懂如何從框架中找到自己的興趣和位置。他又指出在這紛亂的年代，年青人所肩負的東西更多，而他們所身處的時代和經驗可刺激閱讀和寫書評。鄭政恆又指出可從幾個範疇的閱讀擴闊視野，如時代、學說、歷史、社會文化等不同的入手點會有不同結果，產出不同風格與角度的書評。

評論是進入作品的方法

對於文學評論，二人皆認為評論有助讀者更了解作品和方便閱讀。勞緯洛認為先觀看文學史或評論方便進入閱讀經典，亦可學習用別人眼光看世界。鄭政恆指出應先閱讀人類最好的書才可提升層次，培養人生視野，累積基礎，但不論古今的經典名著，都需要透過工具（知識）才可真正閱讀經典，評論正是連接世界與作品的重要方法之一。

在問答環節中，中學中文教師志堅sir亦分享了一些心得。他認為可以把書評和閱讀報告的質素拉近，而當中最大的問題是，很多學生皆不敢打破固有主題框架，往往對已知的主題帶著無限的認同來閱讀，缺乏個人觀點，不能抽離寫作時代。對於老師推動閱讀方面，分數為先、考試主導的教育制度，導致機械式的操，練出現而不敢把教學時間閱讀，令中文教育倒退，更使語文變得無趣。而文本細讀等較高層次的閱讀技巧，實際上可提高同學對中文的理解，甚或對世界的認識。

今次的對談不分老中青，只要對閱讀或評論有興趣的皆可自由發言，大家的對話沒有任何前設，學生、老師、或資深評論人皆真誠交談。這次的對談讓大家明白，書評和讀書報告的分野限制。閱讀可為人帶來眼界和批判力，而不同時代的人亦有屬於他們的視野。

七月「倪匡與衛斯理的科幻世界講座」後記

文／小編

風雨飄搖的夏天，幸好還有書可撫慰心靈。七月二十一日書展中舉行的倪匡講座本來是小編日程中最期待的一日。

講座當日下午一時舉行，但不少讀者在書展開始之時已到會場外排隊，小編訪問了最早到達的書迷，她因為在報名後得知講座後會有簽書會，但只限首一百名讀者，機會難得，特意提早到達書展門外守候，待開場即跑往會場外排隊。她更拿出於書展中購得的倪匡早期作品《冷血人》予小編分享。

講座上，倪匡除了分享居家逸事外，亦解答不少讀者問題。其中有讀者問到「如果想寫小說應如何開始？」倪匡即回應說「立即！」他表示想寫就要寫出來，不要只停留在「想」的階段，創作的好與壞要寫下來才能評價，所以建議大家想寫就要馬上寫下來，不要等，而且寫下的作品就算不滿意也別要扔掉，要存起來。他指自己年輕時其中一件後悔的事，就是把寫得不滿意的文稿扔掉，笑言如果這些手稿於現時拿出來必定讓出版社爭相發行，倪匡的一番話引得大家鬨堂大笑。

倪匡先生的對創作的建議除了適用於小說外，其實也適用於評論，一部作品的好壞要寫下來才能評價，同樣地評論也需要寫下來才能得到更深刻的思考，若只停留在「想」的階段豈不可惜？

是夜，小編拿着倪匡先生簽名的《頭髮》細看，心有所感，故在此節錄予大家分享：

對邪惡的最後審判，對人性中醜惡一面的最後審判，是幾乎等不到的，地球上的人類，既然有醜惡的一面，也有美好的一面。為甚麼總是醜惡的一面統治著一切。而美好的一面屈居下風呢？地球人是不是可以自己對醜惡進行審判，而不再等待？

　　等待是渺茫的，看來，要盡快解決問題，只有自行審判，但是地球人有這個機會嗎？

　　這許多問題，我都無法回答。

　　誰能回答，請告訴我。

　　誰？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八日

《頭髮．後記》(節錄） 倪匡

香港出版面對窮途末路，抑或白色恐怖?

文/小編

香港中小企書刊業商會(1)每年書展前總要發聲，今年7月13日舉辦的業界研討會，副主席彭志銘力數香港貿發局搞的書展力數年年唱好唱旺，又年年加費，租金及入場費上升，貿發局收入可觀，但參展商同業卻只覺賣書生意沒有實質增長。眾所周知，書展近年已淪為散貨場，家長買書包、文具、補充作業的聖地。發行壟斷，獨立書商營運艱難。研討會集出版界不同參與行業的發言人，卻齊齊申訴，香港出版自由如在何不知不覺中收窄。

出版作家潘國靈曾在大陸出版，作品每提及「香港」一詞，必冠以「中國香港」，難道提及紐約又要叫美國紐約嗎?結果出版社沒有跟隨作者意思，也曾聽過作家作品被篡改，出版時發現被改了原文。香港作家只有忍受一途。有些作家像李歐梵則不太跟貼編輯校對，也不著緊書面世時是否保留原貌。本地作家如要在香港出版著作，因香港沒有出版代理人這種資本主義下的制度，只有自資或聯絡出版商，或申請藝發局資助等途徑。

榆林書店老闆徐美玲打趣說，有些讀者上她的書店，特意找大陸版書，就是想比對一下原著，大陸經審查篡改後的版本。榆林是家庭式經營的二手書店，堅持定期上大陸搜羅值得引介的書，誠品未進入香港前，不少香港知識分子靠榆林入台灣書， 或尋找絶版書和心頭至愛。

書出版也需要發行，發行一環在香港被壟斷成為獨立出版最頭痛的事。里人發行商陳國華表示，八十年代三中商不入台灣書，香港不少發行商發行台版書，可是大集團壟，直接向源頭取貨，獨立發行商收縮，造成,下游書店困境。台灣近年獨立小規模的出版社有一千三百多家，十分蓬勃，不似香港缺乏平台。香港獨立發行商勞務及運輸成本高，集團書店改用中央採購方法，發行無法個別分店推銷，只靠書店活動促銷。最近更有物流存倉改在南沙補稅區交貨，令一眾獨立出版商手足無措，不但運費高昂，地點是禁區，不知如何自由取回。當天討論，似乎物流一方把安排暫緩，並非撤回。一旦落實，香港出版的發行便更加雪上加霜了。

52 Hz出版聯盟自數年前由文化工房、kubrick、印象文字、格子盒作室、Book B等聯合組織，每年參加台北國際書展，把獨立書店的書帶到台灣，是一種偶然發生的故事，之前台灣也報導過。(2)若沒有這些交流，台灣竟然也曾有人以為香港九七後只出版簡體字書。

Kubrick經理譚麗雯親身經歷在大陸辦書店的經歷使她甚能體會香港出版自由的好處。Kubrick在大陸北京、杭州、上海、重慶、深圳設結合電影院的書店，每本香港書通過合法送檢成本差不多是書價的23%， 但銷售大陸書也有風險。書店曾出售獨資經營的書，因沒有ISBN編號給官方控告。而職員往往要承擔刑責，故在陸辦書店也有不少風險，香港書外銷大陸難關重重。

利高印刷老闆關偉良是知名印刷廠商，由以前植字時代到菲林製作，發展到電腦輸出，及至今日擁有按件印製print on request的技術，他經歷過香港印刷業的盛衰。九十年代不少印刷廠因成本上漲而北上設廠。利高仍以香港為大本營。香港印刷保持了出版自由的優勢，有些書籍不得不在香港印刷；例如出版世界地圖，在大陸印，台灣島不可以用不同顏色，於是地圖必須在香港印。一些色情元素的書，有達賴喇嘛相片的書，都會遭禁制。曾經有出版商的書第一版在大陸印刷沒問題，第二版卻遭檢控，因為審查出其中一頁有達賴喇嘛與作者的合照。而印刷品遭在大陸遭檢控的話，印刷廠負責人會受刑責，廠房也會被搜查。他認為印刷是涉及意識形態的行業，在大陸印刷有相當風險，但成本又比香港平均便宜四分一。香港印刷商更講求誠實，不印盜版書。從印刷商的遭遇使小編覺得，值得香港人珍惜和重視的是香港擁有的出版自由。

(1) 該會2019年成立，以推動文化產業和共創營商生機為宗旨。

(2)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210000837-260301?chdtv

【文青身段】《六四三十，以詩為記》

「在開槍的時候  伸高你的雙手  

  一個同行人倒下

你忽然明白長久

三十年或更多你不必遺忘

  世界存在但你不  」

詩會現場

文/  米亞

 

在許多事情已發生或未發生，發聲或噤聲以前，二O一九年六月四日這晚還是需要被記得的。

那天晚上有酒有詩，些微燈光微亮，詩會開始前夕，約一千尺的Sense 99連上落的樓梯都堆滿了人，人與人的距離縮短至數厘米，屈膝而坐以後，我就融入了所有人的靜默，以及作家黃碧雲念詩的憂傷。

三十年的故事隨勸喻隨表演藝術家黃譜誠音樂伴奏而起：

「  請不要登上火車

昨日已殭

你再也看不見荒涼的樺樹  」

黃碧雲讀的詩掉落了「請不要低頭走路」、「你再也看不見自己」等句，這些失落沒念出口的字句，就成為了在座人默念的碎語。

詩句中的人「不可再行走」，黃碧雲就閉眼站着，開口帶着疑惑讀：

「為何微張的嘴  微微向天

陽光明媚還有一個人走過」

一個人走過。詩會中有一個人走過到前面，念詩。那是一首圖象詩，描繪王維林擋在坦克前的畫面，他覺得出席紀念活動的人都像擋坦克的人，於是在場的人都站過起來，那時不是為了默哀，而是想像與他一樣，我們在各自生活都擋著什麼般，直視面前不具形體的權力、壓迫。

「  墨綠列車穿過，三十六小時北行

在一條灰黯灰雨灰鐵的長江大橋

懸空  爆炸  」

黃碧雲讀過，又陷入良久沉默。

有不少參加者在詩會中沒有沉默，多次呼籲在場者在六月九日上街參與反送中遊行，其中亦包括水煮魚文化行政總監羅樂敏。人們紀念過去的同時，那時還會將目光放在我們今天看為過去的未來。[編者按：結果，六月九日103萬香港人參與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遊行。當晚政府宣報繼續二讀條例，引起不少商店及文化團體發起罷市罷工。]

「在開槍的時候  伸高你的雙手  /  一個同行人倒下  /  你忽然明白長久  /三十年或更多你不必遺忘  /  世界存在但你不  」音樂稍變，沉重的節拍好像會令人聯想至更遙遠的未來。

黃碧雲在詩會表示，原本不打算做任何公開悼念活動，直至她在五月得悉曾創作六四禁歌的獨立搖滾歌手李志被封殺，就把湧出的感情轉化為詩，寫下《模糊記述，六四三十》，同時與《字花》籌備是次詩會。詩會中的水果酒，就是由黃碧雲製作提供。

「  種子並不知道

內裡所有的掙扎與可能  」

於是我想及現在的今晚及明天的未來，就不再單單寫下去了。

作者介紹：米亞。世界絢爛她還來不及看。

【文青身段】《緣分之必要：從葉輝的美學散步到蔡元豐的文學香港》

有幾股好強的氣降落在英皇道1063號── 葉輝先生以一篇評論顯示橫跨文學與美學的氣；蔡元豐教指文學作為一個城市的映照，看見一個文學的香港； 吳美筠即席示範把兩人複雜的論述四兩撥千斤，向在場中學生點明重點，成為傳承的橋樑 。

 文/小編

講座出席者眾，當中更有著名詩人飲江先生撐場。

先打頭陣的是葉輝先生，葉輝先生以一篇評論橫跨文學與美學的「氣」，名為〈形象與抽象的美學散步〉，風格自成一體例。當中博徵博引，學貫中西，由他與熊秉明先生、宗白華先生的緣分說起，由古典詩同抽象派畫作，講到各種的恐懼與焦慮，親自示範了評論的高度，讓在場者初窺評論門徑嘆為觀止。

及後有蔡元豐教授從香港文學講到文學香港，指文學作為一個城市的映照，評論作為文學的一種文體，當中的價值是如何重要，讀者如何通過文學作品重新發現香港。驚喜的是，香港文學評論學會於講座首播「動文學」之〈可記來時路〉，主要訪問批評家陳國球教授，內容亦提到香港文學在地的價值。而蔡元豐教授自爆他是陳國球教授早年的學生，他手執一本《香港的抒情史》，笑容可鞠，彷彿憶起一些前塵往事，心中敬意溢於言表。但他事前完全不知道講座會播映這段短片，這巧合得可愛，也是一種緣分。

蔡元豐說香港文學作為評論，用論述呈現一個文學的香港。

蔡元豐教授更向在場學生、老師提問：什麼是一個好的文學評論，鼓勵大家表達意見，及後由結構、語言能力等角度總結何謂好的文學評論。葉輝先生則簡而言之，用「假大空就是差的評論」，提醒大家避免內容空洞、欠缺實證的評論。就像大家即興討論的《倚天屠龍記》，兩人使出正、反兩儀劍法，讓文學評論更趨立體。

蔡元豐教授忽然讚吳美筠聰明，聰明在巧妙地設題：文評的價值，批評的批評。她謂，評賞也是一種評論的評論。蔡更向在場學生、老師提問：什麼是一個好的文學評論，鼓勵大家表達意見，及後由結構、語言能力等角度總結何謂好的文學評論。葉輝先生則簡而言之，用「假大空就是差的評論」，提醒大家避免內容空洞、欠缺實證的評論。就像大家即興討論的《倚天屠龍記》，兩人使出正、反兩儀劍法，讓文學評論更趨立體。

看到一本書、閱讀一本書、買下一本書，通通都是緣分。這次文評大賞講座廣結善緣，亦得力於藝術發展局資助，提供場地。這個緣分將大家帶到文學評論、香港文學當中。緣分是一種難以解釋的抽象事物，但卻形象地展現在我們眼前：今日大家聚首一堂，探討文學評論，樂在其中。最後提醒大家，香港文學大賞2019將於7月31日截止！

【文青身段】《廿載思憶 細說舒巷城——舒巷城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座談會》

 舒巷城與劉以鬯可代表香港文學中本土書寫的兩條路線，舒巷城以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角度書寫香港，而劉以鬯則以一個外來者角度書寫香港。

座談會現場

           文/小編

在四月的第一個星期六，在尖沙咀商務圖書中心舉辦了一場有關舒巷城的紀念講座：《廿載思憶　細說舒巷城——舒巷城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座談會》。在會上，巷城嫂分享了很多二人相處的時光，娓娓道來，如何由相識、如何由遠距離戀愛結為夫婦、一起生活中的樂與苦、如何在這二十年間整理文稿，從言談間感受到巷城嫂的愛慕和思念。我們從各種的生活小事中感受到舒巷城的氣度與慷慨。

巷城嫂分享了很多二人相處的時光

席中的香港教育大學的陳智德博士認為，舒巷城的作品不單在香港文學有重要的位置，而更重要的是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同樣有重要的位置。陳博士認為舒巷城的作品擴闊了「鄉土文學」的內涵，過往談及鄉土，都會一貫地聯想到農村、鄉郊等，舒巷城的作品被公認是「鄉土」的，但大部分的都來自城市，當中生活的人被欺壓或是艱苦生存，舒巷城的作品賦予了「鄉土」一從新的意義，而更可藉此使「香港文學」作為對整個現當代文學的對話方法。

陳智德博士認為，舒巷城的作品不單在香港文學有重要的位置，而更重要的是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同樣有重要的位置。

講者之一的梅子先生認為，舒巷城與劉以鬯可代表香港文學中本土書寫的兩條路線，二人的作品都是充滿「在地性」，對香港有深刻的描繪，但當中又有著不同，舒巷城以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角度書寫香港，而劉以鬯則以一個外來者角度書寫香港。梅子亦指舒巷城「文如其人」，溫柔中亦有其風骨的一面。不少舒巷城的故友亦有到場支持，如他的堂侄發言補白了他早期的生活片段，又他在五十年代時的鄰居，道出了當時西灣河太寧街的境況，大家每天無所不談的日子。

梅子亦指舒巷城「文如其人」，溫柔中亦有其風骨的一面。

有前輩說過，世事千變萬變也好，只有情是不變。我相信文學是不分新舊「老肚」，只要是令人動之而情便是好文學，我相信即使過了多少年也好，舒巷城的作品還是值得一讀。

【文青身段】誰DQ了閱讀？

畢竟閱讀是感性的，報告通常是理性的，兩者要求和規格也有所不同，不帶目的的閱讀才最舒心。學生對指定書目已提不起勁，自選書目又被老師DQ(不能夠取高分，因DSE，閱讀報告也計分)，實在令學生好挫敗無癮。

「誰DQ了閱讀？」海報

 

文/小編

書展創新高與閱讀風氣

DQ一詞自從在立法會出現後，好像所有事都可以很容易被DQ。就像最近鬧得滿城風雨的村上春樹新作《刺殺騎士團長》，被淫審處審裁為二級不雅物品在書展上禁售，特區政府再次以曲線手段成功將香港推銷到國際！貿發局無懼負評，書展閉幕隨即以完勝姿態公布，高達104萬入場人數是歷屆之冠，以數字舉證成功，但不少參展商表示「旺丁不旺財」以至嚴重虧蝕，不過大家心知肚明數字創新高跟提升閱讀風氣並無直接關係。

講者：梁愛玲老師

來自中學、大學、教育、媒體及文化界等年輕人，聚首在突破書廊，由香港文學評論學會辦的書展外圍青年論壇，一同評價書展成效和分享閱讀經驗。正如一些評論人和年青人指出，書展多年前已淪為大賣場的偽文式消閒娛樂，除了賣書以外還有很多無關重要的產品同場出現，縮窄了內地和台灣真正賣書的範圍。貿發局角色本來就是要推動經濟發展，真正目的又不是向市民推廣有質素的閱讀和本地文學。這麼一說又不無道理喔，在商言商賺錢才是目標吧。想像如果書展交由民間的文學組織籌辦，在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底下會如何？未敢想像成功或失敗，因為兩者對書展的概念是不同的，反正大家只看重數字去評定功過，文青文人辦書展若然「撻Q」，又好易被狠批不理主流市場來圍爐取暖。

論壇現場情況

閱讀有趣，寫報告倒了胃口

小編回想當年小四被口水多過浪花的講古老爸引導，常誇讚諸葛孔明有多神通廣大運籌帷幄，令我對這位最接近神的男人產生極大的好奇。於是當我一口氣看完中國四大名著之一《三國演義》，發現它是一部充滿男人情義和鬥智鬥力的小說，就徹底被羅貫中筆下神化的歷史人物完全征服。然後中學時代再讀《出師表》，我才發現忠心與愚忠可能是一線只差。閱讀有時也並非一條直線的單向接收。事實上，同場有不少學生哥說沒興趣逛書展更說閱讀不是問題，但閱讀完後要精準的寫報告才最無趣懨悶。小編完全感受到他們的困惑與不爽。畢竟閱讀是感性的，報告通常是理性的，兩者要求和規格也有所不同，不帶目的的閱讀才最舒心。學生對指定書目已提不起勁，自選書目又被老師DQ(不能夠取高分，因DSE，閱讀報告也計分)，實在令學生好挫敗無癮。相反，有些同學說從小對閱讀和報告兩樣事都不拒抗，還曾經上課時在抽屜偷看小說，主持問誰有此癖好，舉手佔全場大半才讓我感到有點意外。

講者合照

閱讀可以拓闊眼界和培養心性，同時也是一件關於個人品味和歷練的事。於是我猜，喜歡閱讀是否有先天和後天之分？學校想要學生在閱讀中尋找家國、道德和人生，從而培養個人品性是否太過一廂情願？還是如老師所言，要找對切入點，擊中同學的興趣，方能水到渠成？不是所有名著看完都有感召，我們當下也有要面對的社會問題，強行要拉人回到災難深重的時代，會不會太離地，令人難以投入？當然，也難保有朝一日我們靈光一召，會產生興趣。

【文青身段】足球同文學，大纜扯得埋

他目睹過巴西球王比利來港那場球賽，他做出7個連環動作，成功穿越幾位紐卡素隊員，令球迷讚嘆不已。

「文學十二碼」活動海報

足球同文學，大纜扯得埋

足球與文學，一動一靜，一急一緩，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在熱衷閱讀的球迷眼中，足球同樣是研究的對象，更是充滿激情的書寫對象。

6月24日下午，在赤柱體育館的室內五人足球場內，香港文學評論學會開展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四圍讀書會──由足球開一場「文學十二碼」。傾談過後，男生們穿著代表不同國家球隊的球衣，或有裇衫皮鞋，踢了一場斯斯文文、沒有球證也沒有罰球的文人足球盃。

開波！

香港足球的前世物語

書寫足球誌的莫逸風認為，香港足球的歷史值得被保留和書寫。2007年訪問了大埔足球員的故事，他與朋友黃海榮合寫《和富大埔•足可圓夢》。書一出，迴響很大——因為有關香港足球的書太少了。於是，他們開闊書寫層面，於2008年寫下《香港足球誌》，收集1968年到2008年香港足球的口述歷史。他嘆息，出書距今已十年，有些曾訪問的人已去世。再過十年，這批人將一一離開。所以他希望盡量保留香港足球的歷史。

他自稱不如資深球迷，很多精彩賽事沒經歷。比如，1975年6月24號亞洲盃外圍賽，香港對北韓的賽事，踢到3比3，要12碼分勝負，踢到13比14，最終北韓贏了。整場球賽踢了3個小時。傳聞當時在進球的一刻，整個屋邨都在震動。可惜，如此精彩的場球直播沒有保存下來，流失在香港足球歷史的長河裡。

這次讀書會的主持馬世豪博士十分懷念舊時用收音機聽足球講解。作為老師的他，曾向學生播放已故體育新聞主播伍晃榮，報導2002年世界盃英格蘭對阿根廷的分組賽事。儘管短短一分半鐘，學生的回應是，聽到那聲音和用詞，就彷彿置身現場看球一樣。反而現在的足球講解一點也不好聽，有時「好想mute咗把聲」。

參與者當中，有年過七十的蘇Sir，手舞足蹈地講述青年時代看球的趣聞。比如，他目睹過巴西球王比利來港那場球賽，他做出7個連環動作，成功穿越幾位紐卡素隊員，令球迷讚嘆不已。

足球場開讀書會

足球與身分認同

硏究足球文化的容尚正指出：「如果足球比賽單以競技表現來衡量，歐聯決賽是世界上最好看的球賽。但為什麼世界盃比歐聯決賽更加引人注目呢？因為世界盃涉及競技之外的因素——民族身分。實際上，足球也被賦予很多社會意義，會體現國家、地區、宗教等層次的身份認同。」他分享了一次在歐洲旅行的經歷。那時他看完曼聯，路上有人看到他穿著球衣，便聊起足球，說他沒有去看曼聯，寧願支持他們小鎮的球隊。小鎮球隊不一定比曼聯好看，但他懷著強烈的地區歸屬感。首次參加讀者會恒生管理學院中文系劉家宜十分認同容的觀點，打趣說，去旅行跟陌生人聊天，第一個敏感話題是宗教，第二就是球隊，球迷身份也是一種身份認同。

文學與足球，怎樣用大纜「扯埋」？馬世豪介紹，說到香港足球與文學的關係，一定繞不過一位香港女作家——西西。西西的爸爸是一個球證，她從小就跟爸爸去看球，看球經驗成為了她書寫足球的素材。馬世豪現場朗讀了《耳目書》裡的《看足球》，她覺得南美的足球好看，因為南美的小說好看；她喜歡哥倫比亞的球星，因為哥倫比亞的書精采。她還寫道,1990年世界盃荷蘭輸給西德那場比賽，荷蘭之所以群星無光，是因為那年正值梵高逝世100週年，「梵高的太陽太猛烈了，星星算甚麼？梵高的畫，細看不是充滿一個個足球麼？」

莫逸風補充，除了西西的作品，王嗇名的《球國春秋》也是一部描寫香港足球的章回小說，依據當時的舊報紙來整理和創作，內容十分精彩。講述足球是如何由英國引入香港，50年代的香港足球面貌是怎樣等真實事件，當中的人物故事有虛構成分。香港文學評論學會成員張承禧亦分享顏純鈎的小說《關於一場與晚飯同時進行的電視直播足球比賽，以及這場比賽引起的一場不很可笑的爭吵，以及這爭吵的可笑結局》講的是80年代的新移民家庭，兒子支持香港隊，父親支持中國隊，看球時產生討論，很快升級為爭吵，甚至引發父子相互爆粗了。眾人聽後爆笑。

香港甲組球員黃Sir認同香港足球是本土身分認同的體現，也留意到近來越來越多市民支持港隊，希望保留更多的本土價值。這次參加讀書會，開闊了他在足球書寫方面的視界。

文學主場

喂，落場踢ball喇！

談完足球和文學，就輪到大家下場踢球啦！年長的蘇Sir毫不猶豫地加入，那些本來說不參與踢球的文人也紛紛上陣。於是，8位男子，4對4，踢了一場沒有守門的「斯文波」。開始看來斯文，踢到中途就越踢越激烈，有人摔跤了，有人踢掉鞋，滿場充滿跑步聲、踢球聲、歡呼、笑聲。「斯文賽」終歸斯文，大半小時裡踢出打和5比5。球員們大汗淋漓，完美收場。

作者簡介：亞平，文字工作者、廣東話導師。

【文青身段】聶華苓在愛荷華的三生三世

共產政權正是 聶華苓出走的原因，卻對1972年中美建交感到興奮，原來聶華苓和安格爾之所以感到高興，乃因他們想的不是世界政局，而是思考可以如何為文學貢獻。

紀錄片  《三生三世聶華苓》

陳安琪執導的紀錄片  《三生三世聶華苓》，拍出了聶華苓「 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的人生歷程。從迴避共產黨走難到台灣，在台灣加入《自由中國》，被國民黨打壓而移居美國，在愛荷華與詩人保羅‧安格爾結緣，二人開啟了「國際寫作計劃」，廣邀世界各地作家到愛荷華交流創作，對文學的貢獻鉅大。

座談會剪影

在座談會上，陳安琪導演談到這套紀錄片特別重視聶華苓的生活細節，連聶與修繕工人之間的爭執，也放進了紀錄片。這不同於過去台灣、大陸那些較嚴肅、僵硬的聶華苓紀錄片，陳導演認為這樣才能拍出主人公最真實、最人性的一面。 陳導演表示她拍紀錄片不用劇本，而是從角色帶出主題，探問甚麼才是主人公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陳導演先研究了聶華苓的生平和她所創設的寫作計劃，再走訪各地華文作家。

座談會海報

詩人廖偉棠解釋他以家庭原因，無法參與國際寫作計劃，觀看紀錄片後感可惜。廖偉棠本應不能理解，為何共產政權正是聶華苓出走的原因，卻對1972年中美建交感到興奮，原來聶華苓和安格爾之所以感到高興，乃因他們想的不是世界政局，而是思考可以如何為文學貢獻。聶華苓在紀錄片中笑說，他們請台灣的左派，大陸的右派，兩面都不討好，但正因為這樣，創造了一個多元交流的空間，事實上這也是當時兩岸作家僅有可以交流的地方。

講者合照

在紀錄片中聶華苓提到一次與安格爾爭吵時，罵他「外國人」，而安格爾妙答：「你在我土生土長的愛荷華，叫我外國人！」 聶才笑說：「我才是外國人。」這正道出了聶寫《桑青與桃紅》的主題，以及一直以來她作為「外人」的思考，而這種「外」也是近代中國人的命運。廖偉棠表示，聶華苓由說「祖國」，到後來祖國對自己已經不是「祖」。「花果飄零，靈根自植」，正是作家必須有的一種「斷裂」。

作者簡介：
張承禧，嶺南大學中文文學碩士。現於出版社工作，研究興趣為香港文學與中國現、當代文學，評論曾收入《本土、邊緣與他者》一書。

【文青身段】林燕妮與香港文學

林燕妮一生遊走商業和文學的世界，作品包含通俗和藝術元素。透過她的創作歷程和作品，我們明白到成功的作家，除了文字技巧工夫了得外，如何將經歷和際遇化作寫作的養份，不斷嘗試新題材，使作品充滿活力和啟發，這些或許是她的作品對香港人帶來的主要魅力。

悼念香港作家林燕妮小姐（圖片來源：網絡）

【文青身段】林燕妮與香港文學

香港著名女作家林燕妮，2018年6月1日在養和醫院因肺癌病逝，享年75歲。她除了是本地著名的廣告人外，更是著名的專欄作家、散文及小說作家，金庸曾評價她是「現代最好的散文女作家」，這評價當然至今仍具爭議，但可反映她的影響力。她曾在《明報》、《明報週刊》和《新報》等報刊撰寫專欄。1974年在王敬羲協助下，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懶洋洋的下午》，令她一炮而紅。1975年戴天等人替她出版《小屋集》，又寫作小說，由博益出版社結集出版《痴》和《盟》等，其後數十年著作不斷。

關於寫作，林燕妮有她的看法。她在2011年8月寫過一些文章，回顧自己的創作觀。她在〈我的文字路——相互擦光芒〉中說：「沒有靈感這回事的，只有靈機一觸的感想，才會提筆疾書。誰都知道我的人生經歷不尋常，不過我不會我手寫我心那麼魯莽，寫得快不等於不思量。至於寫什麼，便得看當時的情緒了。」接著又在〈我的文字路——我寫書時書寫我〉中說：「『寫作就像演戲一樣，只不過文章是用腦子演戲，一個人分飾書裡面所有的角色。』真的，每到小說寫完時，就好像跟書中所有人道別似的，依依不捨，明天又得扮演另外一些角色了。」

林燕妮一生遊走商業和文學的世界，作品包含通俗和藝術元素。透過她的創作歷程和作品，我們明白到成功的作家，除了文字技巧工夫了得外，如何將經歷和際遇化作寫作的養份，不斷嘗試新題材，使作品充滿活力和啟發，這些或許是她的作品對香港人帶來的主要魅力。

《明報》在6月6日刊出她在該報最後一篇專欄，題目是〈我又見到永恆〉，文中說：「別人看我，何等精彩，何等燦爛，我看別人，明白一切盡在流光之中，時間不由我操控，但可以憑一枝筆,留住永恆,但願大家也一樣，享受愛，享受永恆。」她以一枝筆留住永恆的遺願，相信在讀者心目中達成了。

#林燕妮

【文青身段】「四圍讀書會」：解讀《盧麒之死》的多種方法

本來就知道盧麒存在，在閱讀文本時，不免有查找檔案的習慣，從中掌握事實，證明自己相信的「真相」。不過，他發現文本的重點不在檔案書寫，而是檔案處理的問題，因為作者以盧麒這類被遺忘的hero(歷史英雄人物)為題，以至當中抽取的片段明然牽涉到她的取態

「四圍讀書會：讀《盧麒之死》到底有多少種方法？」海報

「我的非虛構小說：字義衝突，互相出賣：只能如此。」黃碧雲以此形容《盧麒之死》，引起了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其內心裡虛、實之間的衝突。2018年5月20日於灣仔天地圖書舉行的「四圍讀書會」便以「讀《盧麒之死》到底有多少種方法？」為主題，講者們與參加者圍起來討論讀書心得，從文學、歷史、社會等以至不同世代的角度切入文本。

主持吳廣泰向在座讀者提問

引入方法

　　讀書會開始時，主持吳廣泰提問在座讀者對《盧麒之死》的意見作為引入。大專講師兼評論作者馬世豪博士回應，新聞報導在文本中的出現非片面地鋪陳歷史片段，作者所做的反而是通過不同包裝喚起人們心靈，挑戰「現實」。各人點出了閱讀時面對著三個可能：歷史所代表的真實、文字的多樣性以及文學承載的情感。

香港猶太大屠殺及寬容中心教育總監、歷史學者李家豪以歷史檔案解讀《盧麒之死》

歷史篩選所代表的抉擇

　　在場出席者朋友Simon Li(香港猶太大屠殺及寬容中心教育總監、歷史學者李家豪)先以歷史檔案的角度回應。他認為本來就知道盧麒存在，在閱讀文本時，不免有查找檔案的習慣，從中掌握事實，證明自己相信的「真相」。不過，他發現文本的重點不在檔案書寫，而是檔案處理的問題，因為作者以盧麒這類被遺忘的hero(歷史英雄人物)為題，以至當中抽取的片段明然牽涉到她的取態，例如書中提及梁天琦案件，都使他覺得作者有意把盧、梁兩人互相映照。

歷史節目主持兼文學人曾卓然博士從六十年代的全球歷史角度切入解讀《盧麒之死》

無法超越的歷史　

　　歷史節目主持兼文學人曾卓然博士從六十年代的全球歷史角度切入，指出當時世界各地都以激烈的手法處理人們對社會的不滿，例如法國的「五月風暴」；而香港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正處於這種氛圍下成長，盧麒等人正屬於這年輕世代，他們又如何表達對殖民管治的不滿呢？這種六十年代的框架暗示了歷史的經驗應該被思考，反思這些激烈的手法是否有融入機制的可能。作者通過盧麒事件更加點出年青人面對官逼民反的社會議題，如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其激烈的應對方法往往是憤怒的反映。「憤怒」歷來都是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所以作者認為香港人無法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只有情感的繼承。

文學創作及研究者吳美筠博士認為當檔案不能表達「真相」時便只有依賴文學呈現

虛、實穿插中呈現的文學震撼　

　　文學創作及研究者吳美筠博士認為當檔案不能表達「真相」時便只有依賴文學呈現，通過文學的震撼讓人在情感與想像間徘徊，記著有關盧麒的這段歷史。文學強調陌生化，從藝術手法上作者就巧用了不標明檔案出處的手段，令歷史檔案語體喪失，顛覆讀者過去的閱讀經驗，令他們更關注字裡行間的描寫。例如「線人」與「被跣」的廣東話雙關也見作者用心，在閱讀時不免從盧麒聯想到梁天琦，這裡到底是對比還是襯托呢？文學閱讀語境不同也令其呈現手法出現多樣性。即使盧、梁二人身處於不同的時代，但他們的遭遇都引起人們相似的關懷，文學不是要呈現真實，而是呈現生活在同一空間中大家共同擁有的情感。

評論人張承禧回想學生時期的歷史課從沒提及「六七」，這場暴動對年輕人來說是一段被遺忘的歷史，盧麒也是被消失的人。

年輕人在香港歷史輪迴下的孤寂

　　從年輕讀者的角度出發，評論人張承禧回想學生時期的歷史課從沒提及「六七」，這場暴動對年輕人來說是一段被遺忘的歷史，盧麒也是被消失的人。小說便像「打更人」般「咚，咚，咚，撐」強調「時間記認」，喚召我們的集體記憶。小說提到「許多年後，街上的恐懼與熱烈一樣」，寫出從盧麒到梁天琦抗爭的困局，不期然令人想起《百年孤寂》亦以「許多年後」的時態，在開首就寫出邦迪亞上校與拉丁美洲的命運。盧、梁二人相距五十年，香港的物質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又有否真正的成長？透過年輕抗爭者的重影，小說道出香港歷史的輪迴，以及自開埠以來主體性的百年孤寂。

《盧麒之死》書影

後記

　　讀書會最後也沒有指出一種絕對的讀法，因為從不同的詮釋中，大家也見《盧麒之死》呈現的語言多樣性。讀者在閱讀時不免會探求盧麒這位歷史人物的事跡，找出被遺忘的「真相」。不過從文學的角度更加可以感受到作者用心，從歷史檔案語體喪失所造成的陌生化令我們知道「真相」不只是一種事實的真實，而是情感的真實。盧麒以至梁天琦案件中都見年輕人對社會不公所產生的憤怒歷來都存在，文學有別於報章或檔案，承載了六十年代至現代香港人在情感結構上的繼承與變化。

吳芷寧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學生。喜歡中國文學批評及繪畫，偶爾創作漫畫。